最近，马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炮轰传统银行是“当铺思想”；嘲讽巴塞尔协议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扼杀创新；指出中国金融问题不是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金融生态系统。马云的演讲激起了人们对旧金融与新金融、旧体系与新技术的争论。
马云称“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思想”。什么叫当铺思维？当铺思维就是以资产抵押为信用发放信贷。
当铺思维背后隐藏着当今货币经济时代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颇为单一——商业银行主要以抵押资产为信用发放信贷。如今大部分货币都是由商业银行创造的，商业银行的信贷货币建立了一个经济逻辑：“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
这种单一的货币介入方式以及经济逻辑是否存在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成长性很好的科技企业，但是因没有固定资产抵押，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初创期的腾讯就遭遇这种情况。另外一个人是普通白领，早期低价买入了一套房，他将其这套房产抵押给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然后用这笔贷款购置第二套房。
从直觉来看，现有的银行体系最起码有几点不合理：一是银行信贷只以或主要以固定资产抵押发放是不合理的，真正需要贷款的企业却无法获得；二是银行信贷没有支持实体经济与技术创新，反而助长了金融投机和资产泡沫；三是先获得货币的人比后获得货币的人更有优势，从而造成财富不公。
下面我们用科斯定律和坎蒂隆效应来分析这个问题。
根据科斯定律，“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没有问题。科斯定律说的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的情况下，不管初始的权利配置如何，市场交易最终会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有一个通俗的表述是资源不管被谁拥有，它最终都会落到使用价值最高的人手上。
比如，果农种植的水果，最优质的往往出口到发达国家，次级的水果留给自己食用。又如，初恋女友倾国倾城，两人开始相爱，但以分手收场，她最后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男人（扎心）。
回到科技企业这个例子。科技企业没有固定资产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但依然有可能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比如，初创期的腾讯在银行碰壁，但IDG和李泽楷分别购买了腾讯20%的股份，马化腾因此获得220万美元的投资。
科斯定律的逻辑是，价格是一组发现程序。即便最开始，银行只给有产者提供信贷，但这并不重要。资金永不眠，总是在寻觅机会，信贷经过“兜兜转转”最终会找到有价值的你。就像，马化腾遇到IDG和李泽楷一样。
但是，科斯定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极为重要，但又不是太严谨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与交易相关的一切费用，比如信息搜索、讨价还价、合约签署、法律监督等。
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一个交易费用相对较低的市场，比较接近科斯定律。在美国，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发达，创业者即便不能从商业银行中获得贷款，也可以从投资银行中获得投资。IDG就是一家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它投资了中国的腾讯、百度、搜狐、小米、美团、金蝶、携程等600多家科技公司。
投资银行的钱从哪里来？他们的钱主要来自私人募集，但这些钱的源头都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所以，商业银行的信贷不管最初发给谁，在平滑的市场中，最终会流向有价值的企业。
但是，如果交易费用很高，情况则不同。科斯定律也说到，如果交易费用很高，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同时市场无法达到最优效率。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交易费用高的情况。
在交易费用高的市场中，货币流通是非均衡性的，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最先得到货币，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在经济学历史上，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最早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坎蒂隆是一位金融投机家，他与约翰·罗关系密切，并在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危机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位金融投机家以敏锐的观察，在《商业性质概论》中指出，货币介入的方式不同，以及不同的人持有货币，对价格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
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观点不同于货币中性。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坎蒂隆还进一步指出，最先拿到货币的人推高了价格，对不持有货币的人构成财富掠夺。凯恩斯在其早期的《货币论》中也指出，通胀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
比如，增发1万亿货币，商业银行率先给了有抵押物的房地产企业、大型企业和业主，或中央银行直接以购买资产的方式注入股市、债市。这会推高房地产及金融资产的价格，相当于洗劫了无产者的财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坎蒂隆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最初的信贷流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可能引发资产泡沫，风险加剧，资金会逐渐或快速流入其它市场，比如科技企业。
但是，现实中，扭曲的金融制度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创造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抬高了交易费用，阻断了货币流通，导致货币长期“滞留”房地产及金融市场。
扭曲的金融制度具体来说有两点：
一是商业银行以固定资产为信用发放贷款，导致商业银行与房地产深度捆绑，信贷货币沦为“土地本位”。
二是中央银行实施“最后贷款人”原则，一旦金融危机爆发，便出手施救商业银行和大型地产公司；同时创造巨额的“多余”货币。
这就诱发了道德风险，“大而不倒”，“泡沫刚性”，投资者对房地产建立只涨不能跌的信仰，资金对政府建立了救市心态。比如，大疫之年，大规模的货币硬撑中房，推动美股V型反弹。资金重返“案发现场”，坚守“国之重器”。
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的割裂表现在一些家庭中：男人拿钱创业，办工厂，折腾几年老本亏光。女人拿钱买房子，家庭地位飙升。
所以，在扭曲的金融制度和高交易费用的环境下，信贷货币以固定资产为抵押的单一介入方式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资产抵押-信贷货币-生产流通”的经济逻辑正在诱发风险：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助长泡沫，阻碍创新，扩大贫富差距，引发社会不公。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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