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大量的资产都是“无主资产”，或叫公共资产，如公海、北极熊、草原、冰川都是“无主资产”，过度捕捞、过度放牧、石油过度开采、工厂排放等都会导致“公地悲剧”，从而引发租值消散。
所谓租值消散，就是本来有价值的资产或财产，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问题，比如没有主人，导致其租金，也就是价值下降，甚至完全消失。环境污染，极易导致租值耗散。
要解决这个问题，用科斯的产权理论以及市场交易原则，显然有些太理想化。
另外一名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提出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既不主张政府来干预，也不主张只靠科斯所说的市场机制。换言之，布坎南不相信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中的任何一个，在他看来，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受到约束才能够发挥作用。
布坎南坚持自利原则行事。他说：“所有人甚至一切事物，都是在自然秩序之下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所有人都在社会秩序之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他将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式推广到国家机制和社会机制层面。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更钟情于有关政府‘仁慈君主’的模型。”不过，布坎南对此表示怀疑，有什么理由要求政府代理人的行为忠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他主张，“将各类公共选择当事人体现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布坎南借用大卫·休谟的话来表述：“在约束任何政府系统并巩固宪法中若干制衡和监控上，应当将每一个人都设想为无赖，在其所有的行为中，除了私利，别无他用。”
所以，布坎南认为政府和市场都不可靠，都会失灵，必须用“宪则”约束共同约束公权和私权的扩张。这就是布坎南的宪则经济学。
布坎南希望制定一系列规则，政府和市场共同遵守。这种主张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
更早时期的弗赖堡学派创始人欧根主张用“经济宪法”保障自由市场秩序。哈耶克则一直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用“宪则”约束自由市场。阿罗、波斯纳、诺斯、斯蒂格勒等都主张采用法律、制度来限制市场与政府。
早在40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逐渐很少争论市场与政府的问题，他们共同聚焦于制度，用制度防止市场和政府失灵。
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存在一个缺环，那就是没有合约约束，主张建立有合约约束的自由市场。
合约、宪则、制度约束市场，既约束市场的私权扩张，也约束政府的公权滥用。市场制度的目的是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防止政府政策的随意性干涉。
长期以来，凯恩斯式政策的随意性传统，让人忽视经济政策制定及管理的法律性要求，将经济增长寄托于“强人”调控。
宏观调控的扩大化，容易导致约束性的经济法规，演变为相机选择的调节政策，从而导致政策不稳定，经济预期不稳定，经济增长波动。
以美国养猪为例。猪肉的卫生标准、猪场的环境标准以及养猪用地标准，都是由稳定的法律确定下来。生猪产业的一系列标准，是固定的、常态化的，不可作为调节生产的手段。如此，可以避免环保主义把散养猪场整没了。
制度可以避免宏观调控扩大化，避免行业标准沦为经济逆周期调控的手段。
制度并不是直接调节资源配置，也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效率提升，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从而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所以，总结起来，解决环境问题，实现效率最大化，应该多管齐下：市场、政府、企业、国家（国会）以及社会五大机制协同。
这也反应了经济学的演变历程（基于资源配置效率）：
亚当·斯密及古典主义者发现了市场机制；
凯恩斯与庇古发现了政府机制，只是政府干预方式上存有差异；
科斯强化了以产权理论市场机制，又以交易费用理论发现了企业机制；
欧根的秩序自由主义、布坎南的宪则经济学、戴雷科特和波斯纳的法与经济学、斯蒂格勒的规制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国家（国会）机制，主要是司法机制的作用。
布坎南和阿罗则更进一步，不仅将宪则局限在立宪的范畴，而是推广到所有公共选择（社会选择）领域，实际上包括了社会所有的共同决策机制，如国际合作组织、社会性组织。因此，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和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共同发现了社会机制。
如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便是五大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什么叫碳排放交易？
这个市场是人为设定的，各国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对碳排放量进行限额。如果一家企业要多排放则需要在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量，比如购买1000吨二氧化碳。
在这个交易市场中，市场发挥核心作用。二氧化碳（环境污染）作为一种私人商品进行交易，企业为二氧化碳排放支付应有的成本。成本由自由市场的交易价格决定。通过价格机制，促使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以求帕累托最优。
这一机制防止排放搭便车问题。全球气候资源属于无主资源，只能由国家作为主体共同参与减排。如果没有国际组织有效协调和监督，就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
全球几十个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碳排放限额。这体现了政府、国家和社会机制（全球组织）的力量。这框架保障碳排放交易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2008年欧盟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2013年美国启动碳交易市场，中国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湖北、重庆都已经成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
不过，这种交易方式效果不明显，还需要更强的国际约束机制。小布什时代，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国际协作构成一定的打击。
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任重道远。
人类活动对自然中性的破坏，最终都会反噬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与社会福利。
只有尊重自然中性，市场机制中的自由竞争，企业机制中的企业家精神，国家机制的制度约束，社会机制中的公共选择，政府机制中的平衡手段，才有可能发挥最大的配置效率。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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