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来说，青海巴仓农场有种种不详的征兆。
1958年，父亲在大跃进期间获罪，和其他犯人一道，被押在闷罐车里，颠簸了十几天，最后被扔在青海省贵南县的巴仓农场，获释后在此定居。
我们兄妹三人，原本安稳生长于兹。但大哥20岁那年，去场部的文化室看电视，在向管理员要钥匙的时候，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倒地去世。
一年之中，跟大哥一样突然死亡的年轻人有好几个。有人说，前些年这里死了很多犯人，邪气重，专克年轻人。
大哥的离世，让父亲对这里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怨恨。
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执着于让我们离开农场。他对我们三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读书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严格，小学三年级的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才70多分，父亲一把扯烂成绩单，然后把我拖到外面，说要把我活埋了。他期盼着我们长大后，可以走出农场。
但我对农场的感情和他人不同。比如这里随处可见的狼毒花，根、茎、叶均有剧毒。有人觉得，那象征恐惧和死亡的威胁。但我偏偏喜欢采回来一大捧，摆在我家的土胚房里，点缀些原野的生机。
图|狼毒花
我们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靠着父亲修拖拉机那点儿工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那时，一家人的主食通常是洋芋和青稞面，一个月定量供应的15斤白面根本不够吃。
即使如此，作为高原孩子的我，对巴仓农场的记忆依然是温柔的。走出农场，是一片不见天际的原野，我喜欢跟农场的子弟们一起，在原野上无忧无虑地玩耍。
农忙时节，父亲经常要加夜班，农场提供夜宵，有馒头、烙饼、炒饭，父亲舍不得独自享用，会用茶缸装回来给我们吃。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勤劳、贤惠，用最大的爱呵护着这个家。
农场里有一台淘汰下来的磨浆机，父亲求了好多人，才以废铁的价钱买下。父亲小时候看过村里人做过豆腐，凭着记忆开始尝试。
他自己打土坯，在原来房子的外面搭了一间房子，开起了一家小吃店，经营豆腐、豆浆、油条和面食，我们的课余时间经常在小吃店里帮忙，生活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
图|小吃店旧址
但父亲的悲伤始终蛰伏在他心底，有时候溜出来，在他最柔软的地方咬上一口。
冬日的巴仓农场，天寒地冻，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每逢除夕夜，父亲讲的全是他小时候的事情。说着说着，父亲眼圈就红了——他想念老家。
父亲的故乡位于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的蒋村，那是与西北高寒农场相去甚远的江南小县：
祖母是小脚，针线活是村里的一绝；村口的小溪，有成群的石斑鱼，用网捕上来，裹上面粉油炸，是下酒的好菜；后山有成片的毛竹，春天，竹笋两天不拔就长到半人高；家门口的那棵柿子树是祖辈就种下的，结出的柿子又红又甜，吃不完，就做成柿饼，留着过年吃。
刚开始，父亲只是试探母亲：“要不，我们一家人迁回我老家生活吧？”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孩子们在这里都习惯了，再说，转学过去，会影响成绩。”父亲轻声嘀咕道：“人年纪一大，就更想老家了。”
1989年年初，父亲预订了车票，准备春节期间带全家人回老家探亲，但出发的前一天下起大雪，道路封闭，车辆不通。那个春节，父亲过得闷闷不乐。
大哥离世之后，父亲离开的决心更甚。有时候喝了酒，就冲母亲吼：“要是当时听我的回老家，儿子就不会死，这里不能呆了。”
尽管心脏病、类风湿、高血压等疾病缠身，也没能动摇父亲。上高中时，父亲决定先把我送回蒋村。一直以来，父亲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回老家的行李是父亲帮我收拾整齐的，一条被褥，被绳子紧紧地捆扎成一团。
独自去往陌生异乡，让我无比惶恐。那天晚饭后，我独自出了家门，原野已经被帷幕一样的暮色包围，让我有些透不过气。
回到屋已很晚，父母都已经睡下，我偷偷地把捆紧的被褥松开。第二天起床时，被褥又被捆好了。父亲看我一眼说：“我送你上车站。”我眼泪就刷地流下。
我转入蒋村的一所学校，寄住在大伯的家里。父亲自己也在到处送礼托关系，要办理病退，尽快回到老家。
蒋村的一切都那么陌生，让我最不适应的是气候，潮湿、闷热，夏天的时候，身上被蚊子咬得全是包，还流着脓水。
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念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父母，独自一人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流眼泪。有一位村干部路过时看到我，担心我出事，把大伯一家人都叫来了。
图|浙江省常山县蒋村外境
一直在高寒的青海生活，我脸上有高原红，很多同学私下里都叫我青海妹子，我总是融入不到他们中去。
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我用攒下的零花钱，在学校旁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巴仓农场的长途电话，一听到父亲的声音，我就哭了：“爸爸，我要回家。”父亲说：“那里就是家啊，是爸爸的家，也是你的家。”
1997年3月份，56岁的父亲终于办妥病退手续，快速将农场的房子和家具以最便宜的价钱处理掉，带着母亲回到老家蒋村。后来，大学毕业的二哥也留在浙江省杭州市工作。我们一家彻底与青海断绝了关系。
父亲拿出多年积蓄，在老屋边上盖了一座砖混结构的二层房子。在外漂泊大半生的父亲，带着一身的病痛，终于回到故乡，落叶归根了。
代价是，我们家其余的人都被迫远离故乡。父亲是自私的，他似乎从未顾及我们的感受。
母亲也曾提过，想回青海看看亲人，或者住上一段时间。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受不起长途车旅劳顿。何况，在巴仓农场早逝的大哥，是父亲心口永远结痂不了的伤，大家都不愿去触碰。
也许是被压抑了太久，也许是出于对父亲的埋怨，我开始故意叛逆，与父亲作对。高考那年，我落榜了，这让父亲非常失望。
第二年，我认识了我的前夫。他是蒋村人，为人本分，对我也非常照顾。但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认为他是农村户口，不能给我一个幸福的未来。
我当时执拗，偷偷从家里拿出户口本，跟前夫登记结婚。
回到故乡的父亲并不开心，蒋村早已不是他年轻时的样子。在巴仓农场度过了近40年，而故乡，不过占据了他前17年的时间。哪里才是故乡？他开始摇摆。
母亲同样不快乐，我经常看到两个老人默默地坐在门口，父亲看着门口的那棵柿子树发呆，而母亲，则望着通往外面的那条村道出神。
2006年，父亲得了重病，从检查出来到去世，不到半年时间。
父亲去世后，以前常念叨要回青海的母亲，倒是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母亲在浙江生活，语言不通，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亲人，她内心的那种孤独和寂寞，别人是体会不到的。
在母亲面前，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从不跟她谈论有关青海的话题，怕触动她的思乡之情。
一天晚上，母亲和我正吃着饭，她说：“我以后死了，你把我跟你爸爸葬在一起，我陪着他，你爸爸，可怜。你大哥，更可怜，青海那么远那么冷，没人陪他。”
我听后泪水直流，又怕她看见，就偷偷地抹去，心里说：“妈妈，你也可怜。”
我经常会在睡梦中回到巴仓农场。2005年7月的一天，我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一样，鬼使神差，独自一人坐上去西宁的火车。但下了火车，我没敢坐上开往巴仓农场的汽车。
我怕到了那里，看到那些熟悉的景和人，再也不肯离开，于是立即买下一张返程的火车票。
猛然间，我在自己身上看见父亲的影子。渐渐的，对他的怨气变成了理解。
父亲离乡时才17岁，跟我离开青海时的年龄相仿。父亲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父亲告发占有集体物资的生产队蒋队长，举报不成，反而因此获罪。
那年的10月初，家门口那棵柿子树上的柿子红如烈焰。父亲被判了15年，被带走时，没有告知家人一声，也不允许捎带换洗衣服。
父亲被送往西北劳改农场，从事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窖、修渠等劳动。父亲拼命干活，希望能减刑，早一天回到老家。1971年10月中旬，获得两年减刑的父亲刑满释放。那年，他30岁。
一位姓区的管教干部找父亲谈话，建议他留在农场：“回老家种地，生产队记的是工分，年底才分红。倒不如在农场就业，每个月有48到52元，发的还是现钱。”
父亲说：“我还是想回家。”
那天，巴仓农场下起那年的第一场雪。父亲走出劳改农场大门时，仰起头，让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脸上，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整整呆了13年的地方，然后一转身，踏上了回乡的路途。
图|巴山农场
与当初被带走时一样，回到蒋村时，门口的柿子树上正红得耀眼。当父亲出现在大伯和大姑的面前，他们几乎不敢相认，眼前的这个人，苍老、黑瘦、拘谨，根本找不着以前的影子。
大伯已经成家，生养了两子一女；大姑嫁在邻村，也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贫困。而当年陷害父亲的蒋队长，3年前生了一场病，已经去世。
大伯整理出一个房间，让父亲安顿下来，随后带着他去生产队参加劳动。父亲干活舍得下力气，但别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躲着他，就连以前的玩伴也不愿意同他来往。
一次，生产队长指派两名社员跟父亲一起挖畦，其中一人说：“队长，你派别人去吧，我不愿跟犯人一起干活。”
大伯的房子本就不宽敞，父亲住进来后更加拥挤。伯母的脸色慢慢地不好看起来，时不时要甩几句风凉话。
父亲在青海呆了13年，老家的气候一时未能适应，感冒发烧全身打摆子。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突然有了物是人非的感觉——这还是自己日思夜想，竭尽全力想要回到的故乡吗？
父亲想起了区管教的话，决定回青海的巴仓农场。
1971年12月，与巴仓农场分开50多天后，父亲重新回到了这里，他找到区管教，张口就说：“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
区管教点点头说：“哪里的黄土不养人，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像你们这些人，留场就业是最好的选择。”
在巴仓农场，刑满之后留场就业的人占了五成，有的是习惯了农场的生活，有的是家乡已经无房无地无亲人，也有一些像父亲一样，感觉到故乡已物是人非，又再度折返。
和大多数人一样，父亲也想在高寒的西北农场有个家。1974年5月，在别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另一个村庄的母亲。随着我们兄妹三人陆续出生，父亲终于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
与父亲阴阳相隔8年后，母亲去世了，她和父亲终于葬在了一起。我和前夫情感不和，离了婚，女儿也判给了他。我彻底变成了在异乡漂流的浮萍。
2014年，我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有一次，我到江苏南京联系业务，天下着瓢泼大雨，站在窗前望着雨雾中的城市，忽然特别想念巴仓农场。
我取出手机，在qq搜索框上输入“巴仓农场”，立即跳出来二三十个群，我一一加入，看到好多熟悉的名字，有小时候的玩伴、邻居和同学。
看到我的消息，他们又惊又喜，说：“王小玲，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你现在过得好吗？我们大家都非常想你。”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那一夜，我失眠了，睁眼到天明。第二天，我给杭州的二哥打电话，说了自己的决定，二哥沉默了一下，说：“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回去吧。”
次月，我去父母的坟前上了香，然后锁上门，提着行李箱出了村。难道是巧合？56年前，父亲离开老家时，也是柿子红熟的时节。
本来，我不想让女儿知道我回巴仓农场，走到村口时，正好遇到她放学回来。她问：“妈妈，你去哪儿？”我说：“妈妈回家去。”女儿疑惑地指了指我身后的房子说：“家不是在那里吗？”
我没有回答她，上前紧紧地抱了抱她。我相信，女儿长大以后，一定会懂的。
离巴仓农场越来越近，我透过车窗，看到点缀在原野上的狼毒花，内心反倒越来越平静，也越来越踏实和放松——这是回到故乡的感觉。
回到巴仓农场的第二天，我去给大哥上了坟。转眼近20年时间过去了，坟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芳草，也摇曳着几束狼毒花。
知道我回来了，许多玩伴、邻居、同学都来看我，大家在一起聊天、吃饭、喝酒，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贸易公司，需要经常游走于青海各地组织货源。
虽然辛苦，但也开心。路过旷野，我停下车，张开双臂，大声地呼唤、唱歌。
图|王小玲
生活在浙江的女儿，是我最大的牵挂。工作和生活都稳定下来以后，我希望女儿也能走进青海，毕竟这里，是她外婆的故乡，是她外公工作和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也是她妈妈难以割舍的家园。
2016年的暑假，我把13岁的女儿带到了巴仓农场。
我陪她去了我们曾经的土坯房和小吃店，带着她去原野上采摘狼毒花，带着她去见识在高寒地带顽强生存的牦牛，也给她讲了许多往事。
但到了第4天，女儿的新鲜感过去，变得沉闷起来。那天正吃着晚饭，女儿说：“妈妈，我想回家了。”
我听后，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在女儿的心里，她的家，在浙江常山那个名叫蒋村的地方，不是青海的巴仓农场。
父亲的故乡，是我的他乡；父亲的他乡，成了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又成了女儿的他乡。
人生可以去的地方很多，可以回的地方却很少。可以回的地方，是家，是故乡。然而，对于我们一家三代人来说，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
*以上为王小玲口述
作者 | 马 朝 虎
喜欢文字的电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