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横扫欧亚的“上帝之鞭”,是被其混乱的货币制度所拖死?

如果说赵宋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时代的话,那么蒙元这就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将军战马的时代。

这个特殊的时代表现在钱币上面的没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因此其钱币也不会像赵宋王朝一样那么纷繁迭出。它所铸造的钱币大多没有赵宋王朝精美,但却在粗糙中展示着这个由“黄金家族”所建立的王朝骨子里的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拙朴。

元朝一改赵宋时文官制的繁冗,精简出了我国沿用至今的行省制度。并且他们通过宗教这一平和的方式首次将西藏纳入了我国的版图之中。但它在货币制度上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它采用了原本南宋朝廷在四川地区玩烂了的货币制度——宝钞制,将其通用全国。虽然在蒙元早起这一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到元朝中后期这一制度却成为了吞噬王朝的国运的蠹鱼。

元朝宝钞制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所谓的宝钞制实际上就是指铜钱、白银与纸钞挂钩流通(蒙元货币制度实际是宋、辽、金、西夏四种货币制度的综合,辽、金、西夏的货币制度将于下节讲解)。

元朝宝钞制度的出现实属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我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元以前我国的货币制度是以铜铸小平钱为主要的价值尺度,虽然历代王朝会根据流通需求适时铸造一些折二、折三、折十的大钱。

或用于解决市场上的“钱荒”问题,如宋朝的绝大多数时期所铸造的折二、折三、折十大钱,甚至铁质钱都是为了解决宋王朝的“钱荒”问题;

或用于敛取百姓财物,例如历史上新莽时期的“黄布大千”、“金匮直万”、“契刀五百”等,都有此功用;

亦或是转移战争负担,打经济贸易战,例如三国时期吴蜀两国所铸造的“直百五铢”“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蜀汉与东吴的货币战争时所铸;

或是以赏赐为主的纪念性赏赐铜钱,例如皇宋通宝“九叠篆”。到元朝其货币制度一改历朝小平钱为主的货币体系,直接变为以白银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九叠篆皇宋通宝存世量极为稀少,故在此无图)

究竟元朝时为何一改历朝货币体系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首先,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蒙元政权统治者在统一中国之前,深受西域及金国的影响。以至于元朝政府成立后的财政班子,是在金朝管理财政汉人的基础上聘用了西域各国的色目人。

其次,就是普通存在于唐宋时期的“钱荒”问题逼迫下,使得元朝政府不得不改革货币制度。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蒙元王朝建立后,通往西域的商路重新畅通,为便于西域商路贸易,规避长距离大宗金银运输的风险,元朝政府便改用了以纸币、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

但蒙元王朝的这套制度,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纸币和白银、铜钱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元王朝统治的中后期就大有重蹈金朝覆辙的迹象。

与金朝相同,元朝在其统治后期因农民起义不断,为平复叛乱,元朝统治者只能大量发行纸币。使得原本混乱的货币体系变得更加凌乱,货币的乱象使得元朝统治者与民心背离。

为挽救统治、促进正常贸易,元顺帝于至正十年即公元1350年10月回归原有铜钱制度,开始铸造铜钱,置诸路宝泉提举司于京城,但此次铸钱只运行了四年便因其与宝钞制度之间含混不清的缘故自行作罢。币制改革后的大元王朝,犹如病入膏荒奄奄待毙之人,无力自顾,只能在元朝末年的乱世中静待“天命”。

就整个元朝而言。

其货币制度对他的统治虽然在其早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白银、铜钱、纸币三者之间不固定的比率,以及统治后期的大肆发行纸币,使得蒙元王朝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关于蒙元王朝的铜钱铸造状况,有明确记载的只有元武宗和元顺帝两朝有过铸造,其他诸朝未见铸造记载。

但在实际流传过程中,元朝的每个时代的每个年号却都有相应的钱币,无一遗漏。这一奇特现象着实令很多泉家生疑,并且这些年号钱大多是“赏赐”“供养”之类的钱币,但其铸造都很粗粝,与元武宗和元顺帝时期所铸造的钱币无法相比。

总之,元朝钱币属于我国历代钱币中的奇葩,其中奥妙甚深,需我们辅之以历史史料进行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