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本质上，是在与自然承载极限展开一场资源配置效率的边际赛跑。
在自然中性状态下，经济效率越高，资源承载能力越强。
环境污染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商品。受到污染的河流、土地、空气以及得了非洲猪瘟的猪肉，是一种厌恶品。既然是一种厌恶品，你不购买、不消费，不就可以吗？
比如，没有人会购买受污染的矿泉水、食品、衣服以及瘟疫猪肉。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的力量。
不过，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不这么认为。在庇古时代（1877-1959），欧洲大城市如伦敦、曼切斯特、巴黎、柏林、法兰克福市中心工厂遍布、乌烟瘴气、污染严重，甚至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流。
庇古将环境污染问题，定义为经济外部性。所谓外部性，简单理解就是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的福利造成的影响。这是庇古和他的老师马歇尔共同提出的概念。
比如，工厂排污造成农田、河水污染，这就给农田、河水带来额外的成本，这属于负外部性。一头猪得了非洲猪瘟，然后传染给其它猪场，导致大面积生猪死亡。这也属于外部性。
环境污染是一种厌恶品，但它常常是一种厌恶的公共用品。农田或许是私人所有的，但是被污染的河水、空气往往都是公共的，属于公共用品。
又如，被猪瘟污染的猪肉是私人厌恶品，但是猪瘟这种传染病，却是公共的厌恶品。我们甚至无法知道，猪瘟最开始是从谁家的猪场传染而来的，无法找到协商、赔偿的对象，难以按市场的原则来处理。
这种被污染的公共资源，最终沦为“公地悲剧”。
只要有污染的存在，就意味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比如，工厂排污污染了空气，说明工厂的私人企业主占了社会的便宜，他没有为排污支付应有的成本。
庇古认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相等，意味着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福利损失。
因为不为污染支付应有的成本，违背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弗里德曼语）。
一切经济行为皆有代价，有代价才有经济核算，有经济核算才有创造动力。
为什么要惩罚犯罪行为？犯罪意味着增加了社会成本，给他人带来破坏性。若不惩罚犯罪，就像不让环境污染付出代价一样，罪犯会一直犯罪，持续增加社会成本，而不具有建设性。
一家工厂污染水源，增加了社会成本，若不为此付出成本，这家工厂会一直坚持这种低效、高能耗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如此产能和效率则无法提升，给社会带来损失。
如果污染不用付出代价，那么社会生产效率会持续走低，资源使用率越来越低，最终环境与经济都面临崩溃。
比如，中国江西赣南地区是世界脐橙产业基地之一，其脐橙种植面积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三。但是，近些年由于疾病防控不好，大量园区出现了一种毁灭性病害——黄龙病。
这种病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具有极强传染性，难以根治，只能防御。如今，赣南脐橙遭遇大面积病害传染，不少产区全园覆没，当地果农损失惨重。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经过一年主持完成并发布影响巨大的《斯特恩报告》。
这份长达700页的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
报告按照常规经济模式预测，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包括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供水的不足，食物匮乏等等，每年将至少相当于全球GDP的5%。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考虑这些风险和影响，则破坏程度将相当于全球GDP的20%甚至更多。
斯特恩秉承了庇古的思想，将气候问题定义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外部性”。反过来，气候变化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斯特恩报告》预测：“考虑到突然大规模气候变化的风险，温度上升5-6度将造成相当于全球GDP5%-10%的损失，而欠发达国家遭受的损失成本将会超过其GDP的10%，而预计在今后200年内，排放综合影响和总风险的成本将相当于平均降低GDP的5%以上。”
这就是自然机制对人类的反调节。
所以，不论是犯罪还是污染，都是负外部性。制裁污染、惩罚犯罪的目的是让污染者、犯罪者付出代价，促进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推动社会经济效率最大化。
为养猪、种果树支付应有的社会成本，其实并非降低效率，反而是增加经济效率和产出。
所以，庇古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等，定义为帕累托最优（效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
环境污染，意味着打破了自然中性，降低了市场效率，损失了社会福利。即，自然中性相当于帕累托最优。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要实现最佳效率就应该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或者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均等化。
怎么才能促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
庇古提出，对环境污染者课以补偿性的税收，增加其私人边际成本以使与社会边际成本相当。这样的环境税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庇古是新古典主义领军人物马歇尔最得意的门生，继承了斯密以来、由其老师发扬的自由均衡学说。但是，“庇古税”的提出，意味着他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典主义思想，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环境污染自由放任的态度，主张引入政府干预以达到最优产值。
庇古主张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一些干预。比如对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对污染产业征收重税，对农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势力等等。
如今世界不少国家都征收“庇古税”，对高能耗、高污染性行业及企业课以重税，以提高这些企业的私人成本，促使其与社会成本相一致，达到提升经济产能及效率之目的。
例如，1990年芬兰最早征收碳税，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
又如，在美国，37个州中大约3400个地方社区对家庭垃圾征税，征税依据是家庭垃圾丢弃量，结果垃圾丢弃量明显降低，回收率明显提高。
庇古税，并不是企业及个人额外的税收或成本，而是污染企业及个人应该为排污付出的成本。
如此看起来一切万事大吉。庇古税促进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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