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当法国修女Mariannick Caniou发现她没有得亨廷顿舞蹈症这种致命的退行性遗传疾病时，她的心情陷入了谷底。 在她的一生中，一直坚信自己会患上这种导致她祖母和母亲死亡的疾病。 “我将会患上亨廷顿舞蹈症”这个想法影响了她人生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决定，比如不结婚，不生孩子。全身心投入宗教领域她并不后悔，但她现在依然在担心，亨廷顿舞蹈症也会危及这件事：“我所筑就的一切，我的生命，似乎都轻如鸿毛。”
上世纪80年代，当医生们意识到很快就能预测亨廷顿舞蹈症的患病几率时，并没有预见到会出现像Caniou修女这样的情况。即使他们对那些接受检测的人深表担忧，但是注意力主要放在那些结果不好的人们。为了应对他们可能出现的精神变化，医生们甚至在精神科增加床位。然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人们逐渐都可以应对坏结果。真正受到影响的是那些像Caniou修女一样，以为自己一定会患病，却始终没有的人。
三十多年来，从第一个预测性的基因检测面世，有大量数据积累告诉我们，人们在知道了从前无从得知之事后会作何反应。基因检测的兴起为科学家展示了一个延续三十年的实验，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惊人事实。数据显示，大多数人在得知坏结果后，会采用违反直觉的方式去回应，或至少与专家预测的大相径庭。但随着基因检测变得更加普遍，被惊吓的较少数所采取的非理性行为，看起来更像是明智的大多数的理性行为。
在尝试预测人们对于基因检测结果的反应时，医生们屡战屡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准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医生们做了问卷调查，询问人们如果有基因检测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他们愿意接受检测。医生们记录下人们的答案，并据此去做计划。麻烦的是，当这项检测面世时，人们并没有照此前回答问卷所说的那样去做。
随着基因检测变得更加普遍，被惊吓的较少数所采取的非理性行为，看起来更像是明智的大多数的理性行为。
亨廷顿舞蹈症是最早可以用基因检测预测的疾病之一，也就是说这项检测可以告诉一个健康的人，他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患上这种疾病。用于预测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检测在1993年问世（自1986年起已有可靠性稍低的检测）。这是一种由单个基因突变导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会在中年时期显现。那些有遗传史的家庭都会知道，患者的孩子有50%的几率患上这种疾病。现在通过基因检测，他们可以确定哪些孩子会在将来患上这种疾病，哪些不会。
在那些前期问卷中，大约70%来自有亨廷顿舞蹈症家族遗传史的人称，他们愿意接受基因检测。事实上，只有15%的人接受了，而且在十多年间的多个国家地区，这个比例一直很稳定。当其他针对无法治愈的脑疾病，例如罕见家族遗传型阿兹海默症以及额颞叶痴呆的基因检测问世时，情况也是大致相同：大多数人宁愿不去知道真相。
这种现象背后有它明确的逻辑：为什么要知道那些我们也无能为力的事呢？而其他疾病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种逻辑：在对该疾病有效的治疗手段出现之后，接受检测的人数就会变多。因为治疗手段的进步，大约三分之二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女性现在可以存活20年甚至更多，这个数字是40年前的两倍。只有很少几种乳腺癌是会遗传的，调查显示，60%有遗传性乳腺癌风险的人，在基因检测问世后接受了测试。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心理学家Aad Tibben研究人们对基因检测的反应已有三十多年，他说通常有两个原因驱使那 15% 的人接受不治之症的基因检测。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想要消除不确定性；第二点则是他们不想把致病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第一点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接受检测的人可以处理好或至少开始接受坏结果带来的刺激：不论结果如何，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即使当前没有治疗手段，他们至少可以作出理智的生育选择，并为未来规划。
然而关于第二个原因，人们的言行之间存在令人困惑的差异。产前基因诊断已经非常普及了，但是那些夫妻双方中已知有一方携带致病基因的，比那些只是存在风险的夫妻更少接受检测。前者中的绝大多数选择让自己的孩子承担和自己出生时一样的风险。为什么人们会采取这种看似对后代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呢？
当其他针对无法治愈的脑疾病的基因检测问世时，情况也是大致相同：大多数人宁愿不去知道真相。
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的Hanane Bouchghoul及其同事在2016年发表了一项独特的纵向研究调查，揭示了这个决策过程。他们采访了54名女性，她们或她们的配偶有一方携带亨廷顿舞蹈症致病基因。调查显示，这些夫妇如果在第一次产前诊断中得到好的结果，他们就会生下孩子，不再继续生育。大多数得到坏结果的夫妇会选择终止妊娠，再次尝试。如果第二次产前诊断显示好结果，他们会生下孩子并停止生育。但如果第二次依旧是坏结果，绝大多数便会更改策略。一些人选择着床前胚胎遗传学诊断，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再去终止妊娠，因为只有经检测没有突变的胚胎才会植入母亲的子宫内；也有些人会放弃生育的念想。但是，有45%，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会尝试再次生育，并不再进行产前检测。“他们对要一个孩子的渴望压过了一切”，研究团队的遗传学家亚历山德拉·杜尔（Alexandra Dürr）这样总结道。
产前检测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痛苦，特别是当结果不好最终导致妊娠终止的时候。杜尔说，没有人能轻易接受它。没有人能强迫一对夫妇终止妊娠，但是国际公认的指导手册里强烈建议他们在得到坏的产前检测结果后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否则他们的孩子将不得不面临一份伪造的产检结果。即使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可以选择不去了解真相或者只是知道但不告诉其他人，但他们的致病基因携带情况早已经被他们的父母和医生所知（只有针对童年发作且存在有效疗法的疾病，医生才会推荐产前基因检测）。
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Tibben 证实了法国的研究者的结论。他调查了13对夫妇，他们同意如果产前筛查得到坏结果，就会选择终止妊娠。但当他们得到坏结果后，没有一对履行他们的诺言。“这意味着如今在荷兰，我们确定有13个孩子是百分之百的亨廷顿舞蹈症致病基因携带者”。
在基因检测面世之前，医生们希望它的出现能够在几代内把确定的罕见病致病基因从人类的基因库中消除，进而停止寻找对应的疗法（因为已经没有患者）。但是有携带致病基因风险的人对基因检测接受率很低，确定携带致病基因的群体接受率更低，现实让医生们放弃了这个希望。“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些疾病会一直存在下去。”Tibben这样说。
到目前为止，那些符合孟德尔遗传定律或单基因遗传的疾病，都可以借助基因检测获得确定的答案。但随着检测范围的延伸，涌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结果的反应也更难预测了。举例来说，针对由两个BRCA基因突变导致的乳腺癌的基因检测，有时会误将临床表现不显著的由基因多样性产生的突变认定为致病基因。不久之后，一种新的无定论的基因检测将成为主流，那就是全基因组测序，它可以揭示那些由不同生活方式导致、而非遗传因素决定的疾病，比如肥胖。
因此，不可预测性可能最终才是常态。或许过去三十多年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人们对于新工具的反应可能会颠覆我们的预测与假设。与此同时，给这样的行为贴上不理性的标签是很困难的。毕竟，基因检测教给我们的另一件事就是：确定性转瞬即逝，修女Caniou太了解这一点了。当她从抑郁中恢复，取而代之的是解脱和愉悦。十年前，她被确诊患上乳腺癌。早早采取治疗病愈后，她至今依然很健康。讽刺的是，当她最终得知患上了某种疾病时，却发现不是自己预料的那一种。
改编一句名言，生命中依然只有两件事是确定的。其中一件就是人固有一死。至于死于什么，我们可以不那么确定。
Laura Spinney
科学记者，小说家，非虚构作家，现居巴黎。最新著作《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翻译：Louis；校对：tangcubibi；编辑：EON
原文：We Don’t Want to Know What Will Kill Us
神经现实是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专注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的深度报道和前沿解读。欢迎微信、知乎、知道日报、企鹅号等各大平台搜索“神经现实”获得更多相关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