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四年（前243年），秦国发生了蝗灾和流行病，政府决定：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可见，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最早始于秦始皇。”但秦朝尚无“卖官鬻爵”一说,它的形成大约是在汉朝。
不过此时作为财政行为和制度的“卖官鬻爵”，其收入还是用于公共事务，但是后来却归私人（或者说不同利益集团）所有。
至汉代，据《汉书》载：汉惠帝六年（前１８９年），“令民得卖爵”；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而《后汉书》也载：东汉桓帝刘志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卖的官爵种类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这些“灰色收入”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卖官鬻爵”更加疯狂。《后汉书》云：他将国库挥霍后，开始“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稍后，他更是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
当时除皇帝大位不卖外，其余皆可卖。投标价高者得高官位，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用来支付自己吃喝玩乐。
晋武帝时，其大臣（司隶校尉）孙毅当面“戏弄”他说：“汉代的桓、灵皇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而陛下您卖官的钱却入了您自己的私库。”
清代卖官之风最盛。当时“卖官”称为“捐纳”，通过“捐纳”可以买到的官极为广泛。京官可买郎中，地方官可买高于知府的道员。对买官的人没有任何限制：地主、商贾，甚至连流氓、盗贼等也行。平民百姓可以捐官；小官可以捐大官；虚衔可以捐实职；应处罚的可以通过“捐纳”减轻甚至全部抵销责罚；降革职的可以通过“捐纳”官复原职；触犯刑律的可以捐成无罪。
如一个叫郑广的盗贼用偷来的钱买个县令，再用用金钱结交上面，很快晋升为按察使。后来，他见没有人怀疑，就又重操旧业，在偷盗时被抓获。在狱中他还写了一首歪诗，其中有两句很是耐人寻味：“他人做官为做贼，郑广做贼为做官。”
当然，“卖官鬻爵”的副效应也很明显。
第一导致吏治腐败。捐官到任，狠刮“地皮”；有的甚至先上任后交捐，其来源又凭政治资源的占有而获。
第二，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卖官鬻爵”的收入，一般情况下不会形成国家的财政收入，除非这类案子全部被揭发，且其收入全部被罚没入国库。其实这是不切实际的。此外，这种收入隐蔽地归于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加速了政治道德的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