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翻译佛经最多的人，帮助唐朝经营西域，被称为民族的脊梁。我是谁？
我本名陈祎，602年4月6日生于今河南洛阳偃师，从小有“神童”之称。10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我跟随出家的二哥住在寺庙里，成了一个小沙弥，法名玄奘。
618年（16岁），隋朝末年，瓦岗军和隋军在洛阳混战，我和二哥先后到长安、成都等地逃难。四年后，我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穿上了红绵袈裟，正式出了家。
不久，唐朝统一天下安定了。我从成都顺江而下，辗转全国各地，拜访名寺高僧，探讨佛法。我有了“佛门千里马”的美名。
626年，我再次来到首都长安。在探讨佛法时，我发现全国各地的佛经残缺不全，版本各异，说法也是众说纷纭，令人困惑。我有心想到佛教发源地印度去寻求真经。
627年（25岁） ，我向朝廷申请出国，但这时唐朝正与突厥交战，没有得到批准。同年秋，北方发生严重的灾荒，大量百姓四处逃荒。于是，我夹在逃荒百姓中，踏上西行之路。
（玄奘取经图壁画）
我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边境时，被守关卡的士兵发现，不准我出境。幸好得到一位法师的帮助，派两名弟子帮助我偷偷地越过边防，混出了玉门关。在走进大戈壁前，一位老人还送给我当地一匹老马。
走进生死茫茫的戈壁，我却不小心将水袋打翻了。“宁可就西而死，岂能东归而生！”想起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咬紧牙关继续西行，大不了就这样真的死了吧。
我走了四天五夜，没有喝一滴水，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半夜时，一阵凉风把我吹醒，我站起来继续朝前走。万幸，这时老马竟找到了水源地。我饱饮一顿，起死回生。我终于走出了戈壁，到了高昌国（在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故城）
高昌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我非常热情。他要我给他讲经说法，还和我结为兄弟。然而，我还是要去印度，他竟然不准，于是我绝食反抗，晕倒之地。高昌王感动了，为我提供了西行的各种物资，还写信给沿途国王，大开方便之门。
这样一路就顺利多了。628年（26岁），我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佛国胜地印度。
631年冬（29岁），我终于来到印度佛学的最高学府――庄严辉煌的那烂陀寺，拜主持戒贤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经过五年的艰苦学习，我融汇贯通，对佛法有了更深的领悟。我获得“法通三藏”的称号，在有4000名僧人的那烂陀寺，只有几个人能有这个称号。
然后，我离开那烂陀寺，游历佛祖遗迹，拜访名寺高僧。5年间，我走遍了整个印度，人人都知道我来自唐朝，佛学水平很高。
643年（41岁）， 一个国王邀请我作为主讲人，开办了盛大的佛学辩论大会。当时印度十八个国家的国王和三千多名高僧、学者参加会议。大家对我讲的佛法，无不不心悦诚服。我名震全印度，成为最顶级的佛学大师。
一晃在印度16年了，644年（42岁），我决定回国。我带着大量佛经、如来佛肉舍利150粒、数尊佛像，踏上了回国之路。
645年（43岁），经过长途奔波，我回到阔别18年的家乡。我被送到洛阳，拜见了准备御驾亲征朝鲜的唐太宗，等候发落。志在天下的唐太宗，饶过我当年偷渡的行为，并同意帮助我翻译佛经，条件是要我写下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
于是，我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经院，开始翻译经书。由我口述，弟子辩机执笔，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本书分门别类记载了西域到印度一百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等。
这本书记录非常准确，是佛教史学、佛教遗迹的重要文献。印度就是靠着这本书，发掘了那烂陀寺等印度古迹。
这本书，也为唐太宗开拓西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朝平定了西域各国，设立安西都护府，重新打通了中断几百年的丝绸之路。
我一生都在翻译佛经。20年间，我一共翻译了佛经74部，1335卷，占唐朝翻译佛经的一半以上。我是中国历史上翻译佛经最多的人，为佛教在中国普及奠定了基础。
664年3月7日（62岁），我因病在玉华寺圆寂，走完了传奇的一生。后来，有个叫鲁迅的人，称我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