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打猎技术越来越强，剩余猎物也就越来越多。盐的发现并应用于猎物保存，直接促使腌制食物的出现，从而大大增加了剩余猎物交换可能性。因此出现了“物品的交换”。
但是，物物交换的双重重合难度依然很大。再加上，时间交易的需求依然是主流，比如甲希望今天得到一块肉，后天石具坏了希望交换得到一个石具。这个时候，在债权债务型货币存在的同时，商品货币也开始萌发。
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杰出传人庞巴维克利用自发秩序思想，将货币的诞生描述成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心理博弈过程。
他认为，为了得到对方手上的商品，交易者就会揣测对方需要什么，对方认为什么东西最好，人人在市场上都如此揣测，在这个漫长的博弈过程中，人们共同地选择了满足或部分满足数量有限、实用性强、便于携带等条件的“物品”，这些物品便成了他们当地的货币。
比如，有些人可能希望得到一些不易腐烂的食品，这样可以存放起来食用，也可以实现跨期交易，改天可以换一个石斧回来，这样腌制牛肉可能比生牛肉更受市场欢迎。
由于各地的自然及经济条件以及习俗偏好不同，博弈出来的货币也就不同。历史上，阿比西尼亚的盐、印度沿海的贝壳、弗吉尼亚的烟草、纽芬兰的鱼丁、英国西印度殖民地的砂糖、苏格兰乡村的铁钉、蒙古草原上的兽皮以及雅浦岛的石币，成了当地的常用货币。
于是，商品货币就诞生了。
商品货币是解决交易流动性问题的卓越方案，但这种货币很大程度上蒙蔽了人们对货币正确的认知。毫无疑问，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作为货币，必然是受到欢迎的。比如香料、贝壳、兽皮等都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这样的货币最为稳妥。即使哪天货币用不出去，还可以自己使用。这个就像今天很多人买房子，将钱投到房子里，即使房价跌了但还可以给自己儿子使用。
所以，商品货币诞生之后，货币就刻录了“实用”的基因。
此后，不管是重商主义，还是批判重商主义的亚当·斯密都采用劳动价值论的思想认知货币。重商主义非常崇拜金银，肯定金银这一硬通货的绝对价值。斯密对重商主义唯金银论提出了批判，他继承了大卫·休谟的货币思想，认为金银的价格与供给数量有关系。但斯密依然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不管哪一种货币都必须凝结劳动才有价值。
休谟是斯密的一生最亲密的朋友，但休谟并没有完全坚持劳动价值论，他主张货币的只是一种“符号”。休谟的货币思想来源于让·博丹和洛克的货币论。
让·博丹在1569年发表的《对马莱斯特罗伊的谬论的答复》提出了货币论，第一次清楚地表达了货币数量学说。他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货币的数量多少与商品价格涨跌之间的关系，对16世纪西班牙价格革命作了详细的解释。博丹指出，“不管在哪里，一切物品的价格之所以上升，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决定这些物品的估价与价格的那种东西增多了。”
洛克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即货币数量的变化影响商品价格的起伏。这种主张在今天不足为奇，但当时很多人尤其是重商主义崇拜金银，他们认为金银是硬通货，并不认为输入过多的金银会导致价格“飞腾”。
休谟继承了博丹和洛克的思想，发表了《货币论》，最早提出货币中性论。他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货币数量过多，商品价格必然上涨。休谟进一步推出，“货币数量的多少，对一个国家的福祉是无关紧要的”。
休谟并没有坚持货币“硬通”、“价值”的主张，而是将货币视为“工具”和“符号”。休谟认为，“严格说来，货币并不是商业上的一个问题，而仅仅是人们约定用来便于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润滑油，它使齿轮的轮转更加平滑自如。”
如此，实际上货币理论上开始分化为两派，一是休谟开创的货币数量论，二是重商主义延承下来，斯密批判性创造的货币价值论。斯密和李嘉图都是劳动价值论者，他们认为，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其生产及运到市场上所必须的劳动量，即货币价值论。
但是，小穆勒与休谟一样主张货币数量论。小穆勒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一种机械”，有了它能够迅速而便利地交换，没有它也不过使交换缓慢和不便而已。
继休谟之后，纽科姆、费雪、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都发展了货币数量论，其中以费雪方程式和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论具有代表性。根据费雪方程式，货币数量由货币供应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需求长期是非常稳定的，所以货币的供给决定了商品价格。
时至今日，货币数量论大行其道，成为主流的货币主张。但是，近些年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频发，人们开始对货币数量论保持怀疑态度。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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