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难民营
终于可以走了。阿杨·阿布迪匆匆戴上一条黑色长头巾，抓起自己的难民护照，就赶往一场可以拯救自己的面试去了。
打两岁开始，阿杨就住在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肯尼亚与索马里边境赤色沙漠地带中绵延不绝的帐篷和棚屋集散地。如今，就在离她那个用木棍和纸板搭建的房子几英里外，三个加拿大大学基金会的考察官正坐在一个木桌边，决定着这些难民学生中谁有机会可以出国。
抓住这次机会
阿杨在沙路上一路小跑，穿过食腐鸟包围的焚烧垃圾堆，路过比她还小的女孩们，穿过一群男人，他们都盯着阿杨，低声嘟囔道：“小姑娘，你这是要去哪儿？”
当阿杨终于找到一辆的士，车里已经塞满了人。她硬生生地挤了进去，整个身体都要被压扁了，豆大的汗珠从她额头上滚落。
"我赶着有事，"阿杨对司机说。司机也没问原因，就开始加速，车开始跳跃式地趟过一个又一个坑。
一年前，阿杨和另外5000个孩子一起经过2个小时的考试，艰难地挤进了Dadaab难民营学校，这是申请奖学金，跳出难民营的第一步。加拿大世界大学服务（WUSC）组织会开出16个奖学金名额，获奖者不仅能得到读大学的机会，还能拿到加拿大政府提供的国籍和供养学生全家的优厚福利。
现在阿杨已经跻身决选，位列29个最终候选人之中，这会儿她要赶去的面试将决定她的命运。
她已经别无选择了。肯尼亚当局打算关掉Dadaab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在过去25年里为饱受无尽战乱和饥饿之苦的索马里难民遮风避雨；另一方面，自2000年来接收超过10万索马里难民的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暂时停止接收难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尽管难民的数量在2017年达到2200万的历史最高值，但很多国家还是对阿杨这样的难民关上了大门。
现在只剩下WUSC奖学金这唯一一条路了，这是让难民营里的年轻人重获新生的唯一生路了。
“这次机会事关生死，”WUSC奖学金在Dadaab难民营的负责人约瑟夫·穆图阿说，“当地人就是这么看的。”
出租车在一堵厚墙边放下了阿杨。“这里是奖学金面试点么？”阿杨问保安。
她颤抖的手里捏着一个棕色大信封，里面装着她的文件：白色的食物配给卡，上面的家庭人口数写着“1”，因为阿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几年前回到了索马里，但是没带上她；成绩单上记录着她自小学以来的成绩；难民营附近的学校开出的推荐信上写着她在那儿当生物老师。
她带着信封走进了一个煤渣砖建筑，这里正在举行面试。阿杨坐在一棵树下，等着自己出场的时间。“我有点头疼。”她跟另一个面试者说。
她低头看了一眼白色手机的裂屏，上面写着面试时要谈的一些要点和技巧。
“这份奖学金是我唯一的生路了，”手机上写着。“按成绩来算，我是整个难民营成绩最好的女孩，”手机上还有这么一句，“在这里我没法实现我的梦想。”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中年妇女走出来，叫了阿杨的名字。阿杨走了进去。
至少这里还有机会
面试前一天的下午，阿杨拖了两个躺椅放在自己小屋前的沙地上。她的好朋友玛丽安·哈桑坐在她对面，帮阿杨做面试训练。
“介绍一下你自己，”玛丽安说。这个20岁的小姑娘声音很大，她也拿到了奖学金的最终入围机会。
“1997年，我出生在难民营，”阿杨用在学校学到的英语字斟句酌地说着，“我的父母现在索马里。”
“不要忘了告诉他们你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玛丽安打断道。阿杨点了点头。
她俩都想在所有的难民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因此都在寻找自己的独特之处。不过在网上，她们可以找到很多参考问题和标准回答，于是她们都抄下来认真研习。
“你的长处是什么？”玛丽安问道。
“擅长与人合作，”阿杨答道，但她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有自信，只是努力按照网上答案的套路在回答。“你的呢？”阿杨反问玛丽安。
“我从不会放弃。”玛丽安高声回答道。
她们的脸边盘旋着一堆苍蝇，附近的山羊在咩咩叫。道路两旁是上百个粗制滥造的小屋，难民们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搭建自己的住所——罐头盒、树枝、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塑料板。这里一共住着25万名难民，四周都是警察的检查站。
"如果我离开这里，"阿杨低声说道，“我绝对不会再回来。”
多年来，阿杨和玛丽安看着自己的朋友一个一个消失，她们从学校辍学，按照索马里的老传统，嫁给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阿杨11岁时，朋友法蒂玛离开了；13岁时，马哈多离开了；14岁时，法希亚离开了。几年后，当她们再出现时，怀里已经抱着孩子，脸上写满了阴沉和疲惫。
读书有啥用？一些朋友嘲笑着阿杨。即便从高中毕业了，在难民营也找不到工作。而且，难民也不能在肯尼亚的城市里找工作。
12岁那年，阿杨知道了WUSC奖学金，当时的宣传海报就挂在教室外的墙上。这张海报让一个曾经爱读冒险小说的好学生变成了一个努力学习、一心逃出难民营的人。
在难民营的布哈拉电脑学校，阿杨和玛丽安用一排老旧的IBM台式机自学打字。2012年，两个姑娘都拿到了离难民营几百英里以外的高中的奖学金，那里有大学毕业的老师和新的教材。她们在自己的手机上输入了这样一行字：“加拿大最好的大学。”
2015年，在阿杨上高中时，她的妈妈带着两个兄弟姐妹离开了Dadaab，回到了索马里。她们已经厌倦了难民营里的生活，担心随时会被肯尼亚政府驱逐。
回索马里吧，母亲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附近一个小镇打来电话劝阿杨。
阿杨知道回到索马里意味着什么：没有学校，找不到工作，还有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党的持續威胁。而在Dadaab，至少还有WUSC这个唯一的希望。“就让我违逆你一次吧，妈妈。”阿杨回道。
阿杨几乎是以全班最好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然后搬回到Dadaab，住进了朋友家隔壁的一个木屋里。她在泥土地面上铺了一张红色的床单，小屋外面围上荆棘，以免知道她单身一人的男人来骚扰她。
"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总是令人难过，"在WUSC奖学金的申请论文中阿杨这样写道。妇女们外出搜集做饭的柴火时可能会被强奸；霍乱爆发时，孩子们会因为慢性腹泻而死亡。有一次，她一早出去打水时，还被蝎子给蛰了。
阿杨和玛丽安偶尔会畅想她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她们是如何穿过满园翠绿的大学校园；又是如何把全家人都接到加拿大的。
“当我看到她时，”阿杨说，一边向朋友点了点头，“我就看到了WUSC。”玛丽安听到这里笑了。
纵观全世界，每年只有几乎不到1%的登记在案的难民获得了新生的机会，大部分人几乎没法改变命运。他们由联合国的机构挑选，然后由接纳国批准，命运的轮回中充满了幸运和慈悲的因素，而这其中最虚弱最可怜的人排在申请者的最前列。
不过WUSC奖学金却恰恰相反，它完全靠成绩来评定。“记得保持微笑，”在准备面试时，玛丽安一直這样叮嘱阿杨。
阿杨暗下决心，绝不会把情绪化的一面表现出来。
“情绪化太不专业了，”她说，“你得向面试官展示你的自信。”
阿杨走进面试房间。很快就过去了5分钟，之后一转眼10分钟都过去了。透过纱窗，其他等在外面的学生可以看到阿杨的身影，她面前有三个面试官。此时正是下午过半，阳光透过树木之间的空隙投射下来。“时间可真长啊，”阿布迪说，他是申请者之一，边说边看着面试间。
终于，阿杨出来了，看了一眼坐在塑料椅子上的其他等待面试的学生。“我觉得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她说道，“我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和几天里，她在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她的面试表现，一遍又一遍。
阿杨记得自己走进了一间煤渣砖屋，有三个妇女在那里等着她；她记得自己跟面试官一一握手，她当时很紧张，以至于都没法集中精神；有个面试官让她放松，这话还真有用；然后她坐在了一张木桌边。
她们询问了她什么时候来难民营，她这一路过来都有哪些记忆。阿杨告诉她们自己出生在肯尼亚另一个难民营，因为一场大火，全家人不得不离开了那里。然后她又讲了一家人在Dadaab难民营的紧张生活。
“我告诉了她们我们走的那条路的名字，我还告诉她们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
她们问了教育的重要性。
“我回答说，从感性角度看，教育塑造了现在的我。”
然后一个面试官问到阿杨身为一个难民遇到过的挑战和困难，就在那么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涌上心头。
“我告诉她们：‘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全家人都离开了，拿不到奖学金，我就别无选择了。’”
说着说着阿杨开始哭了起来。
“我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三位面试官静静地看着她。
“她们递了一张纸巾给我，我尝试着让一切恢复正常。”
面试还在继续，面试官们询问了阿杨想学什么，她说是护理专业。
她们还问了她如何适应加拿大的生活。
“我告诉她们我会在冬天穿更多的衣服，我会适应那里的饮食。”
阿杨试着控制住泪水，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沮丧。最终她把话题掰回到自己的节奏上来。
“我说，我是难民营成绩最好的女孩。”
飞越难民营
面试后的第二天，阿杨回到了自己教生物课的难民营学校，然后把每个月80美元的薪水大部分都寄给了母亲。
教室里坐着21个男孩和2个女孩，他们都十来岁，分开两边相对着坐在教室的两侧。铃声响起，上课了。
“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有什么不一样呢？”她问道。
没人回答。
阿杨试着不让自己去想面试的事情。那时正是7月初，结果至少要在1个月后才能出来。
“五五开吧，”谈到自己通过的概率，阿杨说。几天后，她又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概率，同时还把其他竞争者的发挥也考虑了进去。
“二八开。”
她想着：“玛丽安应该会过，我不会。我要在这里困守终身了。”她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说服了那些面试官。”在结果公布之前，WUSC委员会不会透露半个字。她强迫症似的不停地看手机。
手机不停地响起嗡嗡声，每次都是玛丽安的短信，她住在难民营的另一边。
“我们还是只能坐等。”玛丽安在月中时写道。
学校就像是在不断提醒难民营的各种局限和困难，在这所学校里，男生不听女老师的话；每周都有女生辍学，她们退学后就嫁人了，而且多数情况都是被迫的。阿杨试图阻止一个女学生的母亲让女儿辍学嫁人，结果这个母亲用了一句古老的索马里谚语回应阿杨：“女人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坟墓里。”
6月底，阿杨去了警察局，申请离开难民营的临时通行证。她向警察局解释说，她打算去拜访在西肯尼亚纳库鲁高中读书时接待过她的一个家庭。
阿杨拿到了一张为期两周的白色通行证。
“我觉得自己有种自由的感觉，”在阿布迪拉赫曼的家里，阿杨感慨道。阿布迪拉赫曼家的公寓在一栋混凝土大楼的一楼，屋里天花板上吊着电灯，门外是平整的道路，路上奔驰着各种汽车。
阿杨头戴着一条掉色的黄色头巾，比难民营的妇女的头巾要短。她的手机里放着歌，有尼日利亚流行乐、美国嘻哈乐以及索马里传统音乐。
在这里可以暂时忘掉奖学金，还能去看看自己的高中朋友。但是朋友们偶尔还是会提及奖学金的事。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拿到奖学金。”21岁的阿尼莎·阿布迪拉赫曼某天早上说。
“Dadaab难民营不是人住的地方，”阿尼莎23岁的哥哥说。
阿杨只是呆呆地盯着她的手机。
奖学金项目的的入围者们在社交网站上建了一个小组，在里面分享各种关于WUSC的传闻和消息。但这会儿整个小组没人说话。
“还是没有消息。”阿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了一下手机说道。
她把手机扔到沙发上，然后进厨房找了些肉桂和茶叶，泡了杯茶。
“希望大家都能过关，我们都是难民啊。”她跟阿尼莎说，此时水刚好开了，“可能这事儿需要点运气。”
客厅里手机在嗡嗡作响，屏幕也亮了。
厨房里的阿杨还没觉察到。
“阿杨，你的手机在响。”阿尼莎的哥哥说。
阿杨擦了擦手，拿起手机看了一下信息。
“恭喜。”她的眼睛瞪得老大。"WUSC？不是在开玩笑吧？"接着她在社交网站上的群组里看到这么一条信息：“2018年WUSC奖学金获得者名单。”阿杨的名字位列第四。
一瞬间，泪水夺眶而出。“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她疯了一样尖叫道。阿杨的朋友法利亚冲进房间，抓起阿杨的手，两人跳起舞来，阿杨的脸颊上淌满了泪水。“别哭了。”法利亚说。
阿杨又看了一眼名单，玛丽安不在上面。“哦。”她难过地叹了口气。
阿杨的手机不停地在响，都是其他获奖者打来的电话，还有老师打来的电话，甚至还有一些她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
“一切重新开始了，”阿杨跟另一个朋友说。这时玛丽安的电话号码蹦了出来。
“恭喜啊！”电话另一端传来了玛丽安的声音，听起来她刚哭过。
“玛丽安，我很抱歉。”
她们还能在一起待一年。阿杨将开始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练习英语，以及学习加拿大文化。玛丽安则会继续申请奖学金，尽管在被拒绝之后想再通过有点难。
“再见，我的好姐妹。”玛丽安说。
打完电话，阿杨放下了手机，盯着屏幕。越来越多的恭喜短信涌了进来。但是玛丽安已经挂了电话。
作者：关照
来源：《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