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开始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到1999年已经降至1.49。之后虽缓慢回升，到2017年也仅为1.63，这个数据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持续的低生育率导致中国劳动力人口不断下降。据预测，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在2017-2025年期间持续下降，且降幅每年扩大，到2020年之后平均每年下降400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规模每年都在增加。预计到2025年，经济活动人口将由2018年的8亿下降到7.6亿左右。
一边是出生率低，另一边则是人口老龄化加剧。1990年，国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比重仅为4.56%，到2018年，老年人口比重达到了11.94%。按照目前数据来看，未来国内老年人占比快速增加的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到 2030年将达到25%，2050年达到惊人的46%。
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导致社保负担快速加重。2014年，中国社保基金开始出现缺口，此后连续五年，缺口持续扩大。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低生育持续，劳动人口减少，社保缴纳人数下降，领取社保的老年人增加，未来社保压力将更大。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以梁建章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们大力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甚至建议大力鼓励生育，缓解生育率低的问题。但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历史经验都表明，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会逐渐下降，然后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所以，即便全面放开生育，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未来低生育、老龄化的趋势也难以逆转。
但我们依然应该支持全面放开生育。主要原因是生育是一种市场行为，我们应该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而不能违背经济规律，直接干预生育。这个理论最早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贝克尔将生育、婚姻、出轨等行为界定为市场行为，他在1981年的演讲时就说过：“生儿育女是投资耐用品。”如果生育这种市场行为受限，相当于劳动力供给受到抑制，这样会阻碍经济效率，甚至引发结构性问题。
放开生育甚至鼓励生育只是单纯增加人口供给的政策，这种政策是治标之策，很难有长期效果。真正的治本之策是优生优育，这是解决低生育、老龄化问题的关键一步。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会倾向于少生。他们会选择培养好现有的孩子，从现有孩子的教育、成长、陪伴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生育选择从多生转向少生优生优育，才能推动职业竞争力和家庭收益增加，进而推动国家人力资本及技术水平的进步。所以，家庭选择少生优生，培养技术型、知识型人才，可以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人口数量向人力资本转型，突破低生育和老龄化陷阱。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提供充足的、优质的基础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解决住房、医疗及教育资源不足和不均衡的问题，让孩子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才能保障家庭在生育、教育方面遵循市场原则，做到优生优育。
总体来说，如今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需要用过去创造的财富来弥补，尽可能地缓解养老问题。从德国、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才能让一个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这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数量型增长升级为效率型增长。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里面包括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充足有效的公共用品，低制度成本、低交易费用和低房价泡沫。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充分推动大多数家庭，在生育、教育上遵循自由市场的规律，从多生育转变为少生优育。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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