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活着？”我们在危机之下从寻常生活中惊醒时，许多人会这样问。但是，这样的问题并不总能得到简单直接的回答，我们不能从世界中读出那个“正确答案”。
这类问题就像一处伤痛，它要求既能抚慰人心、又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回应。理论哲学能否恰当地解决类似问题？这并不明显。正如澳大利亚哲学家雷蒙德·盖塔（Raimond Gaita）所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形成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源自我们的人性，正因如此，我们都期盼寻找一个答案。学界往往错过了问题的关键，忽视了深度，就好像生命意义的问题是逻辑谜题，要么看作并非真实存在的问题分解或摒弃它，要不然就是一直用一种单一的方式来解决它。
确实，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例如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更晚近的迈克尔·伯利（Mikel Burley），也已提出对这类问题的一种理论化的解决之道：一种“增厚的”或者扩大化的观念。但即便进一步认识到了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方法依旧不能揭示人性的深度。
对于人性的本质、或深度的这类问题，不只来自于它们被提出的背景，也来自于它们的起因、它们的诉说者。它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类提出的真实问题，不应该被消解为合乎逻辑的华丽辞藻，或被当做研讨会的一个有趣主题来对待。如果我在下围棋时打败了一台电脑，然后听到它问“我们该怎么活下来？”，我会大笑。但如果我听到一位母亲在儿子离世之际，问她的丈夫：“我们该怎么活着？”，我会哭泣。
虽然使用的是同样的字眼，两个问题却有着不同的形式：母亲的问题包含了一种质的深度，一种并不存在于电脑问题中的人性。如果我们想回答这个她怀着辛酸提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一点。
武汉的医护人员们拥抱在一起。2020年4月8日。—赫克托·拉铁摩尔/法新社
电脑只是物，它无法有意义地问出那些问题；相较而言，若称人类为“物”，则有些冒犯。只有人类能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那些问题。我们听到母亲所说的话，会说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度，揭示了某些母亲先前不为人知的东西。电脑提出这样的问题，则甚至连浅薄也称不上。它就像鹦鹉学舌一样，脱离了赋予这些话特殊意义的复杂的人类语境，也似乎与揭示其自身毫无关系。我并不是说，电脑在未来某天不会变得智能、“有意识”或者“有知觉”，也不是说人类语言是“私人的”；它更接近于维特根斯坦的评论：“即便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将无法理解它。”
这意味着：首先，语言的形式反映了关于言说者生活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其次，我和言说者的生活形式越类似，我越能理解对方言语的意义。我们认为，要么由于电脑的“生活”缺乏深度因而是单一的，要么即便它有深度，通过人类的语言，它也将是无法传达的。因为，简单来说，我们和它们是如此不同。人性给了我们语言的深度，而硅片和铜线无法企及，反之亦然。
这种人类境况的深度，是在我们论及人性、精神或灵魂时所意味的其中一个部分。任何人如果想就人类境况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或做出探索，则必须以一种能够接近和复述其深度的语言形式来进行。我们把那些语言称为精神性的。但这种言说的方式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并不意味着精神、灵魂和上帝存在，或是我们为了使用这类语言，就必须得相信他们在字面意义上的存在。生命意义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常常遭到误解，认为那便是简单地追求一个客观正确答案。
-Steve Johnson-
比方说，考虑下，当无神论者反驳那些宣称灵魂在字面意义上存在的认知命题时，他们所说的灵魂，和我说“奴隶制摧残灵魂”时所指的灵魂，并不在同一维度。如果无神论者要驳斥说：因为灵魂不存在，所以奴隶制不是摧残灵魂的；那我则会说：在“灵魂”被完全地以字面的形式讨论之时，它们的意思就迷失了。如果“奴隶制摧残灵魂”这个论断被强加到纯认知形式里，那它就不只是歪曲了我所想说的，它还主动地阻止了我把它说出口。
我想表达的某些东西体现了我拥有这类经验的深度：这并不是作出关于灵魂是否存在的暗示性陈述，它不受灵魂字面上的存不存在的影响。这类灵性语言的意义，存在于在认知论者未着眼的另一个维度，与他们信不信无神论无关。我们可以向另一个人表达、描述和激发我们对人性的感受，正是这些非认知过程给我们语言的形式嵌入了深度的维度。
当思考如何回答“我们该怎么活着？”这一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反思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它是一个从字面上理解的认知性问题，在寻找讲求实际的答案吗？抑或它，也是作为回答某种特定的人类——也特别是人类的处境的、非认知的灵性言论的一部分。在危机与绝望的时期、或者爱与快乐的时期，我们总是频繁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它表达了、也的确定义了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作者：Dave Ellis|封面：Davide Bonazzi
译者：兵书|审校：汉那
排版：文英
原文：https://aeon.co/ideas/philosophy-cannot-resolve-the-question-how-should-we-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