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受到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周代的“国”。古史上的关键事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而此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最高峰。东周开端时，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国，之后国的数字一路减少，到公元前 221 年，只剩下最后一个、唯一一个，就是“秦”。
但“国”是什么？“国”长什么样子，我们真的知道吗？想到国、讲到国的时候，我们心中自然浮现的图像是疆域国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国的领域，国与国之间有疆界，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国，过了这条线则属于那国。
关于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也几乎都知道这七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还知道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最西边，齐在最东边，楚在最南边，燕在东北，韩、赵、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
但往前推到春秋时期，有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实和战国七雄截然不同。七雄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国家，五霸说的却是五个人：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七雄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这七个国差不多就覆满了当时的中国。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势力不是疆域式的。
这中间牵涉到从春秋到战国，很不一样的“国”的型态。那个时代有很多很多国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国的所在，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
过去一百多年间，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如顾栋高，如陈槃，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一条一条比对，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他们找到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国”，在地图上标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那就是：春秋时期的国数量惊人，达数百之谱。
然后到了 1943 年，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一个关于“国”的新理解──“城市国家说”。[1]这是什么？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文献上所提到的国其实是一座城，是一个城的体制，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型态。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柢固的传统看法，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反而是在日本，有两位研究“东洋史”（日本人对中国史的称呼）的学者受到启发，并借鉴西洋古希腊的历史，在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出“城邦国家说”。
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贝冢茂树，另一位是宫崎市定。他们从中国古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中国分成许多单位，每一个单位，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是一座一座独立的城，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连结起来，构成了周代的政治系统。
《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一句话：“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显示到了战国时代，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城邦时代的记忆，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之前时代间的差异。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万国”，“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辞。相较于战国，原来的国数量一定是极多的。《逸周书．世俘解》中记录武王伐纣，一共灭了九十九国，自动臣服的有六百五十二国。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武王第一次发兵翦商时，大会孟津，来了“八百诸侯”。这些数字在在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国一定不大。对应《赵策》上的说法，那么一个国的规模，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
这样的主张，在后来出土的周代考古遗址中进一步获得证实。例如 1998 年开始在河南焦作挖出一座相对完整的城，北边的城墙长二百九十五米，另外三边各是二百七十米长。城墙的高度约九米，城基最宽处有五米，城上方则大约三米。
由商到周的建“国”运动
视野广阔、兴趣多元的何炳棣先生，写过一部史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在书中，他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化石孢子分析，从化石中找出植物孢子进行分析研究，重建了古代中国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他的研究结果，和原本的常识想像很不一样。
常识想像中认为，古代黄土高原的农业条件比后来好得多，所以才在这里出现了农业革命。当时的气候比较潮湿，黄土高原上有浓密的树林覆盖，也就有比较好的水土保持状况。一般认为是农业在此发展之后，为了取得更多的农地，因而开始以砍烧等方式去除树林。树没有了，黄土露出，才变成现今光秃秃的模样。
然而依照古地质化石孢子分析，何炳棣证明了中国文明起源时，黄土高原就已经是这样的自然条件，绝对不是什么原始的丰饶沃土。中国农业在相对干旱、少水、缺乏森林涵养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不容忽视的一项中国历史特色。
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此一地区的农业聚落，出现在有水而地势较高之处。要有水，才能进行农业生产；地势要高，才方便抵挡入侵。有水可供农业使用，又有自然地势便于防守，适合这种要求的地方，显然不会太多。
如果没有夯土筑城技术的突破、成熟、扩散，这个地区的聚落很可能就一直只能出现在少数的地点上。夯土筑城运用的是当地随处可取材的黄土，夯实之后筑起城来，就能创造出人为的防守优势，使人可以摆脱原有的地理限制，到更多地方去经营农业聚落。
在中国，农业和城的发展关系密切。大约是从商代进入到周代这段时期，有了雨后春笋般的普遍筑城现象，到处盖起城墙来，人纷纷移居到城内，有城有人，就构成了“国”。
古代的国，和我们今天讲的、想的国很不一样。古史上看到的国，成百上千，构成那样的“国”的条件，当然不会是我们今天说的“人民、土地、主权、政府”了。那个时代，要件是有城，有城内居住的聚落，如此形成了国。
由商到周，中国地区出现了普遍、巨大的建城潮流，也就是建“国”运动。在那个过程中，几百座城建了起来，有了几百个国。“国”成了这段古史上最具体、最坚实的地方单位。
古代的“城”，不以“市”为生活重心
从这个角度看西周的历史，西周是由几百个这种小型的“城邦国家”组合而成的。“城邦”是宫崎市定选择的用词，挪用自古希腊历史的术语，一度引起许多的批评攻讦。怎么能硬套西洋史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历史呢？西洋史上有古希腊辉煌的城邦文化，难道因此中国也一定要有相应的城邦时代？
其实，宫崎市定用“城邦”而不用“城市”，另有其深意。那牵涉到他所承传的“京都学派”对中国史的大架构主张。日本“东洋史”研究中的京都学派，肇始于内藤湖南。内藤湖南重要的奠基贡献之一，就在提出一个很不一样的断代概念。在中国传统的“朝代”之上，内藤湖南另外将中国历史分出“古代（或上古）─中古─近世─近代（或现代）”的分期架构。
这套架构中，最突出的是“近世”这个概念。内藤湖南将宋代以降到鸦片战争前的这段历史，特别划分为“近世史”。强调这段时期有许多突破性的历史变化现象，和前一段的隋唐很不一样。
“近世史”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城市的新发展。内藤湖南敏锐地指出，宋代以下中国的“城市”，在性质上和以前很不一样，变成有“城”也有“市”。“城”指的是环绕的城墙，“市”呢？是指城里最热闹的区域，也是城里最重要的活动──商业交易，也就是今天说的“市场”。
“近世”的突出现象之一，在于城里的都会生活重整为以“市”为中心。住在城内与不住在城内的最大差异，也变成了日常生活是否接近“市”。这就意味着，在近世之前，中国的城、城内的生活，不以提供市的功能为主。西方的“城市”大部分都是先有市，再由市的活动、功能扩张发展出聚居人口，为了保护聚居区，因而有了城，所以城和市总是在一起的。
但中国不是。那么中国的“城”，有城墙包围的居住区域，又是怎么发展演变出来的呢？
依照周代早期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到处分布着一座座小城，城墙以内称为“国”，绕着城外的地区叫做“郊”，比郊再外面一点的地方叫做“野”，野再外面一点是“封”，比封再外面的是“鄙”。
这些称呼的意义，一部分还留在我们现今的语言里。我们今天都还说“郊外”，环绕都市稍远一点的地方，也还说去“郊游”，指一天可以来回、去不远处的小旅行。传统中文里有“封疆大吏”的说法，“封”和“疆”连在一起，显示“封”就是一个城区正式的边界。古史上的封和城对应，城是内圈、人为的界线，分隔开城内、城外；封则是外围、自然的界线，标示出这个“封国”的范围。
“封”一般以河流或山丘为界，如果没有自然界线，才用人为方式画出线来。《管子．度地篇》说：“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指引出标示“封”的方式：挖出沟或加些土堤，或者重启一排树，让人可以清楚分辨“封”的所在。
过了“封”，也就不属于自己这个“国”了，那是陌生的地域，住着与我无关的陌生的人，陌生产生轻视乃至敌意的感受，因而“鄙”、“鄙人”也就难免带上负面的字义了。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五章〈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第六章〈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
《中国历史通论》（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