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当代最具创造性的华人科学家，人们常常会想到那些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丘成桐等，并将他们能取得如此成就归结为美国浓厚的经济、发达的教育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但本文却用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全部出自从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人才史上这样一座高峰的形成？
撰文 | 沈登苗
三 余 论
百年树人。本文的研究表明，尖端人才的培养是内因与外因、个人与环境、家庭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我们对此缺乏了解，甚至与规律对着干。
如千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专家和学者基本上产自有经济、有文化积累的家庭。可曾几何时，“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逻辑左右了我们的思维，热衷于一切推倒重来，什么传统、累积、师承、薪传、条件，统统都不要了。
更无知、倒退的是，在人的代际关系上，搞株连九族，恨不得都叫原精英阶层都“断子绝孙”。可殊不知，新中国鲜有学术大师，正是这“断子”与“绝孙”的理论和实践所付出的代价！
同时，我们在人才研究中，也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如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对美国的教育不屑一顾，连留美归国的学生也受到冷落。可当华人科学家在美国取得非常成功后，鲜有人去洞察华人科学家自身的因素，忽略了我们民族长期的积累、整体的努力和作用。因为，既然华裔科学工作者能在美国如鱼得水，那么，为何直到现在，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一个也没有产生呢？这也提示我们，对美国华人从“难以同化的民族”到“模范族裔”的中国背景，还需更深的挖掘，对海外华人中的重要的人才现象的回顾与总结都有待提高，乃至前瞻。
1965年美国“新移民政策”的推行，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华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国。截止今天，在美华人已超过四百万，赴美华人的来源、年龄、职业、身份、目的，极为广泛、庞杂与花样。美籍华人的人才类型、层次较为齐全，科学家队伍颇为壮宽，华人已成为美国学历最高的群体之一。
然而，似乎扬眉吐气、欣欣向荣之际，我们不安地看到，美国华裔学人中的一流人才不仅没有与整体同步增长，而且，绝对数似乎也在减少，抑或存在着断裂的隐患。我们担心，当代中国大陆顶尖科学人才断层的现象，很可能会在美国华人中“复制”。
美国华裔人才史，实则也是千年中华、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变迁的一个折射。我们从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出现的轨迹和趋势中，就可领略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
根据出生时间、接受教育及出国前后等情况，我们把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划分成三批来透析、比较。
第一批是1949年前大学毕业（主要在国内接受教育）后赴美的，包括陈省身、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等二十六人。其中1897-1909年出生的四人，1910-1925年出生的十九人，1926-1928年出生的三人。
第二批是1925-1940年出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高琨、丁肇中、李远哲、崔琦等二十五人。
第三批是1941-1965（实则1941-1952）年出生，也主要由台港赴美的，包括朱棣文、丘成桐、钱永健等十二人。
第二批与第三批实则是一代人的事，之所以区分，是为了分析他们分布的趋势。
若剔除1897-1909年出生的4人，那么，我们会发现三批的人数是两头少中间多；十一个科学巨匠的分布是4：4：3，比较均匀。
但这仅是从纯美籍华裔来展示的，如果充分考虑到1949年前的留美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人（他们大都在1925年前出生）在建国前后回国，其中又不乏钱学森、华罗庚、邓稼先等大师和名家，那么，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的景象：
在美国接受教育或工作后成功的华人（含回国的），无论是大师还是著名科学家都呈下降趋势，且隐现了断裂的迹象。
因为1952年后，也即近一个甲子内出生的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还没有。当然，这里有成果被社会承认需要一个过程、统计对象的标准还不尽人意[23]，以及科学家出成果的周期在推迟已成世界性的现象等因素，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至五十岁基本上过了出成果的高峰期。如当代十三个（含钱学森、陶哲轩）顶尖华人科学家，有十人功成名就时的年龄为三十一至五十岁。
那么，如何诠释这一看似反常的现象呢？在这篇短文里，笔者仅从教育和代际的角度，做一简单的讨论。
1949年前出去，确切地说，1935-1949年的留美学生（包括回国的），为何至今仍代表着当代华人科学界的最高水平呢？
我们初步认为，这首先要肯定民国的教育，尤其是民国的高等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与水平是和国际接轨的，否则，华人科学家怎能仅仅在一代人（约1940-1970）的时间内，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崛起呢？
其次，是全民族的力量。民国时代，虽然留美的学生不到2万人，但他们是以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为基石的，是从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挑选的精英，是举国之力。
第三，说明那个时代留学生选拔的科学与公正，断不会因阶层或家庭的出身受牵连[24]，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
还有，“改朝换代”后，“遗民”在学术上发愤图強是我国的一个传统。如（明末）清初、（清末）民初，都在遗民群体中出现过一批大师。
对1949年前出走的原上流社会，特别是对那些厌倦了政治的世家子弟来说，在学术上出人头地往往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而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功，尤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遗撼的是，这些因素，尤其是“举国之力”之原委，是以往所忽视的，无意之中，白白给美国拣了便宜——人们几乎都归功于美国的教育与用人体制，这对我国我族是不公平的。
客观地说，就培养学者而言，短暂的民国是中国人才史上的一座高峰。
当然，此高峰并不是仅靠一代人砌成的，她是千年中华经百代的传承而堆积的，这样的高峰一旦形成一般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可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大陆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以及“文革”中都对“书香家庭”的垄断者——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文革”中也包括了新贵）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
可另一方面，解放前夕，原民国时代的达官贵人，包括中高级的军方、政界、外交人员，较大的资本家、企业家、地主，部分中高级知识分子和白领，以及其他上流社会成员，即凡可以出走而想出走者并走的了的，基本上都携家眷到了台湾、香港及美国等海外，使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家庭如漏网之鱼——得到了一定的延续。
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绝大都数就是这些出走的原中国上层人物的后代。如毛河光、何毓琦等乃将门之子[25]；而吴瑞、钱煦、萨支唐、张立纲等的父辈，皆为大学校长或著名学者。
所以，我们认为，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民国形成的人才高峰的自然延续。他们的成功，可谓是举“半国之力”。不过，到了第三批，发展的势头已不那么强盛了。
笔者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坚信横向流动是正常社会人才流动的“主旋律”，但这并不等于说代际积累的越久越好，否则，学者就局限于几个家族、地区，不存在人才的社会流动，科学也难有进步了。
中国历史上虽有“钱氏”这样人才辈出的家族，但这毕竟是个案。绝大多数成功家庭、家族，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26]。
限于资料，我们很难得出积累几代出学者概率最高的结论。但印象中，多数著名的学者产生在有二、三代积累的家庭、家族，也即家庭、家族上升至第三、四代时出学者的概率较高。
又由于一个国家、地区、族裔的人才一般是呈金字塔结构的，其塔尘的高度取决于底边的宽度。就一个跨国的移民、特别是较大的移民族裔来说，若要在他国保持人才优势，除了先期的移民继续努力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母族输送的移民的数量和质量。
民国时代上层人物的多数家庭是从清季开始上升的，至今已积累了数代，作为个体，许多家庭、家族他们今后在美国还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智力的某种象征，她的巅峰时代已经结束。
当然，如果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后，移民和留学政策不变，优质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在美华裔的学术人才理应一代胜过一代。但问题是，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内，大陆几乎停止了向美国移民和派遣留学生，这如同流入大海中的江河，当上流或干流枯渴时，仅靠支流水源的补充，其下流的径流量就可想而知。
如果说，第一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举国之力”而得，第二、三批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是“举半国之力” 乃成，那么，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内，虽然美籍华人的总数一直在增加，但1950年代初以后，挑选优秀的学术“苗子”的余地反而在逐步减少，到了第六代（1976-2000）在美华人伊始时，中国去的移民腹地恐怕只有一个“省”的范围了，那么，出尖端人才的概率就会下降。这些分析与推理，我们都可在本文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实证。
第一，如上所揭，在美华裔无论是大师还是著名科学家，他们的人数都出现了下降趋势。
第二，第一批美籍华裔科学家，没有一人出生在台、港；尽管第二、三批三十七个华裔科学家中，除了两个在美国土生土长，其余几乎都从台湾、香港赴美的，但这批人八成来自大陆，台湾出生的只有五人，香港、澳门出生的各一人，台、港、澳合计七人，仅占总数的二成。
这说明，1949年前大陆来台湾、香港的原上流人物的子女中，“读书种子”明显多于本地人。
可当民国精英阶层及后人作为整体，其文化高潮过去时，主要靠台湾、香港输送的移民，是很难同“举国之力” 、“举半国之力”而成的那几代美籍华裔科学家比肩的。
第三，顶尖华人科学家离中华主体渐行渐远。
在十三个顶尖华人科学家中，有九人出生在1940年前，他们除丁肇中外，其余8人都出生在大陆和台湾，并基本上在中国接受教育。可在1940年后出生的四人中，除了丘成桐在大陆出生几个月后来到香港，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其他三人（朱文棣、钱永健、陶哲轩），无论出生地还是所受教育，都与大陆和台湾无关了[27]。
这一方面说明，一流华裔科学家的人数似乎在减少，另一方面，也隐现了一流美籍华裔科学家会发生断裂的迹象，因为，钱永健后，六十年来类似人物还未现身，而此前四十年（1911-1951）内出生的，这样的人物有过十人。前面说过，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用时间差来解释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认为，在美华人留学生和美籍华裔科学家群体，若要取得民国那代学人的辉煌，有待中华民族的大本营——大陆“文革”结束后的新移民的到来。
但由于“双重断裂”，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1978-1984）留美学生中，出大师的可能性已很小，也即在大陆1940-1960年出生的一代身上，将出现一次中华文明的“断裂”；无论海内还是海外——这代人将处于现、当代中国人才史上的一个低谷。
可令人欣慰的是，大陆1960年代后出生、受过系统的教育并于1985年后赴美的留学生中，已出现了一批跻身于美国科学院院士群的华裔科学家，这似乎预示着百废待新后华人（民族主体）科学大师的提前到来。
但要形成规模，扬出威力，达到并超越民国那代，恐怕还要积累数代；如果乐观地预测，这一盛况会在2050年前后再现。时离上一次政权的隆替，将整整一百年！真乃百年树人也！
本文得到了杨玉圣教授、周尧雲先生、王清毅研究员的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沈登苗，浙江慈溪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注释
[1] 另，改革开放后由大陆出去的王中林院士，因缺乏典型性与代表性，不参与统计。
[2] 如果把统计的对象放大到杨保筠主编的《华桥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北京]中国华桥出版社2001年版）的五百四十七个美藉华人身上，著名学著的背景也大致如此。
[3] 相反，苏联与中国大陆曾执行过大学生、研究生录取工农优先，或高校新生必须有工作经历的政策，这种打断学业的连续性的举措，是不利于培养自然科学家的。
[4] 朱锡強等：《中国“火凤凰”——美国各族裔中的华裔》，载《中国民族》1992年第11期。
[5] 参见檀春耕：《战后美国华人人口与华人社区的变迁》，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美]沈已尧：《海外排华百年史》(增订第二版) 第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13] [17] [22] 引自[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第115、183、198、248-287页，沈宗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主要参见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一)》，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按：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
[8] 根据杨建邺主编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第1024，971-977页，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查得1926-1995年美籍犹太裔获奖人数五十五人，再根据相关概率估算出1996-2011年的人数。
[9] 这并不是说华人比犹太人厉害，而是多个参照，强调华人能有如此收获的确不易。
[10] [14] 周敏：《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第134、7页，郭南审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1] 该法案虽从1968年实施，但1966、1967年每年入美华人己都在万人以上。
[12] 本文在确定华人移民美国的代际时，参考杨保筠主编的《华桥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国华桥出版社2001年版)对若干人物的断代，从1850年开始，以二十五年为一代来划分，则2001年至今的为第七代。
[15] 讨论这几个细节，是从论证的周全性考虑，事实上，由于比较的一方数据几乎为零，则任何粗略的假设都不影响结论了。
[16] 详见麦子编：《美国华人群英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 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一)》，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
[19]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
[20] 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第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21] 陈勇：《华人的旧金山》第26-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 如改革开放后大陆出去的王晓东，他2005年已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近年又有多位华人当选），但还没被中国科学院、工程院聘为外藉院士。
[24] 很难想象，若在“文革”结束前的大陆，袁世凯的孙子能出国？袁家骝与吴健雄夫妇在基础科学上会有多大的作为？
[25] 与历代一样，民国政要及其姻亲后人也成了出著名学者概率最高的群体之一。遗憾的是，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的大陆中断了。现中共元老后裔中，高官云集，富豪扎堆，可曾产生过几个有能耐的学者？这是一个为政为学者都值得玩味的课题，因为此乃关涉到时代的价值风标——统治阶级，尤其是上层集团子女的职业与趣向——对世风的影响远甠一些理论或口号！
[26] “五世而斩” 的过程，实则也是竞争中被新精英逐步淘汰的过程，其基础是经济。详见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一)》，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期。
[27] 这与大陆1940年后出生的，还“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何其相似？详见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二)》，载《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7期。
本文转载自“历史与秩序”，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第6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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