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入正题之前，鉴于读者可能会对本文标题有诸多的疑问，所以，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本文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刘墉，另一位是和珅。
虽然，大家对刘墉与和珅也有各自的体认，但是，大家的认知是否与相关记载一致，尚无法确定。
既然是在说历史类的事件，那么，就先简要说说文中二位主角的概况。
刘墉
生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卒于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享年85岁。
字崇如，号石庵，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的长子，祖籍安徽砀山，出生于山东诸城。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中进士，时年33岁。
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太原府知府、江宁府知府、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
以奉公守法、清正廉洁闻名于世。
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
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谥文清，后世亦称刘文清公。
本文标题中的“浓墨宰相”，即是世人对刘墉的称号，简单明了，既突出了其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与成就，也标明了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职务。
简单介绍完刘墉，再说说和珅。
和珅
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依此推算，刘墉比和珅年长31岁；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被赐死，终年50岁。
钮祜禄氏，原名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亭主人，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清中期权臣、商人。
初为官时，精明强干，通过李侍尧案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乾隆帝对其宠信有加，并将幼女十公主嫁给其长子丰绅殷德，使其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
随着权力的增长，私欲也日益膨胀，利用职务之便，结党营私，聚敛钱财，打击政敌。
此外，还亲自经营工商业，开设当铺七十五间，设大小银号三百多间，且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
曾担任、兼任了清廷的众多关键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其职务主要包括内阁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刑部尚书、理藩院尚书，还兼任内务府总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数十个重要职务。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清仁宗下旨将其革职下狱。
所聚敛的财富，据估，约值八亿两至十一亿两白银，所拥有的黄金和白银加上其他古玩、珍宝，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乾隆帝死后十五天，嘉庆帝即赐其自尽。
和珅介绍完毕。同样，关于本文题目中的“成熟的政治家”这个说法，也要说明一下。
这个评定或者“定语”，并非信口雌黄，而是有所本：
据说，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国派遣以正使为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公元1737年～公元1806年）、副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公元1737年～公元1801年）的访华使团，以庆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要求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其间，斯当东曾将沿途的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下来，写成《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因此访华与和珅有交集，所以，担任此次正使与副使的两位英国人都对和珅有所评论：
马戛尔尼：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斯当东：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由此可知，关于和珅为“成熟的政治家”的论断，乃出于英国人之口。
至此，关于本文的两位主角已经介绍清楚，另外，关于本文标题的“浓墨宰相”与“成熟政治家”也大体说明了出处。
下面，就进入本文的正题，来说一说刘墉与和珅之间在台面下的斗争。
本文内容源自清人汪诗侬所著笔记《所闻录》中的《和珅》一节。
因为，是在讲说历史，或者是与历史有关的记述。那么，首先简单辨证一下，刘墉与和珅究竟有没有交手的可能。
关于可能性，最重要的判定，当然是时间，如果时间错谬，那么，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不但会被大方之家不齿，还会被普通读者讥笑。
刘墉卒于清仁宗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和珅于清仁宗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被赐死；由两人的卒年看，这二位在世时，时间的重叠度非常高。因为时间重叠，同朝为官，所以，这二人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场境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详细考证了，可以放心行文了。
清高宗乾隆时，和珅当国，执掌机要，权倾一世，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撄其锋。
清朝人后来记述和珅的权势之大，和珅的飞扬跋扈，甚至把他和明朝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相提并论。
把和珅与魏忠贤放在一起说事，先不论这种论调合不合理，仅就两人共有的特点，从中多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
和珅当日的势力与实力，似乎都已经可以和满清的帝室分庭抗礼了。
更夸张的说法是，和珅在朝中的种种作为，有些地方，明朝的魏忠贤还要稍逊他一筹。
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么，和珅飞扬跋扈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结党营私，把天下公器做了自家擅权敛财的工具。
而且，和珅这样做，还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的结党营私，权势之重，使得众人畏惧，不敢作声，以至于后来的评论有“道路侧目”一说。
所谓“道路侧目”，历史上有过：
《元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七《阿鲁浑萨理传》有：
“所在囹圄皆满，道路侧目，无敢言者。”
《明史》卷一八九·列传第七十七《李文祥传》有：
“朝野寒心，道路侧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国宪。”
“道路侧目”，亦作“道路以目”。
参照历史记载，再看对和珅的这一评论，可以想见，和珅在当时所造成的形势，是怎样地危殆。
当然，可以推断，这种“道路侧目”的情形，主要还是表现在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内部吧。
那些倚靠和珅的人，极尽谄媚奉承之能事。
那些与和珅意见相左或者内心不认同和珅的人，非常清楚和珅的能量，说话办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不要说是正面与他对撞了。
其时，山东诸城的刘文清公崇如（即刘墉），位居宰臣之列，参与清廷的机务，管理所属的百官。
尽管刘墉的位子也不低，但是，对于和珅的嚣张气焰，他也是无可奈何。因为，皇帝始终对和珅信任有加，无人可对和珅的权势造成威胁伤害。
因为无法对和珅的专权擅政、飞扬跋扈进行抑制，因为无法削挫和珅的锐气，刘墉的心中，也常生着闷气，他常常为此非常恼怒。
根据笔记《所闻录》的作者清人汪诗侬记述，本文所说的刘墉与和珅在台面下的斗争一事，发生的时间是“癸未春首”。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清高宗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是农历的癸未年，其上一个癸未年在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其下一个癸未年在清宣宗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
这三个时间点都无法与本文的人物事件吻合，康熙和道光时期，可以不论。就乾隆时期仅有的癸未年来说，其时，刘墉还没有做到宰臣的位子，而和珅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事情要讲下去，我们宁愿相信笔记的作者的时间记忆有误〔是否癸丑呢？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
话说，这一年的春首，刘墉探听到和珅应召入宫，正值天降雨雪，风寒地冷。雨雪天气导致路途泥泞，刘墉想着，不能在皇上面前与和珅针锋相对，还不能在半道上戏耍教训和珅一回吗？
乘着这个雨雪天气，乘着这个泥泞的道路，刘墉特意穿上了家中久不穿着、搁置废弃的旧衣物，在和珅必经之路上等着他。
和珅一到，刘墉马上着人执持名帖，高高举起，拜谒於和珅的轿子前面，口中称道：
“我家中堂大人亲自往和大人府上拜年，向大人恭贺新春，恰逢大人不在府上，今儿正巧在路上遇见大人，我家中堂大人已下轿恭候了！”
和珅一听，知是刘墉在路上等候，或许心中有很多的不情愿，但是，人情面子上，基本礼仪上，还是要做足，无奈，他只好下轿。
和珅下轿，原本想着，自己要进宫面圣，既然路途遇见刘墉了，躲不过去，这大过年的，下轿寒暄几句，应付一下，也就是了。
等到和珅一下轿，马上就傻了眼了。谁料想刘墉已经跪地向他道贺了。一来呢，刘墉是中堂，二来呢，刘墉年长和珅很多。和珅下轿见刘墉已跪地，也容不得他多想，紧忙按礼答拜。
和珅这一答拜，也得和刘墉一样，跪地行礼。这样一来，后果可想而知：
和珅身着的玄裘绣袄，已经被泥泞沾污，身上全是泥水。
这个时候，再看看和珅，与平日里风光无限、锦衣绣服、干净利落的他比起来，此际的他，更像是一只吃了败仗的公鸡，雄风扫地。
传闻，和珅曾因此事在宫中向主上哭诉，但是，因为刘墉的做法，并没有明显的过失可以指摘惩处，所以，都拿刘墉没有办法。
官场上斗争，大到杀头丢命，琐碎到小鼻子小眼睛，真是千奇百怪；
官场上的角力，大到台面上的真刀实枪，小到台面下的使绊子用计谋，可谓花样多变。
文末，依然要说明一下，笔记比之于正史，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可信与不可信间。但是，行文过程中，笔记的文字资料，能够辨正的，都会尽力而为。
不足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