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4 日，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联手诉讼美国政府留学生签证新规的案子，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开庭审理。戏剧性的是，开庭不到五分钟，控辩双方就达成了协议，美国政府同意撤销此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从美国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国际留学生签证，到最终宣布撤回，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周让在美留学生和美国高校都焦虑不已。如今这项政策虽然已经在广泛的抨击，乃至诉讼之下被撤回，但背后流露出美国当局对国际留学生的不友好，仍在时刻影响着所有的学生、高校以及广受国际人才滋养的各行各业。
图 | 反对集会（来源：Boston globe）
7 月 6 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突然发布新规，提出入读提供完全在线课程的学校的新生不会获得签证，已经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将被要求转校至有线下课程的学校或离开该国。
这直接关系到近 110 万名国际留学生的去留问题，包括那些在毕业后持学生签证工作的留学生。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全国 1100 所大学约有 8％ 正计划在新学期转为在线课程的方式。
图｜ICE 关于留学生和高校新规的公告（来源：ICE）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随即在 7 月 8 日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规定。后来更多高校也陆续加入其中，通过不同法律手段反对这项政府规定，共有耶鲁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约 40 所美国高校提交声明，支持这起共同诉讼。
7 月 14 日，特朗普政府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闪电和解，正式宣布撤销国际留学生签证新规。
在持续一周的争议最终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校长分别发出公开信，庆祝这场抗争最终取得胜利。
同一天，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 · 莱夫（L.Rafael Reif）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观点文章《美国拒绝留学生是灾难性自毁》，认为虽然该政策已被撤回，但更大层面的战斗远未结束。这种错误的政策的背后，是政府放出希望外国学生远离美国的信号，这种态度反映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严重误判。
这也就是文章标题中提到的：灾难性的自毁。
莱夫回忆起几年前在一个晚宴上，曾经听到一个让他惊讶的观点，来自中国的科技界领袖在一次晚宴上表示，美国在科学创新能够保持优势，原因在于美国的多元化，得以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
与这个外部视角的洞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争议性政策背后体现出来对国际留学生的不友好。莱夫也表示，这个敏锐的观察揭示了：迫使国际留学生离开美国是系统性地削弱美国自己的竞争优势。这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自毁。
图 | 顶级 AI 研究人员的职业发展道路。中国的优秀 AI 人才大部分流向了美国，这些人在美国拿到学位后只有少部分回到了中国。（来源：马可波罗智库）
作为一位美国顶级高校校长，他直接指出，在美国政府尝试限制国际留学生的过程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受到了尤为明显的敌意。
数据显示，83% 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在毕业后仍在美国工作，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是推动各个行业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但目前这一比例开始下降，美国所释放出的不欢迎信号，正是造成这种下滑的部分原因。
图 | 麻省理工学院
莱夫自己独特的移民身份，也使文章内容更加容易让人产生共情。他在文中提到，其父母曾经是以难民身份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前往委内瑞拉定居，那里也是他的出生地。
有意思的是，大概是在他父母移民南美后，1945 年纳粹德国被粉碎，随后美国和苏联分别开启了著名的回形针行动和 Osoaviakhim 行动，目的明确且一致，将曾经为纳粹德国效力的高级科学家、工程师挖到自己的国家。
这批科学家里，不少人因为曾经的纳粹党背景而在后来的工作中引起了外界的争议，但他们后来作出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被称为 “火箭之父” 的冯 · 布劳恩，曾在纳粹德国帮助开发了 V-2 导弹，这是世界第一种投入实战的弹道导弹。在回形针行动里，他所在的整个小组都前往美国，后来冯 · 布劳恩主持设计了土星 5 号，也就是后来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运载火箭。
1974 年，在阿波罗计划结束两年后，拉斐尔 · 莱夫首次来到美国求学。他觉得，当时美国开放、大胆和任人唯贤的文化让他感觉找到了真正的家乡。
40 多年时间过去，莱夫眼见了科学、科技的极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他，天然能够感受到国际人才在推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学术、教育界大概是最强调开放，反对政治与国界的领域之一，长期身处其中的拉斐尔 · 莱夫在文章最后写道：对于我们欢迎和接纳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我们的竞争对手毫不掩饰他们的羡慕。最近我担心，只有在失去这种战略优势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它。
《美国拒绝留学生是灾难性自毁》——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 · 莱夫在《纽约时报》撰文:
面对一种致命的病毒，许多美国高校选择保护自己的社区，将秋季课程大部分或全部放在网上授课。上周，联邦政府有意打乱这些计划，提出一项新规定，如果课程是远程教学，今年秋天可能会有数十万外国学生无法在美国学习。
哈佛大学校长拉里 · 巴考 (Larry Bacow) 称这一举措“残忍而鲁莽”，是迫使各院校开课的花招，就好像疫情已经消失了一样。周二，面对哈佛大学和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联合诉讼，以及来自其他许多方面的压力，政府撤销了这项政策。
然而，更大层面的战斗远未结束。这种错误的政策是政府希望外国学生远离美国的众多信号之一，这种态度反映了对我们国家利益的严重误判。
在任何长期竞争中，没有人比对手更了解你的优势。几年前，在我参加的一次晚宴上，中国科技界领袖们声称，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优势是规模：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提供了永久的助力。但他们也谈到了美国在科学创新方面的持久优势。
是什么给了我们的国家这种优势？他们的解释使我吃惊。这些科技界领袖告诉我，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它吸引了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一起工作和创造。他们说，这对中国来说要困难得多。
这个敏锐的观察完美地揭示了为什么迫使外国学生放弃在这里学习，对于美国来说会是灾难性的自毁：恰恰在这个经济竞争激烈的时期，我们正在系统性地削弱我们的竞争对手最羡慕的优势。
为什么外国人才对美国如此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士顿红袜队 (Boston Red Sox) 并不局限于招募波士顿出生的球员：你的人才库越大，优秀人才的供应量就越大。此外，美国在培养顶尖国际学生的同时也培养了顶尖的国内学生，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创新优势。通过相互挑战、激励和扩展，他们可以让彼此变得更好，就像明星球员能提高整个团队的水平一样。
不幸的是，当你拒绝杰出的球员时，竞争对手会很高兴签下他们。其他国家正在努力吸引那些因为日益增长的反移民敌意或官僚主义障碍，从而对美国感到厌倦的学生。
作为一个国家，当我们拒绝有才华的外国学生时，我们不仅失去了他们为我们的课堂和实验室带来的一切，也放弃了一项战略资产。
首先，我们失去了创建了这个国家的那种个人动力：优秀年轻人的生命力，他们为了寻找更美好的未来，有勇气和雄心离开熟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来这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留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而且往往是创造数以千计就业机会的公司。许多人成了美国公民。
例如，最新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也就是推动美国创新的那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 83% 的人在完成学位五年后还在美国。
如果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不要求许多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回国的话，这一比例还会更高——这种制度就像培养了一名优秀球员，却坚持让她去竞争对手的球队打球，结果是适得其反的。最近，留在这里的博士毕业生比例开始下降，部分原因是我们国家释放出这样的信息：他们不受欢迎。
随着华盛顿的一些人试图限制外国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这种敌意的信息变得越来越明确。
当然，美国必须对申请签证的学生进行甄别，将背景可疑的学生拒之门外。但即便是最强硬的对华鹰派也承认，当外国利益集团从事间谍活动或窃取知识产权时，他们会寻求招募高级科学家；只有少数中国学生卷入了这类案件。我们应该欢迎绝大多数人，而不是用最近政策中明显的生硬敌意来阻止他们。
我深信，我们必须增加接受科学和工程培训的美国人的数量。但我们也必须明白，美国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实力是美国实力的核心，就是这样——而几十年来，这种实力的核心要素就是我们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能力。
作为世界人民的希望灯塔，这个国家获得了许多无形的优势；我的父母以难民身份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前往委内瑞拉定居，1974 年，我从那里首次来到美国。我来这里攻读研究生学位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前途。但我发现了一种开放、大胆、聪明和任人唯贤的文化——这种文化让我明白，来到美国，我就像来到了真正的家乡。
对于我们欢迎和接纳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我们的竞争对手毫不掩饰他们的羡慕。最近我担心，只有在失去这种战略优势的时候，我们才会认识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