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0月，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领土上与俄军作战
对欧美来说，日俄战争是中世纪之后欧洲以外国家第一次击败欧洲强国，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警惕;对日本来说，这是近代第一次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大亚洲主义”的宣传攻势似乎一片光明;而对沙俄来说，这场战争和早10年的甲午战争一样，都预言了一个老旧帝国的不可救药。
在上述思维定势之外，我们还要看到日俄战争前后的那些纠缠着的因和果。恰如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导致“双头鹰”转头向远东扩张，日俄战争的失败也令沙俄重新把经略重点放在了巴尔干半岛。再后来，俄国被“巴尔干火药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就有了震惊世界的1917年革命。
《马关条约》引发的日俄战争？
几百年来，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西方国家的此起彼落一直深远地影响着世界的权力版图。19世纪后半叶，国际局势的舞台主要表现为英俄大角力。处于寒带的俄罗斯对不冻港的虎视眈眈，让海权霸主英国如坐针毡。而日本的加入，大大搅乱了20世纪之初东西方列强的实力对比。
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俄罗斯虽然地理上在远东与日本是邻国，但是关系到国家实力的资源主要在欧洲，这一现实一直持续至今。1882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开始筹建西伯利亚铁路，以便俄国国内人口和权势向亚洲方向发展。这个事件已经预示着后来的某一天俄罗斯和日本必然在远东地区产生利益的碰撞，因为日本这一边，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谋划着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将拳头伸向中国。
1894年的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大胜告终。这一胜仗震惊了世界，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战后的《马关条约》，为日本控制东北、侵略中国提供了全方位的便利。地缘上中国结束了中朝藩属关系，日本一步步吞并朝鲜，使之成为侵华的前哨基地。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战略界出现了两个派别：一派认为俄国需要增进与日本的关系，分享日本在中国取得的成果，获取远东的不冻港;另一派则认为，日本的胜利标志着日本將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势必挤压俄国在远东的战略空间，因而需要联合中国遏制日本。最终，沙俄选择了后者—联合德法，强烈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同时换取了自身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的权利，为连接不冻港的战略扫清了一大障碍。
沙俄的选择，加深了日本的怨念。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胜出，也给日本一针强心剂：老师都可以被打败，隔壁对手也值得一战！此后，日本暗中内外兼修，积极准备对俄作战。国内方面，短短10年，日本海军实力几乎增加了3倍，陆军人数增加9倍。对外方面，日本与沙俄的对手英国结盟。
实际上，在日本与英国结盟之前，日本政府也面临截然不同的战略选项：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对俄妥协派，主张共享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实现日俄联盟;另一派则认为，需要运用中国古代“远交近攻”的策略，联英抗俄。
在欧亚大陆另一边的英国看来，随着工业革命尤其是铁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德国和俄国也在迅速崛起，自己已经无法像半个世纪之前一样，通过海上力量来维持欧洲均势。英国亟需在亚洲寻找同盟，来抵抗俄国东向远东、南下印度“寻找不冻港”的攻势。
1902年，相隔遥远的英日两国结成联盟。根据日方后来的记述，日俄战争之前沙俄的国力是日本的6倍左右;沙俄有1.41亿人口，日本只有4400万人口;1904年沙俄钢产量为303万吨，日本仅为9万吨。
英日结盟之后，特别是1903年开始，挟洋自重的日本试图通过外交施压让沙俄屈服，然而沙俄更是加快了西伯利亚铁路远东支线的建设。日本人深知近代以来铁路运输在军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也知道如果沙俄在中国东北经营足够的时间，日本将不再是其对手，所以，当1904年，原来“亲俄派”伊藤博文预测沙俄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大铁路即将全线通车的时候，为了抓住最后的“窗口期”，日本主动挑起了对俄战争。
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大铁路即将全线通车的时候，日本主动挑起了对俄战争。
在俄日对马海战中，沙俄几乎损失了所有海军，英俄在海上的矛盾也随之消失。
日俄战争加速了一战的发生？
1905年9月，日俄两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签订了停战和约。被戏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以日本陆军惨胜、日本海军大胜的结局告终。其中，日本海军舰队全歼一支从印度洋直上西太平洋的沙俄海军舰队的壮举，还被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为“人类历史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景象之一”。
战后，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双方均承认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日俄两国各自从中国东北撤军，沙俄只保留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支线（中东铁路）管理权，而日本则保留大连租借地和长春至大连的铁路支线（南满铁路）。
经此一战，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巩固了其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列强地位。而沙俄的外强中干则暴露无遗，无力再顾及远东，只能退回欧洲，寻求缓和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同时，在俄日对马海战中，沙俄几乎损失了所有海军，英俄在海上的矛盾也随之消失，英国不再将沙俄视为头号对手。1907年8月，英国和沙俄签署了《英俄条约》，界定了彼此在波斯（今伊朗）东南部、阿富汗与中国西藏地区的势力范围。
日本通过殊死一战，堵住了沙俄的遠东不冻港出海口，而英国通过《英俄条约》让沙俄通过伊朗和阿富汗获取印度洋出海口之梦彻底破灭。随后，沙俄只有向巴尔干半岛寻求突破，试图以东正教正统（或者斯拉夫人）的身份统一其势力范围，以突破黑海海峡的限制。与此同时，德国正在推行的将势力扩展到中东的“三B铁路计划”（柏林-拜占庭-巴格达）需要经过黑海海峡，德国和沙俄的矛盾立即凸显了出来。
至此，“铁血政策”统一后的德国，把原来互为敌人的英、法、俄逼成了同盟。《英俄条约》与之前所签订的《法俄同盟》《英法协定》，共同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结盟基础。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日俄战争后，日本的胜利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甚至可以说，到了除了沙俄之外，其他国家都为之欢欣鼓舞的地步。从人种层面出发的，认为这是近代首次黄种人打败白种人，是黄种人的胜利;从被压迫民族角度出发的，认为这是后发国家通过“维新进取”跻身世界强国的一个样板;亚洲的甘地、中东的凯末尔，以及美洲非洲的反殖民领袖，都以此鼓励本国人民进行反抗斗争。
对中国来说，战后，虽然日俄双方都从中国东北撤军，从某种程度上看，当时的中国似乎是受益者，但是战后日本依然保留东北租借地和铁路沿线权益，给了日本驻军东北保护铁路和日本侨民的借口，也为后来通过“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埋下了伏笔。而日俄战争中“黄种人的胜利”这种虚无的“荣誉”，在后来黄种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面前，显得毫无意义。
对俄国来说，日俄战争战败后，外部的受挫，让沙俄执政者更深入地审视内部问题。1905年，沙俄首相斯托雷平启动了著名的农业土地改革。土地问题，一直是地大物博国家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后续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变革的重要因素。1911年9月14日，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欣赏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坦王的故事》时，惨遭枪杀，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宣告失败。此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与国，俄国因为国内的社会问题不败而败;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就是必然的了。
对日本来说，日俄战争中日本陆军用人海战术取得了惨胜，而海军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战争的关键性胜利。正因如此，日本人一提起日俄战争的经验，一般只想到来自日本海军的经验。然而，这场胜仗也让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过于迷信“炮舰主义”，认为两强之争，海军定胜负;同时，还让日本人过于相信一次具体战斗的作用，因而容易陷入投机冒险主义的危险。在二战期间，面对工业产值和钢铁产量远远大于自己的美国，日本仍然幻想通过偷袭珍珠港、歼灭美国太平洋海军主力，一举把美国打得无还手之力。
佛家讲“前因后果”，如今回头再看，历史上的前因后果总是如此紧密相扣，显得如此有逻辑性。可惜的是，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无法吸取教训”，历史总是轮回，却有不同的结局。1945年，当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东北再次较量时，70多万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的铁蹄之下，仅仅坚持了一个星期就土崩瓦解。
日俄战争对世界、对亚洲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在中国人心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历史书上所说的：“两个域外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战争。”甚至当时的满清政府，还为此划出了一片交战区。命运多舛的东北，在近代最近距离地见证了中国的耻辱。直到新中国诞生，东北这个远东必争之地，才被牢牢控制在共和国人民的手里。
作者：刘润生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