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史记》, 也是一本地理学名著(下)

司马迁游历结束回京后,本想全力编撰史书,不料朝廷慕名聘请他为“郎中”。此“郎中”并非医生,而是掌守皇廷门户及出入车辆的低级官员。汉武帝巡行郡县,祭祀五帝、观省民风、封禅泰山时,郎中就成为车驾的侍从。对司马迁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以前游历是私游,现在出游是官游,既可继续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观市井,察民风,又不用考虑费用问题。

此后二十多年间,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先后巡幸甘泉(陕西淳化县西北)、荥阳、固原等地,足迹大半个中国。游历之助,使他胸有天下古往今来的大势,这是他在史学、文学、地理学上取得成就的先决条件。

忍死须臾成巨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父亲已于多年前病逝,临终前希望他也能做一名正直的史官。

司马迁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多年的心愿,全力编撰从上古到汉初的史书。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工程:一是时间跨度大,共计3000多年;二是古代资料尤其是上古资料很缺乏;三是以前史官都写断代史,没有这种记录跨多个朝代历史的写法;四是中国太大,地理知识收集并不完整,还需要经常到外地考察。好在司马迁早从游历中练就了不畏困难的品质。他从巡游收集的资料开始,结合国家史馆的存书,开始了漫长的编撰之旅。

转眼到了公元前98年,编书的第10年,也是继续游历的10年。从18岁到48岁,司马迁30年间有大部分时间在野外渡过的。

司马迁画像(来源:纵横百世网)

史书未编成,横祸从天降: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飞将军李广的后人说了几句公道话,惹得汉武帝发怒,赐予腐刑。他几度想寻死,最终因史书未完成而不得不忍辱活了下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呕心沥血,发愤创作,完成了一部52万字的通史巨著——《史记》。

《货殖列传》放光彩

《史记》在世界历史、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汉朝以后的专家、学者均在史学、文学方面著书讨论。对于它与地理学的关系,明朝时才出现相关著作。其实,《史记》的地理学价值弥足珍贵,它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名著。

《史记》影印本(图片来源:纵横百世网)

《史记》的地理学内容,除了融入精彩的人物传记外,还专门用《货殖列传》来详细叙述汉初全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过程,概括了当时全国经济区的区域位置、天然资源、人口密度、社会习俗、经济特点等内容。至今仍然是中外学者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边疆地理的宝贵资料。

顾名思义,货殖就是“货币繁殖”之意,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求利的过程。作为《史记》专门介绍经济和地理的篇章,《货殖列传》把全国30多个城市按地理位置分为几个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中经济区。关中属于平原地形,沃野千里,农业耕种历史悠久,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较高。关中经济区的主要城市包括咸阳、长安等,以长安为首。长安因交通方便、商业发达,吸引力和辐射能力都很强。长安包括北面至戎、翟少数民族地区,东面到三晋,韩、赵、魏地区,西南至陇、蜀、四川、陕南、甘、青一带,人口密度大,文化水平与经济应变能力高,朝廷要高度重视对它的管理。

关中的附属经济区,南面有巴蜀区,城市以成都为代表;北面有天水、陇西等四郡,相当于现在的甘肃地区。关中经济区的重要性,正如书中所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三河经济区是第二大经济区,主要包括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等地。三河指河东(山西西南)、河内、河南(河南北部)。三河经济区是中原商业、交通的枢纽,《货殖列传》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南,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三河最重要的地市是洛阳,为交通转运必经之地,控制着关中出华北平原的通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

汉朝四大经济区地形图(图片来源:精英网)

《货殖列传》还介绍了燕赵区、齐鲁区、楚越区等经济区的地理、物产及重要人物情况。用简洁的语言描绘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经济地理的轮廓,反映了当时各经济区最本质、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及各经济区的地位。这些描述对此后的经济思想和区域地理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介绍经济区外,《货殖列传》还开创性地研究“人地关系”。即人文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联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大要素。司马迁在书中把人类的劳动看作是地方经济开发的前提,地理环境富饶并不代表经济繁荣,地理环境差一些也但可以发挥本区的其它优势。比如,他第一次游历时就发现江南虽“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却“无积聚而多贫”。这种人地关系的认识相当超前。正如地理学专家侯仁之所说:“《货殖列传》创造性地说明了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方面讲,司马迁无疑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先驱。

地理研究路漫长

重文轻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对《史记》的地理学研究直到明朝时才渐渐出现就不足为怪。明朝研究这部通史的地理学者中,以凌稚隆较为著名。他在《<史记>评林》中用“太史公论淮南、衡山谋为叛逆,而归之荆楚俗薄,彪勇轻悍”来说明《史记》已开始对地理人俗进行综合描述。到清朝时,学者们开始正视《史记》的地理作用。清初学者潘永季放开视野,大胆地把《史记》比如一幅舆地图,他认为,“(此图)既有《项羽纪》之棋布星罗,又有《货殖列传》之绮回秀错,真是化工矣。”

《史记评林》影印本(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明清之后,关于《史记》与地理学关系的研究趋于沉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现代方法研究《史记》与地理学关系的系统研究论著才陆续出现。有两部书值得一提,一部是2005年1月出版的《<史记>研究集成》系列丛书。该丛书第八册《<史记>史学研究》所收的论文集中在对《货殖列传》的专业研究上,引起学者专家的重视。另一部书是吴宏岐、王元林等著的《司马迁与中国地理》。此书2006年9月于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共5章,22万余字,内容涉及到《史记》的地理学思想、《史记》与中国人文地理、《史记》与中国区域地理和地图学等五方面,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这部由“中国史学之父”游历30载、忍辱编撰的史学名著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及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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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专著《司马迁与中国地理》,作者吴宏歧、王元林等,2006年9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专著《潜迹明工的古代地理》,主编李穆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

3.论文《<史记>与地理学补述》,作者李会康,《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6年9月。

4.论文《<史记>——地理学研究的一部佳作》,作者晏波,2007年5月《天水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