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过清廷俸禄、受过清廷优遇,清代的官员会如何评价慈禧太后?

或许,看到本文题目,您就会想:

清廷的官员评价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肯定是感恩戴德、山呼颂圣,别无他言了。

因为,按照自古及今的一般的惯例,本朝官员评价本朝最高统治者,肯定多是谄媚奉承了。

其实,不然。

本文出自清人何刚德的笔记《春明梦录》卷上。

按照何刚德在文中的描述,在他写作这本笔记时,大清王朝已经倾覆了;所以,自己笔记中这一节的内容,即关于慈禧太后的记述,是没有太多对朝廷的顾忌的。

这个时候,何刚德的写作,基本上是忠于事实;或者,准确来说,他基本上是忠于自己所认知的事实的。

另外,还必须知道。

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何刚德食过朝廷的俸禄、受过朝廷的优遇、他还曾被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召见过三次,被慈禧太后召见过两次。按照对当时读书人的一般思维来判断,何刚德对清廷肯定还是有着深深的感情的。这种感情的存在,可能会让何刚德在评价慈禧太后时,怀着敬仰、怀着感恩,怀着尊重……这也是必须清楚、需要说明的。

相关情况,需要说明的,总体上已经交代清楚了。

下面,就展开正题。

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京师震动。

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公元1861年),清文宗在热河崩逝,终年31岁。

这个时候,孝钦太后(即慈禧太后)才二十八岁。

根据何刚德的记述,说是咸丰帝驾崩之后,端华、肃顺图谋不轨,醇亲王奕譞奉了太后的懿旨,在客邸之中逮捕了肃顺。

端华,即爱新觉罗·端华,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26年)袭爵郑亲王。咸丰帝死后,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八大臣)。

肃顺,即爱新觉罗·肃顺,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咸丰帝驾崩前,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

奕譞,即爱新觉罗·奕譞,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咸丰帝即位后,封为醇郡王。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被加封亲王衔。

醇亲王奕譞奉了太后的懿旨之后,那一天,天色极早,肃顺所住客邸的屋门还没开,醇亲王领人,捶门大声传话说:

“有旨意!”

客邸里面回应到:

“如果是后宫旨意,我不接!”

听里面这么说,没有办法,醇亲王遂领人,破门而入,当场拿下肃顺,法办治罪。

进行了这样的处理之后,太后一方已经掌握了朝廷的局势,随后,才安排咸丰帝的梓宫(指皇帝﹑皇后或重臣的棺材)返回京师。

此时,新的君主也已确定,由同治帝继承大统,成为清朝的第十位皇帝,是为清穆宗。

在新旧交替的政治斗争中,太后一方取胜,于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自此成型。

这一次两宫的成功掌权,虽然说是恭亲王奕訢与各位王大臣翊赞,但是,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碰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不敢自专,都是要奉请懿旨之后,才根据旨意进退、开展工作的。所以,不能说,这次权力交替的整个斗争过程中,两宫皇太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奕訢,即爱新觉罗·奕訢,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兄弟,生母为孝静成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

掌权之后,就两宫皇太后论,虽说孝钦太后比孝贞太后(慈安)精明很多,但是,刚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朝廷的各种事体,她毕竟没有亲自治理过,所以,处理起来,并不娴熟。

关于垂帘听政初期,孝钦太后不熟悉政务的事实,当时,曾文正(国藩)被召见后,他曾在日记中有所记录,说是:

“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也就是说,就曾文正慧眼看,两宫皇太后的才能平常,见面问询,一句切中肯綮的话都没有。

想来,作为朝廷的臣子,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至高无上”的主政者两宫皇太后,如若被发现,一定会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幸好!

幸好!

不信,可以想想满清治下的诸多文字狱。

其实,猜想曾文正通俗的说法,应该是这样才是:

两宫皇太后才具平庸,见面说话,半句话都说不到点子上,尽是些不关痛痒的闲言碎语。

其实,两宫接见曾文正的时候,她们才执掌政权三年。猜想,一来呢,她们的确对政务还不熟练;二来呢,那些拥戴她们上位的大臣,都替她们处理了很多事务(当然肯定也有不愿意她们插手枢机事务的心思)。基于此,我在引用曾文正的日记时,特别加长引用了他对当时朝臣中手握重权的几位人物(恭亲王奕訢、文祥、宝鋆、倭仁)的评鉴。

关于曾文正对两宫皇太后的评定,笔记作者何刚德的说法相对中允。

后来那些评论慈禧太后的人,每每引用曾文正的日记作为资料,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日记的时间和相关背景。

何刚德对于曾文正的日记表示肯定,认为曾文正的记述,的确是真是可信的。

同时,何刚德对于两宫皇太后召见曾文正时的讲话不多、言辞敷衍也表示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何刚德对于召见一事,很有发言权。何刚德在官场时,曾经被皇帝(清德宗光绪帝)召见三次,被孝钦太后召见一次(时光绪帝在座)。关于此事,我已另文详说过了,此不赘述。

想起自己曾经被孝钦太后召见时的情景和谈话内容,何刚德感叹说:

“自垂帘听政到庚子之乱后的再次主政,慈禧太后前后掌权四十多年,期间,她经历了很多的事变、政变和世变,为了江山社稷,她备尝艰辛,多历险难,对于下情,她均能知悉体恤。”

“关于这一切,我在座师宝鋆处多有耳闻,周知甚详。”

“关于孝钦太后召对大臣的情景,我早有所知。”

“我在甲午(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年外放苏州时,孝钦太后召见我,那时,她已完全能够侃侃而谈。谈话之中,她的英明之处,不能不令人钦服。”

“当然,孝钦太后也有她不是的地方,主要如下:

一是平常在宫中,她对下属统驭太过严厉。

二是她的个性喜欢观赏游乐。比如说,关于重修颐和园这件事,我的座师宝鋆曾经在谈话中间有所提及,并且对孝钦太后在这件事上的做法颇有微词。

第三,自从英法联军入侵、两宫(皇帝和太后)仓皇出逃,从西安返回京师之后,因为宫中旧有的器物大半已经散失,所以,她难免喜欢接受各处的贡献。虽然说,这种喜欢贡献之物的行为可以解释成她晚年的无聊,但是,这些举动,还是大大地对她的高大品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后,总结一句,就孝钦太后一生的政治履历来看,四十多年之中,她支撑江山社稷危急局面的功劳,也不会因为一两件事情被全部遮掩。”

(全文结束)

作者:史遇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