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记载了其先大母关于太平天国军队攻占武昌之后的一段谈话，那一篇文字被命名为《打馆与搜妖》。
《打馆与搜妖》一节中，关于太平天国军队的文字，可做历史补充资料，此处写来，且供大家一阅。
话说，刘禺生的父亲雨臣公曾被选举为拔贡。
所谓拔贡，就是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一种生员。
按照清朝的制度，拔贡初定为六年一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改为逢酉年一选，也就是十二年一选。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之后，经过朝考，合格者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者教职。
雨臣公作为拔贡生，因参加朝考，留在京师，没有返回家乡。
刘家当时就住在白沙洲（今武汉市西部长江主航道南侧的一个沙洲，长约1.5公里，宽为200米，东北——西南走向，洪水期间面积很小）。
那个时候，传来消息，说是太平天国的军队从长沙直下，攻入武昌。于是，为了躲避祸乱，刘家便举家由白沙洲迁移到了湖北省城。
刘家迁移到省城之后，有一天晚上，忽然间全城骚动。
全城骚动的原因是：
太平天国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洪山（位于今武汉市的七个中心城区之一的洪山区）；而且，洪山一带附近的长江水面上，布满了兵船。据说，当晚兵船上灯火通明，连成一片，犹如长龙。
太平天国的军队，直接从黄鹄矶（在今武汉市蛇山西北，其上有黄鹤楼。）登岸，迫近省城。
很快，就有传报，说是草湖门已被太平天国的军队攻破。
以上消息散布开来之后，当地的妇女，因为惧怕被太平天国的军队侮辱，很多人投水而死。当时，死者人数之多，竟然快要将各处的湖塘都填塞满了。
刘禺生的先大母称说是：
因为刘禺生的长兄与姊姊当时还在襁褓之中，不能舍弃，故而，她必须保全性命，以照顾孩子，故而不能做其他妇女所做自寻短见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胆战心跳地躲避在家中，惊恐地等待灾祸的降临。
那天晚上，天还没有亮，就听见太平天国的军队沿街吹起了牛角号、奏响了鸣锣，口中呼喊道：
“东王有令，今早安民，
百姓有家归家，无家打馆，
男有男馆，女有女馆，
男人打女馆者斩，女人打男馆者绞；
兄弟们奸抢者斩，烧杀者斩，
东王有令，急急如律令。”
到了白天，时间还没有过午，就有大批的太平天国兵士，头上包着红巾，手里拿着钢刀，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
这些兵士，着装并不十分整齐一致：一些没有红巾的，就用妇女的红色裙子、红色裤子包着头。
太平天国的兵士搜查时，会问：
“你们家有妖没有？”
他们说话的口音，据一些人后来说，大概是广西的。
这些兵士来到刘家时，刘禺生的先大母并不知道这些兵士所谓的“妖”是什么东西。
因为心里惊惧，她慌忙回答道：
“我家向来就没有妖怪！”
直到后来，大家才明白了太平天国军队里的“术语”。
那些“术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打馆”、“妖”。
所谓“打馆”，就是收集无处可归的男子，聚集在一起；收集无处可归的女子，也聚集在一起；其间，不准男女有丝毫的混杂。
所谓“妖”，就是对清朝士兵的称呼。
次日，刘家亲戚中有投靠太平天国军队的。
于是，投靠者就成了太平天国众人的兄弟。
那位亲戚来刘家相告，说是太平天国军队本日会出城打风。
这里的“打风”，也是太平天国军队的“术语”。
所谓“打风”，就是太平天国的军队向城外东西南北四乡进击，侵占略地。
刘禺生的先大母曾经去过太平天国的女打馆好几次。
女打馆的管理者，基本上都是广西少数民族的大脚妇女。其中的每位管理者，负责管理女打馆内的十名女子。女打馆内烧饭挑柴的，也都是大脚女子。
凡是被收集进入太平天国女打馆中的女子，如果在城中有亲戚本家，也可以向女打馆中的管事者具结之后，领回家中，女打馆并不收取伙食费。
据说，有一天，萧娘娘（或为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的夫人）来女打馆察看。女打馆的管理者吩咐馆内女子，排列整齐、跪地迎接、叩头请安。萧娘娘到女打馆之后，问话时，非常和善客气。
当时，太平天国打风的兵士回城之后，对外号称，说是又新招了几万人。
打风时，兵士们已经将各处的红绸缎、红布匹全数搜夺净尽。这些红绸缎、红布匹被撕成红巾，兵士们每人分发一条，用来包头。
太平天国的军队又将本区域内长江上下游的红船摆布在江面之上，此时，仅大型的船只就聚集有数千艘之多。
当时，江水干枯，水量极少。摆布在江面的船只，一只船横拼着一只船，架起了一道浮桥，从汉阳门一直排到了龙王庙。
其实，当时汉口的清朝的官兵数量很多，但是没有战力，因为他们全都被太平天国的军队吓破了胆。
传闻，只要有一个太平天国的军士让“妖”跪下，数十名官兵就会丢弃战刀，跪在地上，束手受戮。
当时汉口大火，光焰冲天。
十多天之后，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率大船数千艘，领军东下，清朝的军队又进占了湖北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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