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太子会画画吗?
耶律倍（899-936）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也是曾经的太子，曾经的东丹王一一辽太祖在兼并了渤海国之后，将这里作为太子的封地，并改名为东丹国。而耶律倍便是东丹国的国王，史称“人皇王”。耶律倍是契丹人，辽金时代，随着契丹和女真的汉化，许多辽金宗室大臣都有汉名。“耶律倍”一名，实际是他的汉名。
不过，耶律倍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其母述律后宠爱老二耶律德光，也即辽太宗。此后耶律德光即位，而耶律倍则去了中原。
当然，耶律倍之所以会在政治失势后跑去中原，投靠中原政权，也不是没有原因。据《辽史义宗倍传》所记载，耶律倍在前往中原之前，曾购书万卷，藏于医巫闾山绝顶之望海堂。又记载他通晓阴阳五行，了解音律，精通医药、砭灸之术，辽、汉文章都写得很精妙，曾翻译过《阴符经》。
由此可见，作为契丹太子的耶律倍，对汉家文明非常仰慕，因而选择了前往中原。当时的中原正处于五代时期后唐帝国治下。后唐明宗非常欢迎耶律倍的到来，以后唐国姓赐其姓，以“称赞中华”为其名，赐其名为李赞华。
李赞华的结局有些悲惨。后唐不久便被辽国与后唐节度使石敬瑭联手灭掉。末代帝王李从珂将李赞华杀害，卒年38岁。
耶律倍的画作
《辽史·义宗倍传》明确记载耶律倍擅画本国人物，而宋徽宗的《宣和画谱》则著录说，徽宗内府庋藏其作品有75件之多。
其他如宋代董迪的《广川书跋》、元代元好问的《遗山诗集》、曹波启《汉泉诗集》等著述中，也有关于耶律倍创作绘画作品的记载。至于明代宋濂《金华先生文集》中，则有对其《千角鹿》《骑射》《猎骑图》等作品的题咏。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律倍是一个会画画的人。
然而，这些在美术史典籍中有著录的耶律倍作品，今日所见却仅有寥寥几件，其绝大多数作品，已经完全不得见了。
现存的耶律倍作品，或者挂名耶律倍的作品，大抵有这么三幅：《射骑图》《人骑图》《射鹿图》。从标题上，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获知，这三幅作品，都是与骑马、射箭一类的草原生活相关。这当然是因为耶律倍身为辽国太子，有丰富的草原生活阅历的缘故。
我们先来看《人骑图》，此图又称《东丹王出行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图中画有六人七马，卷末有“世传东丹王是也”的题跋，但是不知何人所为。从书法风格上说，这段题跋与宋高宗书风类似，或许为宋高宗所题跋。如果属实，则此图当曾入宋高宗绍兴内府收藏。
不过，从画面细节上看，目前的研究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幅长卷中的诸多人物，究竟谁才是“东丹王”。
从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基本情况来说，画面主体人物一般会被突出，被绘制成大于身边随从人员的模样，比如《历代帝王图》的构图便是如此。再或者，通过人物的装束、马匹的装饰，以突出主角的与众不同，比如《虢国夫人游春图》便是例证。但是，这幅作品，单从画面中人物衣着、马匹的装饰形态等细节描绘来看，确实很难判断画面中人物身份的高低。
当然，上面举了两幅唐画来与此图做对比，是因为辽初五代这一时期，距离唐代时间比较近，契丹人的画作受到唐代绘画风格的影响，因此，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唐代绘画的特点。尽管此图并不能像唐画那样，通过人物、马匹的描绘，区别画面中人物身份的贵贱来，但就从画面构图上来说，这幅作品的构图非常接近唐代。
简单而言，全图中的人、马分为三簇：卷首一人为一簇，其后两人为一簇，最后三人四马为一簇。三簇所构成的是一种骑马行进中队伍的模样，而这种画面的构成，正是借鉴了唐代绘画中物象一簇簇出现的构图形式。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上来，这幅图或许被命名为《人骑图》较为合适一点。
这幅图的画法非常精湛，今日的学术研究一般认为，此图并非耶律倍真迹，或为两宋宫廷画师的摹本。耶律倍或许创作过这样一幅作品，并成为宋代宫廷画师的底本。但其原作究竟是何面目，实际上我们也很难确知。
我们再来看耶律倍的另一幅画作《射鹿图》。《射鹿图》被定为耶律倍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此图留有清高宗乾隆的题跋，以及作品卷首也有乾隆《获鹿图》的题名。
《射鹿图》卷末有元代朱德润的题跋，其第一句便是：“右东丹王李赞华所作射鹿图”。起码在元代朱德润时期，这幅图的名字还不叫《获鹿图》。
朱德润之所以将此图称之为“射鹿”而非“获鹿”，就从画面内容上来看，这幅图显然命名为“射鹿”会更合适。如画面所绘制的那般，这只鹿的臀部已经中箭，只是这支箭因为画作年代久远，略有模糊，不甚清晰了。
乾隆是一个痴迷书画的大票友，但其鉴赏和创作水平都不高，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至于此图的命名问题，画面分明是射鹿，而乾隆则非要题名为“获鹿”。当然，这并非有碍宏旨的大问题。
这幅作品经由乾隆题跋，又入《石渠宝笈》著录，其画面上钤盖的印章也多流传有绪，当是一幅古人真跡无疑。但这幅作品之所以被定为耶律倍所作，实际是根据题跋所言。因为现存的耶律倍画作多为摹本或挂名其下，因此，在没有确信真迹来做比对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不能肯定这幅作品就是耶律倍真迹。但古人题跋如此，我们也只好跟着古人的既定结论继续将它置于耶律倍名下了。
朱德润题跋写得很秀气，可问题在于，他在这段题跋中的评价却并不真切。其题跋日：“观看其笔法圆细，人马劲健，真有盛唐风韵，故可宝也。”
而实际上，若我们观看此图中人马局部，就会发现，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朱德润所谓的“盛唐风韵”。
唐人喜欢画马，唐人马画，或真迹或摹本，传世也较多。比如韩斡的《照夜白图》和《牧马图》，都是唐代马画的经典。
至于元代人也好画马，他们的马画多学唐人技术，马匹也多圆润而健壮。其代表人物有赵孟頫。
若相比唐代、元代人的马画，这幅《射鹿图》中的马，完全就是个另类一一那么粗壮并包含褶皱的后腿，每次见到这个细节，我都会联想到一道名菜，虎皮猪肘。
我不清楚朱德润说这幅图有唐人风韵依据从何而来。而经过比对，我们也会明显地看到，《射鹿图》和《人骑图》虽然同挂名于耶律倍名下，但两幅画中的马匹造像技术，差异极大。《人骑图》中的马屁股是圆润的，腿的线条很精细，这种马匹适合奔跑。而《射鹿图》的马，从屁股开始，大腿和屁股都很粗壮，小腿虽然不粗，但非常短，这种马估计只适合驮重物吧。
或者，这两幅图的作者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同一作者笔下，绘制马匹的方法，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
辽金绘画的双胞胎
2018年中秋，我在辽宁博物馆的书画特展上看到了金代杨微的《调马图》。这幅金代人杨微的唯一真迹所描绘的也是草原人民的生活。
可是，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这幅金人杨微名下的画作，竟然与前面传为耶律倍的《射鹿图》在构图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而杨微此图又被称为《两马图》，画面左上角有杨微款识，因此被定为杨微所作。
然而，虽然同为少数民族政权时代的画作，构图又那么相似，从马画的细节上看，我们却不难发现金代此图在技术上确实有中原汉风，而辽国那幅则全然不是中原风格。
从杨微的款识中，我们可以得知，杨微是金代高阳人。高阳在河北，已经是传统中土区域。而画史明确告诉我们，金人绘画风格多从北宋。那么，以居于汉地之人，以汉家笔法所创作的，自然是一幅汉韵浓郁的作品。纵使画面内容所呈现的是草原生活的场景，可这并不能改变作品所呈现的整体汉家风格的基调。
而辽人始终未能入主中原，其与宋人军事对峙于平滦一幽一云州一线，自然在文化上也不能与北宋先进文化亦步亦趋，固画史上说辽国绘画技术多有本民族特色。从这幅作品来看，其言不谬也。尽管相對北宋的艺术发展，辽人落后太多，但辽人闭门造车却也形成了草原艺术的特有面目。正是如此，那个时代的绘画艺术，才形成了中原与草原的不同风格，同以今人眼光论，辽宋金对峙时代的艺术史才更加饱满。
作者：吴启雷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