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加里·贝克尔递交了一份原创性极高的博士论文——《种族歧视的经济学》。
当时，美国的种族矛盾日趋尖锐，贝克尔相当于抓住了当时社会的敏感问题。他的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犹太人，他在纽约做过出租车司机，受过被歧视之苦。当第一次听到将歧视问题纳入经济学分析时，弗里德曼感觉这种分析实在是太冷静了。
论文出来后，他的另一位老师阿尔钦（张五常恩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对他的女儿说此人将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尔钦的女儿回答说：“可现在并没有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啊！”
种族歧视问题，自建国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它是历史问题、法律问题，还是观念问题、社会问题。但是，贝克尔非常冷静地指出，歧视是经济行为。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过于石破天惊。
贝克尔善于将人类所有的行为，如消费、婚姻、犯罪、歧视等，纳入经济学分析，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开创者。被阿尔钦言中的是，贝克尔于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认为可以将歧视放到金钱追求和市场规律的框架中考虑。他提出了“基于偏好的歧视”，在中文语义中，偏见或许比偏好更好理解。歧视，反应了对社会群体的偏见。仅仅因为宗教、种族、地域、性别等归类性因素不同，给予不同的机会，或拒绝他人，或要他人付出更高的成本，这就是歧视。
其实，在生活中，源于偏见的歧视无处不在。比如不招聘某省的员工，拒绝招聘女性，“投资不过山海关”，相亲要南方人，招聘本科学历等，这些属于地域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
托马斯·索维尔认为：“黑人之间的歧视和分歧甚至比他们与白人之间的还要大。”美国西印度群岛黑人，被称为“黑人中的犹太人”，他们更加富有、勤劳、节俭，犯罪率低于美国黑人，他们对其它黑人的歧视是显而易见的。
这次运动中，中文网络高度关注，不少人声援黑人。但是，美国黑人议员保罗·里迪克却公开歧视华人。他说：“华人商户从来不雇佣黑人，也不回馈社区，反对对华人商户发放疫情补贴。”
可见，歧视无处不在。贝克尔是这样解释的：歧视是一种非理性偏见，虽然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但是结果却是为此付出代价，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利益都受损。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一、歧视是一种市场行为，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
二、歧视是要付出代价的，带来福利损失，必须反对歧视。
现实中，歧视似乎无处不在，人人反对歧视，但人人或多或少地歧视。主要原因是歧视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信息越不对称，歧视便越严重。
比如，公司招聘有学历歧视，必须本科及以上。实际上，本科以下也有人才，但公司为了降低搜索成本，提高岗位匹配度，就设置了一道歧视门槛，本科及以上学历。
又如，相亲要求对方是南方人、170以上、国企上班、30岁以下等等。这开出这种歧视性条件，目的也是为了降低搜索成本，降低婚姻风险。
再如，当地产泡沫危机爆发时，银行可能暂停所有地产公司的贷款。这是一种逆向选择，危机爆发时，信息不透明，银行捂紧钱袋，这也是一种对地产公司的集体歧视。
信息总是不透明、不对称的，决策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准确的，因此歧视是长期存在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歧视是归纳法的副产品。归纳法是人类认知茫茫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为了降低认知事物的成本，我们会想办法将事物进行定义、归类，比如正极、负极、北半球、南半球、左派、右派。
当信息不对称时，为了节约认知、反驳成本，有人可能会采取扣帽子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归类。比如但凡说美国好的就是“卖国贼”，但凡不支持弗洛伊德的就是种族主义者。这其实就是一种歧视。
若使用数学分析方法，可以减少歧视。比如，现代医学使用的试验方法是随机双盲大样本，故争议很少。若中药能够采用随机双盲大样本，人们对中医的歧视与误解会少很多。
这种歧视源于归纳法，根本还是信息不对称下的经济行为。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统计性歧视”，有别于贝克尔的偏见歧视。
数据统计显示，男性助产士的事故率高于女性，医院可能会通过这数据降低男性助产士的雇佣数量，这样就构成了统计性歧视。这种歧视，考虑到了概率带来的预期成本及不可预知的风险。
尽管默许歧视的存在，是“大逆不道”的，人们在道德上、情感上很难接受，但不论基于偏见还是基于数据统计的歧视都是人类普通的经济行为，几乎根植于每个人身上，符合人性与经济规律。信息越不透明，歧视可能性越大；认知能力越低，歧视可能性越大；交易费用越大，歧视可能性越大。
这就是尽管黑人在法律上已经获得了平等地位，但是歧视依然存在的根源（注：在此并无立场之分，只是解释问题）
美国警方对黑人的执法上或许同时存在偏见性歧视和统计性歧视。
根据犯罪统计，美国黑人的犯罪率大概是2.5%，白人是0.45%，黑人是白人的五倍。美国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在青壮年时至少有一次被捕入狱的经历，这个比例也是白人的五倍。如今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黑人男性，即600万人，存有犯罪记录。在黑人罪犯中，毒贩比例持续上升。1980年监狱中，黑人毒品犯占23%， 到了90年代增长到了41%。
若根据以上犯罪统计，美国警方出于成本考量，可能会加大对黑人嫌疑人的盘问、追捕，在执法上可能更加粗暴。
2014年，美国布鲁克林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白人青年和黑人使用毒品的比例类似，白人青年贩毒的比例还高一些，但是，黑人因为拥毒而被捕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5倍，因贩毒被捕的几率要高3.6倍。这说明美国警方对黑人存在针对性执法。
受害者弗洛伊德曾因持有可卡因入狱，出狱几个月后，又因持械入室抢劫入狱5年。根据以上黑人及黑人毒贩的犯罪记录，美国警察可能对弗洛伊德存在针对性执法，将弗洛伊德跪压在地上最终致其死亡。
我们再看另外一组数据，自2015年以来，美国警察在执法中击毙的白人数量是黑人的两倍。考虑到白人人口是黑人的六倍，那么，黑人遭警察击毙的比例是白人的三倍。
美国是一个允许持枪的国家，警察执法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这加剧了执法时的信息不对称，更容易产生歧视性执法。
另外一组数据——拦截盘问，更能体现美国警察的歧视性执法。2009年拦截搜身的人数是57万，其中黑人占总数目的55%。而最终导致的有效逮捕人数34000，与白人相当。
但是，尽管是基于成本考量的歧视行为，也会遭到惩罚。这就是贝克尔第二层意思。
贝克尔认为，任何歧视行为都要付出代价。人如果要放纵自己在性别、相貌、种族、党派或宗教上的歧视偏好，那他就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无法消除歧视，但必须明确地反对歧视，包括种族歧视在内的一切歧视。
贝克尔分析，假定美国少数民族和美国白人使用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但少数民族劳动要素丰富，白人资本要素丰富。因此，白人的劳动收益较高，少数民族的资本收益较高。种族歧视使得白人劳动收益和少数民族资本受益，使白人资本和少数民族劳动受损。按时，因为少数民族的净损失大于白人，所以，美国种族歧视总体上的受害人是美国少数民族。
白人老板如果出于偏见——黑人消极怠工、偷窃、欺诈，或出于统计——30%黑人高中不能毕业、77%的黑人出生在单亲家庭，歧视、拒绝雇佣黑人劳动者，结果是白人老板和黑人劳动者都受损，黑人老板和白人劳动者收益。
为什么？因为白人老板因歧视拒绝了所有黑人，包括部分黑人人才，同时只能在白人劳动者中雇佣，抬高了成本；反过来，白人劳动者收入增加。黑人则因受歧视而失业率增加，家庭收入下降；反过来，黑人老板可雇佣更廉价的黑人而收益。
信息不可能透明，搜索成本、交易费用一直存在，歧视如影随形。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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