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利率是如何扭曲市场的?

巴菲特说:“你去看看亚当斯密的书,看看凯恩斯的书,看看任何人的书,你根本找不到任何一本书写过关于长时间实行零利率的只言片语,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从来没有人设想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负利率,确实超过了当年经济学家的预期。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版是《价格理论》中曾经论述过负利率。

弗里德曼认为,负利率只存在于自然经济中,负利率相当于财产所有者缴纳的委托保管费。但其前提是,财产所有者必须有其它收入,能够支付得起这笔保管费。

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弗里德曼否定了负利率的存在。

为什么利率不可能为负?

当利率逐渐下降时,价格机制就会发挥作用,信贷需求扩大;当利率下降到接近零时,信贷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从而推动利率上涨,经济走向景气。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定律。

如今,全球多国利率为什么跌入负数?是不是市场失灵?价格机制失效?

我们可以推演一下:长期负利率会导致什么结果?

负利率,意味着放贷方的损失,这一损失的直接承担者便是商业银行。

据英国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预测,在欧洲目前实行负利率的四个经济体(瑞士、丹麦、瑞典和欧元区)中,负利率实际每年给该地区银行的新增成本约为45亿美元,其中利率最低的瑞士银行业承压最明显。

负利率直接造成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以欧洲为例,2015年第四季度欧洲大型银行的财报显示,15家大银行中亏损的有6家,利润下降的有9家,而2016年以来这些银行的股价悉数下跌,跌幅远大于同期欧洲主要股指的跌幅。

负利率促使投资组合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资金从储蓄银行转向投资银行,投向股票及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这种情况将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冲击银行风控体系,同时加剧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

若银行发生危机,或资产价格崩盘,或债务危机爆发,最终谁为此买单?

参考2007年次贷危机及之后的金融危机,央行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站出来为美国国际集团、高盛、房地美、房利美、花旗银行等金融巨头兜底,同时实施大规模的量化宽松。

央行是问题的发起方,最终也是解决方。只是用了制造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本质上,负利率,制造的是“央行泡沫”。

“最后贷款人”实际上是“救世主”的角色,央行在经济衰退时化身为“救世主”,然后“画饼充饥”。

央行发行法币是一种公共契约,实行宽松货币救市是执行公共契约,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

但实际上,市场中并不存在“公共契约”,也不存在“公共利益”,只有私人企业与私人利益。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各流派都承认以自利为原则的市场法则,即使凯恩斯也承认这一点。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都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经济选择,每个人基于私人产权从事交易,每一个契约都是私人契约。

若市场交易中,按照他人的利益或公共利益行事,执行的是公共契约,这种交易的结果定然是福利损失。这是违背人性,违背规律,破坏交易公平及自由的行为。

债务危机爆发后,央行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为金融巨头兜底。这一行为,实际上是以人为的方式,破坏了市场的供给、价格、奖励及惩罚机制。

经济危机爆发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在显灵。

市场以快速紧缩、暴力去杠杆的方式,让做出错误决策的金融巨头及交易者接受惩罚,同时也在变相奖励做出正确决策的交易者——尽管这部分交易者这时属于少数派。

若央行出手救市,破坏了市场的货币供给及价格,实际上在奖励那些做犯了错误的交易者,对于做出正确决策的交易者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

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带来的好处,恰恰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金融巨头、资产所有者等某些个体;带来的惩罚恰恰是“全民”的——诱发下一次金融危机。

这就是市场交易中的公共利益悖论。

市场交易中不无法包容“公共利益”的存在。政府若以公共利益干预市场,无论如何做,都会伤害另外一方,都会破坏交易公平。受约束的政府,最终会陷入两难;其它类的则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角逐者、代言人。

正如香港政府掌控土地供给,多供应土地则损害有产者利益,少供应土地则损害无产者利益。如今,房价奇高,政府陷于左右为难之境地。

正确的做法是,政府推出市场交易,不控制供给,不控制需求,不干预价格。政府只负责收税,建设福利房及公共福利。虽然依然有人影响政府决策,要求政府多供应或少供应福利房,但此为公共决策系统(公共决策有其机制约束)而非直接的经济系统,对市场交易的打击大大减弱。

凯恩斯学说穿着“仁慈”的外衣,可以俘获多数人的人心——本质上是因为经济危机发生时大多数人利益受损。

若此时按照大多数人的原则做出货币宽松决策,无疑是变本加厉、饮鸩止渴的。但悲剧往往是这样发生的。

通往奴役之路的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善良、违背规律的仁慈以及多数人的暴政。

不按照大多数人的原则,应该按照什么原则?

天道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

可惜的是,货币,并不是私人契约,而是公共契约。货币市场的供给及价格,不是由天道法则(市场竞争)决定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

货币由人类控制,或许是上帝造物时最大的失误。

从哲学角度来看,万物总有“阿喀琉斯之踵”:

宇宙最大的BUG是人类。

市场最大的BUG是货币。

市场交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私人契约,所有的行为都是私人利益,唯有货币是公共契约、公共利益。而这恰恰是市场的“阿喀琉斯之踵”。

经济学家一直在探讨一种机制,让货币这一公共契约,服从于天道法则,而不是由人为控制。

天生惧怕中央集权的美国人,两次否决了中央银行。但是,面对持续不断的银行危机,美国人还是决定成立中央银行。美国政治家采用了天才设计方案,将美联储划分为多个机构,权力极为分散且相互制衡。

但是,天才设计依然遵循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白芝浩“最后贷款人”的原则。以至于,当年的美联储伯南克为其量化宽松辩解——符合白芝浩的原则。

1950年代,美联储主席马丁将美联储从联邦财政部中独立出来。1970年代,弗里德曼在理论上致力于美联储的独立,沃尔克则在行动上树立了美联储的威望。

美联储的机制将货币这一公共决策权交给社会精英,希望美联储主席及理事按照学术原则——接近天道原则,做出科学的货币政策,而非屈从于白宫、华尔街、任何利益集团以及多数人原则。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8月宣布降息时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四位前美联储主席发表署名公开信:

“我们一致坚信,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美联储及其主席必须被允许独立行动,不受短期政治压力(的影响),尤其是美联储官员不会因为政治原因而受到撤职或降职的威胁。”

曾经的贝壳、铁钉、黄金、金本位货币,以及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中本聪的比特币、Facebook的天秤币,都是货币摆脱“公共契约”、“公共利益”的探索。

但“天道法则”未降临货币领域之前,独立的央行机制、沃尔克式的英雄以及遵循学术原则的公职精神(而非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契约”对市场的扭曲。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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