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的雄心壮志是要征服世界。他的孙子忽必烈则订立了一个比较保守的目标，即统治整个东亚。
尽管这对祖孙的宏图大业，最后都未能完全实现，他们却都各自能号令一个幅员远超过蒙古原来家园的世界大帝国。成吉思汗的世界帝国无止尽的继续向前扩张，连串地消灭或吸纳它所征服的较小国家。
忽必烈则对于其堂兄弟在他祖父开创的帝国西端，那较为贫瘠的地方频频叫阵无动于衷，并且让这些地方逐渐脱离他的直接掌控，改而将他的资源投入到无穷饶富的东方征服事业上去：这包括了南宋，以及其后的高丽、越南，还有未能成功得手的日本。忽必烈并不是将中国吸纳进蒙古版图，而是率领蒙古人进入中国，在从公元前二二一年开始的长串帝王谱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开创的政体不只是一连串部族的联盟，它将是一个朝代。
蒙古帝国的思考逻辑是政治性的：扩张统治疆域是为了统治者的荣耀。而它除了让其部众维持温饱之外，并没有连贯一致的经济思维。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会运用其军事力量，在其开创的“世界”里收集贡物钱财，但是它不是为了确保税收而存在的。元朝则不一样——因为它统治的疆域，是一个农耕国度。让元朝保持生机的，是其采行的混合财政制度，它同时采用游牧民族的贡物习俗，以及农业国家的征税传统。事实上，要是蒙古皇室能够发展出一套更加稳定的帝位传承制度，元朝的国祚也许会比其享国一个世纪还要长。
明朝是在环境因素转为温和有利的情况之下兴起的。这个新兴的王朝除了继承元代原来那一套主张疆域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之外，排斥与前朝有关的一切事物。明朝继续维持一个寰宇帝国的外表，由一个必要但未必完全符合实情的朝贡体系做背后的支撑力量。明朝靠着回到蒙古人入侵之前的疆域，并且借由鄙视关外草原，认为那些地方是在传统习俗与利益上和中国基本相异之地，明朝因此而放弃了原先那种世界性帝国的姿态。不过，它也并未形成一个“世界经济体”。
明朝的区域经济当然相互联系、发生互动作用，而且在十六世纪内部贸易扩张时，这样的趋势更是逐渐显著，但是地形和距离带来的天然障碍，使得这些地区要不是同属于一个国家，就将会分崩离析、互不相连了。来自政治中心施加的行政手腕力道，给予明朝内部统合的架构。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较被人们认定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甚于世界经济的原因。
促使元代朝帝国发展、明代告别帝国路线的动力，和这两个朝代各自根植于游牧和农耕的独特传统有部分关系，但是这也和一个更宽阔的世界发生的各种变动有着更大、更密切的关系。在十三世纪后期和十四世纪，一个大陆的世界经济体带领着元朝西向发展，穿越中亚大草原，来到波斯和欧洲。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一个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海上世界经济体系，将明朝和吞吐印度洋、横跨太平洋贸易货流的系统连接在一起。前述这些不同的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和中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这个转变发生在气候变迁的大脉络之下，而这个脉络是元、明两代和全世界其他各地所共同经历的。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或是明朝的覆亡，更别提能够解释发生在一个朝代的建立与另一个朝代灭亡之间的所有事情了。
但是，如果没有将气候对社会和国家、特别是国家所仰赖的经济基础——农业——带来的压力考虑在内，就无法完全了解这四个世纪的历史。不过，元、明两代的农民并非一直都是异常气候的受害者。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关于如何在干燥的北方草原和亚热带的南方这样迥然不同的环境下生产粮食作物，他们已经累积下大量极为详尽的知识。透过实地操作和调适，中国的农业知识已经达成对于地理环境变化的高度忍受能力——不但是在南北之间，也能在这一省与下一省之间的差异，甚至是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进行调适。人人都明白：你能在一个地方栽种作物，不表示你在其他地方也能同样栽种。
中国农业具备容忍地域差异，甚至在差异的条件下还能使作物丰收的本领，可以从在国内各地栽种的大量稻米品种当中看出。每一项品种的栽培都和地方条件有关，而且全部都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如同英国人类社会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在她的中国农业史著作里指出的，农民以是否能够确保达到最高产量的特性作为依据，在各式各样的稻种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没有这项做法，稻米就不能在元、明两代成为几乎遍布天下的作物，甚至还传播到传统上属于栽种黍类作物生态的北方。一位清初的学者收集了超过三千种稻米种类的名称，而白馥兰怀疑这个数字还没有到达当时实际使用的稻作种类。农业知识永无止境的根据地方生态做出调整。
可是，对于环境差异的容忍，无法轻易地转化成对于突然发生改变时的立即调整。调适的局限在最恶劣的环境劫难之中被暴露出来，这时的环境变化已经超出寻常的幅度范围。年复一年的气候剧烈变化，破坏了稻种原先预期能完全适应环境的稳定性。对于元代以前的气候环境状况，我们所知太少，因此不能说元代以后的异常气候变动的幅度，是否比从前来得更宽、更广；但是看来显然如此。这种异常气候带来的压力，显现在十四世纪开始出现的农书指南与饥荒救济手册上。王祯的《农书》在一三一三年以活字版印刷刊行，之后被大量重新刊行和仿作；《农书》旨在提供关于各种南北农业技术的描述，书中含括内容是如此周备（在他简短的序言里，冠上“备”这个字），使得一名官员只要有这本书在手，就能获得牧养百姓所需的全部知识。
这部农事指南里包括一份月历，以十二等份的圆饼图呈现，按月记载各项农业活动。一名认真的地方官员只需要在这张圆形图上找到正确的农事月份，便可知道农民该做什么事情，以及县官必须要确保什么事情该完成。一方面，这是一个有效运用农业知识的衡量标准，在每个时间该做什么事这个层面上，近乎机械刻板。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气候的变化偏离其每年的常规运转轨道，这张圆形图就会变得毫无用处：数个世纪的优良调节在新的气候状态之下归于无效，而随即而来的大规模饥荒则是其后果。有一连串农书、赈济饥荒指南以及救荒药典问世，这些著作当中，有若干出自立意良善的藩王与官员之手，尤其是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这表明想要修正现有知识的尝试，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人们需要更完善的知识，可是在这些知识上，农民们已经花了数个世纪的时间以求其完善，如今又还能再添加上什么呢？想要更动这些知识当中的任何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这样众多的人口数，如此密集的在土地进行耕作的情形下变动，所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原有的适应能力最后以脆弱瓦解告终。
经历过万历、崇祯历次劫难的人们，或许陷入农业知识缺乏的困境之中，但是他们也正在经历地方与全球的标准重新修正校准过程。成长中的南中国海世界经济体系改变了明朝的经济海域，重新改造和南美洲、南亚和欧洲有关的供需关系，而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无论它有多大）。新的想法和概念，也正在加入这团混乱难解的事物之中。每一个新出现的难题，都和旧日的谜团缠结在一起，其令人困扰难以理清的程度，即使是这个时代里最善于治国的政治家，也苦恼于不知该如何为整套体制重新找到方向。要不是清朝于一六四四年兴起，造成全球帝国秩序的骤然改变，这种阻碍困惑所终结的既有秩序，将远大于明朝的倾覆。满洲人取明朝而代之，而且改弦易辙：他们关闭海岸边界，以大汗取代了皇帝，并且重新燃起帝国扩张的野心。
由于这类政治变动带来的严酷考验、南方的动荡局势，以及海上的扩张，造就了一个被日后历史学者们称之为“近世”（early modern，或译为近代早期）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贸易网络架构成长茁壮，不但促成创新，也将原本分隔的几个世界经济体联结起来，日后将会成为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从前我们向来认为，是来自几个特定滨海地区的欧洲人开创了这个近世世界，但是明朝的人们同样也参与其中，他们的角色和其他的因素一样，在这个世界形成的过程里，起到了助长栽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