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明清米价看康乾盛世
民以食为天。在我国古代，百姓吃得好不好、能不能吃饱，是衡量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参数之一。我国明清时期以大米为主粮，俗话说管中窥豹，那么由当时米价也能粗略看出某一段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相关情况。
明清时期，江南是稻米的主产地。明崇祯五年（1632年），江南松江府一带，白米每斗120文，值银一钱，也就是说每石米（明代一石相当于现在184市斤左右）的价格在1200文左右，按照当时银价在一两银子上下，“民间便苦其贵”。此后相当一段时间，米价一直保持在每石1000文左右。而到了崇祯十一至十二年间，“米价顿长”，1石米卖3000文钱，是原来的2.5倍，而这还不是最高价。这一阶段，北方的米价大概为每石3.56两银子，高于江南米价（根据日本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明代商人的商业资本》）。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帝国大范围通货膨胀，铜钱兑银比例下降厉害，崇祯初年1000文钱值银近九钱，这时的1000文钱值银“不过四钱几分”，更兼米价高涨，白米每石需纹银五两，合计铜钱12000多钱，每斗米价格是1200多钱，几乎是崇祯五年米价的10倍！
明清时期，我国北方粮价一般来说都是高于南方的。如明代官员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记载：“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费米千石，银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偿失。”明崇祯末年，北京周边地区的米价是每石九两九钱五分银子，比稻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几乎又高了一倍！
为什么，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五年米价一下子蹿得这么高？除了前文所述的地区粮价差之外，翻开明朝历史你就会知道答案。崇祯初年，后金兵马大举南下，又因为北方自然灾害、大饥荒和弊政等原因，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造反，到了崇祯十五年，明帝国烽烟四起，内外交困，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事一发不可收，两年后，即1644年，崇祯皇帝自杀，明王朝灭亡。由此可见，大规模的战乱是促使明末粮价高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再看清朝初年，顺治年间的米价也不低，顺治三年（1646年），江南地区“斗米几及千文”;顺治四年（1647年），“白米每石纹银四两”;此后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除了秋季新米上市时米价的短暂回落，米价一直在每石二两五钱至五两银子之间徘徊。原因是这时的满清才主中原，受到明朝剩余势力的抵抗，战事依然不断，人心不稳，农业的发展受到阻滞。
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在顺治皇帝统治中原十三年之后，江南地区的米价一下子降到了每石八钱银子，“亦有六七钱者”。这也属于特殊现象。江南地区的米价很快地又反弹到每石二两银子上下，此后米价波动不大。
当时间进入康熙朝，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白米二两一钱，糙米一两九钱”。其后，米价稳步降低，到了康熙八年（1669年）因为米价极便宜，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新米每石纹银六钱……后至五钱”（《阅世编》），按照当时银钱兑换比例换算一下，当时的每斗米价格是60文钱，这与平均物价更低、容量单位相当的明代崇祯初年比起来，米价还要低一半！即便与明朝初年江浙一带的通常米价每斗100文钱相比起来（《水东日记》），也低不少。康熙朝的这一米价，几乎创造了明清时期米价的一个奇迹。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从康熙八年（1669年）直到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米价都比较稳定，每石新米最低价格在五钱一二分银子，米价上限至多不超过二两银子。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三月初一，江宁织造曹寅上报：“江宁上白米价一两二三钱……漕船一到，则米价更贱。”意思是让皇帝放心，江南地区米价百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有粮食吃，不饿肚子，地方上就不会出大事。百姓衣食足，朝廷政治稳定，史家称之为“康熙盛世”。
此外，综合明清史料来看，只要不是灾荒年，几乎是每到秋收季节，米价就会降下来一些，这跟新米上市、官府要收秋税，以及农民很多借债要在秋后偿还有很大关系——为了变现的需要，一时涌到市面上的大米会显著增多。
除了稻米，民间常用的豆子价格在康熙八年前后也是很低，每石豆子价格也是五六钱银子左右，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价格才增至一两银子以上。再粗略看一下麦子的价格，在明朝崇祯末年的小麦的价格每石在6000文左右，计银为二两五六钱，到了“（清朝）康熙初，麦价始贱”，也几乎是在康熙七八年前后，江南地区的麦子价格一直低于每石五钱银子，康熙十七年（1678年）后，麦子价格开始有所上涨，但是价格也很便宜，百姓都能接受。
众所周知，在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我国古代，大米等粮食价格是社会其他物品定价的重要基准。米价一上升，人工价格和相应的产品价格都会提高，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物价上涨。
事实证明，米价平稳的时期，如清代康熙八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是一个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期，而若是米价高得离谱超过了百姓的购买力，通常不是因为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就是社会、政局不安定所导致的结果，而高米价反过来也会成为社会更加不稳定的一个动因。
我国古代，只要有粮食能养活子女，百姓几乎都愿意子女绕膝、儿孙满堂的，因为这不只与家族繁衍有关，而且也涉及到家庭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清代史料显示，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大概为1.37亿。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人口大增长开始启动，全国人口接近2亿。乾隆四十八年，全国人口接近3亿。这段时期，清代人口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清朝的所谓康乾盛世也正是到了乾隆中后期才臻于顶峰。仔细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耕地可以承受的人口范围内，人口恰恰是创造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体现康熙、乾隆盛世的一个最基本的物资基础，正是以低米价为代表的全国范围内较长时期的低粮价。社会稳定，农业发展，米价等粮价较低且平稳，促进了社会人口增长;在耕地资源可以承受的人口数量内，人口增长，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迎来了康乾盛世。
然而，无法躲避的历史事实是，随着时代的滚滚向前，又将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问题。
作者：李晓巧
来源：《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