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欧40多年,英国怕什么?

入欧40多年,英国怕什么?

1957年3月,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正式签署《罗马条约》,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

议会民主制国家权力中心在国会,提前大选多为强推式的非常规作业。12月12日英国下议院选举,就是围绕着同一“脱欧”论题展开的第二次提前大选。

11月29日,首相约翰逊公开表示,希望大嘴盟友特朗普在伦敦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不要对英国大选出言干涉,显然是担心给工党送上口实。毕竟,2017年特蕾莎·梅的“殷鉴”未远—上次提前大选,保守党正是在民调较大幅领先的情况下,丧失了下议院绝对多数。而近日42%的民调支持率,还不足以带给保守党绝对多数席位之“包票”。

自卡梅伦任内公投开启“脱欧”魔盒以来,脱欧俨然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无论朝野,都陷入一种不正常的亢奋状态;即使有基于理性与逻辑的利益考量,也不得不屈从于舆论,被民意洪流裹挟前行。脱欧为何?是一个涉及内政外交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但大致可以总结为根深蒂固的“光荣孤立”情结。

“战栗的和平”

“光荣孤立”一词,源于19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一言蔽之就是置身于欧洲大陆事务之外。当然,这并非消极孤立,而是尽可能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维持欧陆列强间的均势,具体表现为“协调”和“不结盟”。這副“君子不群不党”的清高做派,也是英国自以为的“光荣”的来源。

之所以要“不结盟”,英国也是汲取了历史教训。19世纪早期,在联合欧陆各君主国击败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后,英国却为他人作嫁衣—沙皇俄国一跃成为“欧洲宪兵”;19世纪中期,英国又联合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通过克里米亚战争一举重创俄国,但这又让奥斯曼帝国回光返照,不利于英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布局。

讽刺英国“光荣孤立”的漫画

英国对欧盟的需求仅限于经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立场消极。

英国的光荣孤立,看似像美国贯穿整个19世纪的孤立主义,但所处大环境不同,两者的本质迥异。美国的孤立主义,是国弱势孤时为防备欧洲势力介入不得已而为之,就像一个幼年期的孩子羽翼未丰,战战兢兢地拒绝成年人的世界以免受到伤害。而英国的光荣孤立则是守成大佬凭仗财势,小心翼翼地防备犀牛闯入自家的瓷器店,通过“协调”努力维持着成人世界的秩序。

外强中干的俄国不识时务,被英国狠狠教训,但实力犹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强势崛起的德国,较之俄国更具叫板英国的本钱。围绕着“东方问题”,以1878年柏林会议为分水岭,列强开始流行结盟对抗,欧洲大陆进入了一个争斗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失控的时期,史称“战栗的和平”。

一心独善其身的英国未能保持不盟金身,于1902年与亚洲的日本结盟,以遏制俄国向远东扩张。或许,在英国看来,日本并不真正属于文明世界,但此例一开,光荣孤立也就名存实亡。

为何选择入欧?

二战结束后,有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战后在美苏两极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需要,西欧启动了一体化进程。英国在1949年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不同于欧盟委员会)组建时比较积极,但在稍后的欧洲共同市场建设中,因为法国的杯葛,被长期排斥于欧洲共同市场之外。

法国的怀疑并非无理取闹。一场二战削弱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废墟上真正意义上的战胜国,只有英国与苏联;而欧洲一体化的雏形“六国煤钢联合体”的创始国,要么被纳粹占领过,要么被美苏打到服软,核心国法国对此极度敏感—其本意就是要通过欧陆国家结盟,在美苏两极之外打造第三极势力。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肇源,背负着战争原罪,影响力天然受限。放眼欧洲,可能冲击法国核心地位的只有英国。况且在法国看来,英国虽然摒弃了光荣孤立,但一味亲美附美,与欧洲若即若离,吸纳进组织弊大于利。从煤钢联合体到1965年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英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欧盟法与英国法并行,欧盟法甚至占到英国现行法律的一半以上。

当时,欧共体排斥英国,英国却极度需要欧洲,因为英国的经济境况不好。早在一战前,英国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伍者,之后长期作为欧洲列强中经济增速最缓慢者,早已沦为啃老本的纨绔子,且社会固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英国大众为此将主张建设福利国家的政坛新势力—工党推入白厅,但经济依然低增长,甚至还发生滞胀,一连持续30余年;高福利也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养就了一大批“端碗吃肉,放碗骂娘”的“无产有闲阶级”。

反观法、德,战争创伤更深,但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甚至连意大利都一度将英国甩到身后。经济界甚至将英国的长期滞胀取名为“英国病”,英国甚至还得了“欧洲病夫”的诨名。所以,“只有加入欧洲才能救英国”逐渐成为当时英国的全民共识。

197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病故,继任者蓬皮杜对英立场松动,英国于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

伦敦街头

为何要退出欧盟?

1973年眼巴巴地加入欧共体,2016年又眼巴巴地要求退出欧盟,英国的举动令欧洲盟国惊诧莫名。

作为一个成熟的老牌大国,英国在涉及国运走向的重大议题上断不会随意行事。当初加入欧共体是为了挽救英国经济,如今要求退出欧盟,难道仅仅是为了挽救英国主权?

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43年间,欧洲发生了什么?英国又经历了什么,以至于萌生退意?

进入冷战后期,欧洲的一体化持续推进。横向上,成员国不断增加;纵向上,从《申根条约》开放国界到建立欧洲单一法律、统一货币,一体化程度加深。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1993年欧盟成立。欧盟成立至今20余载,经东扩成员国增至28个,体制、发展不平衡导致成员国良莠不齐,形势与当年英国加入时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中东欧的原苏联阵营的后进国家而言,加入欧盟意味着机会;而对于那些发展程度相当的发达国家成员,则意味着负担增加。

毋庸置疑,当初加入欧盟给英国带来了发展机遇,比如打破贸易壁垒降低了关税,给英国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好处,但真正挽救了英国经济的并非欧盟。事实上,英国入盟6年时,至工党卡拉汉内阁任期末,面临的仍是一个经济滞胀、罢工频繁导致社会瘫痪的烂摊子。直到1979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上台,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英国的陈年痼疾才算有了真正的起色。

保守党此番自由化改革,只是对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并经战时经济模式放大而被工党奉为圭臬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矫正,恢复了市场本来的基础功能,但英国经济却由此咸鱼翻身。

自由化改革的影响深远,引发过工党内部大论争。尽管保守党因矫枉过正输掉民心,但工党大抵继承了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基本面,并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所恢复,从而有了不输于撒切尔夫人时代的“布莱尔繁荣”。

本国经济繁荣之后,英国看待欧盟的眼光也跟着变了—不是变宽容了,而是变挑剔了。

从入盟动机来看,英国对欧盟的需求仅限于经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立场消极。总体而言,英国于欧盟只是一个勉为其难、爱“挑肥拣瘦”、接近半独立的伙伴。而欧盟对于成员国的需求却是全方位的,一直坚定地沿着从超国家机构向泛欧统一主权的方向发展。这种需求的不对称,给英欧关系埋下了隐患。

1975年,英国第一次“脱欧”公投,街头上的三名女子支持英国“留欧”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及由此触发的欧债危机,是道分水岭。“倒贴钱”“为他人填坑”令英国人不满,而英国经济今非昔比,表现较法、德更为稳健,对于欧盟的需求远不如入盟时那样迫切,更遑论欧盟的中东难民政策带来的社会冲击有多么糟心。

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脱欧派51.6%对留欧派48.4%的比值,显然说明这次公投远不能承担起衡量利弊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充分诠释了民主的真谛,不宜冠以民粹之名。

看过脱欧派民众打出的“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制订我们自己的法律”“看牢我们的边界”等口号,就不难看出公众的不满集中在哪里。无独有偶,1975年英国曾就是否“脱欧”进行过第一次公投,最终67.2%的投票者选择“留欧”。至少,可以问上一句,为什么2016年的留欧派比例会比1975年减少近20%?

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先驱者,欧盟虽非尽善尽美,但完全可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同时,欧盟也有着跨国组织常见的低效、务虚、不接地气等弊端,且因高度一体化弊端更甚。它给英国带来了如下影响:

一是对宪政原则的冲击。英国作为近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创始国,其议会拥有最高权力。欧盟法律规定“欧盟被赋予能够影响成员国及其公民的至高无上权力”,而英国坚持,欧洲议会的立法仅当威斯敏斯特议会“委托”欧盟立法机构制订直接影响英国司法管辖权的法律时,才适用于英国。

二是对司法体系的冲击。欧盟法与英国法并行,欧盟法甚至占到英国现行法律的一半以上。

三是对行政系统的冲击。与繁多的欧盟机构的对接工作,占用了英国公务员的许多精力。文山会海、官僚主义、案牍主义无处不在,出现了可感知的决策者与人民关系在问责制上的缺失,被称作“民主赤字”。这导致包括英国在内各成员国公众对欧盟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

欧洲还是欧洲的,但英国是世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英国脱欧党党首法拉奇(中)曾顾盼自雄,将英国比作“被驴子牵着的狮子”

最后是对次国家级的政治体系的冲击。英国的政党、民间利益团体乃至地方当局,或为谋一己之局部利益,或为省事,越来越习惯于撇开英国政府,直接与欧盟接触,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譬如,苏格兰民族党就有“在一个联合欧洲内成为独立的苏格兰”的纲领口号。

光荣孤立:我们与众不同!

无论选择脱还是留,事关国运,利弊权衡自然不会少,无非做出选择,后果自负。倒是英国人因为自身特殊的地缘和历史,对欧洲大陆一直抱持的猜疑、警惕和优越感,颇值得玩味。

英国与欧洲大陆分离,一道浅浅的多佛海峡,却塑造了英国人的岛民性格。曾几何时,从罗马帝国到诺曼入侵,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互动密切。中世纪时,英国人还有过跨海进军欧陆的梦想。无论是积极参加十字军东征还是百年战争,至少英国是将自己当成欧洲大陆的一分子。直到1558年在大陆最后一隅之地加莱落入法国之手,英国才彻底成为岛国。当法国、西班牙等列强驰骋欧陆,各民族国家陆续成形之际,英国只能静观其变。久而久之,自己也没把自己当作欧洲大陆的一分子,而是与欧陆平起平坐的邻居。

我们与众不同。

欧陆因宗教改革大打出手,我自立英国国教;法国将自己的路易王送上断头台,我有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全世界都统一度量衡,我独爱英制那一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英国的是最好的,传统的是最好的,存在即合理,能延续的更是如此。这种典型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在哲学层面的基本认知分歧,带来了英国人与欧陆人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上的迥异。

英国不喜主动改变,但因岛国地少人多、自然资源短缺而产生的危机意识,驱使英国人不走寻常路,对内推动工业革命降本增效,对外选择欧陆之外的广阔世界作为新的发展空间,竟意外打造出一个世界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欧洲还是欧洲的,但英国是世界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不仅如此,从路易十四、拿破仑、威廉二世到希特勒,每当欧陆出现霸主,英国总能挺身而出,锄强扶弱,充当欧洲自由的捍卫者。情到深处,自己也被自己感动。

二战后的英国势力虽一落千丈,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既有与美国并肩作战解放歐洲的血盟之谊,又有英联邦的一众亲缘国家卖面子,英国的外交底子较法德更好,对于本国要扮演的角色自我定位更高,自然不甘、也不屑于在欧盟怀抱里泯然众人。

综观英国入欧后的表现,其对欧盟扩编的横向发展多予支持,一遇加深一体化的纵向发展,便态度消极。即便是对欧盟事务最积极上心的布莱尔内阁,心目中最好的欧洲,也只是一个较松散的国与国联盟,而非欧洲联邦。

英国脱欧党党首法拉奇曾顾盼自雄,将英国比作“被驴子牵着的狮子”,虽一家之言,恐怕也道出了许多英国人的心声。只是,欧盟倒不至于如驴子般不堪,英国也未必还是其国徽上的那头雄狮。

作者:赵博渊

来源: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