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痘接种技术的诞生对当时的欧洲有什么影响?

“从马尼拉到菲律宾群岛传来消息说,那里已经成功接种23万例。我还得到一份来自中国广东的奇妙礼物,一本中文牛痘接种小册子。我的朋友,我从没想到,上天会赐给我如此巨大的喜悦。”

——1806年,摘自琴纳给理查德.唐宁的一封信。

欧洲人有个良好的传统——保存文件原件,这继承了中世纪基督教会保存契约与法律文件的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的泥板笔记。后人研究历史不必囿于官制正史的藩篱,可以直诉原件,致查明白。

我们现在可以从保存完好的“琴纳档案”中找到两封来信。一封是达德利的牧师兼医生布克尔发来的,说他给孩子的父母分发关于牛痘疫苗接种的小册子;另一封来自于马斯.达尔文写来的,达尔文本人因患过天花而满脸麻子,他建议婴儿受洗的同时接种牛痘。

皮尔森向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地发送牛痘疫苗——欧洲各界的有识之士领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扑灭天花行动”。

在奥地利维也纳,第一批接受牛痘接种术的人用的就是皮尔森提供的疫苗。让·德·卡罗医生目睹了整个过程,并开始在维也纳开展接种业务,他获得了荣誉和财富。他还提出某些牛痘接种者会有天花症状是因为牛痘疫苗被天花病毒污染的结果。1803年他自豪地对朋友宣称,维也纳已经两年半未发现一例天花病例;他成功地说服一对旅行的夫妇,使二人相信牛痘接种术的重要性。并给他们的外孙接种了牛痘疫苗,这个孩子胳膊上的牛痘就作为痘苗起点,很快就将牛痘接种以链式扩散形式传遍了整个土耳其和希腊。德·罗卡还间接地把牛痘接种法传到了印度。当时,在漫长而炎热的环境下还没有办法长期保存疫苗,只能通过“人-人链传”的方式将牛痘疫苗延续下去。德·卡罗首先将痘苗发往巴格达,接着在巴士拉到孟买的船上,用这些疫苗为海员和乘客接种。1802年,一个3岁的孟买女孩顺利完成了接种,之后孟买医学会记述了整个疫苗传播过程,“首先,从她身上提取了痘疹脓液,然后依次传遍印度各地。”同年,牛痘疫苗成功到达了斯里兰卡(锡兰)。到1820年,斯里兰卡基本消灭了天花。

由于民族情绪和宗教原因,有人故意制造了一场骗局,这个骗局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传统的抵制和民众的不安情绪:印度港口马德拉斯的埃利斯先生以接种为题作了一首梵文诗歌,并将其写在了一张古色古香的纸上,声称这是上古遗物,强调了牛痘来源于印度圣物——牛,从而消除了可能发生的公众紧张情绪;印度殖民地总督理查德.韦尔兹利为愿意实施牛痘接种术的接种医师提供了双倍报酬,为牛痘术的广泛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前,琴纳本人曾设想从海路将牛痘疫苗传入印度,其方法是征集20名志愿者,在起航时为一名接种牛痘,然后再一个接一个链式传接下去。琴纳还曾打算为此筹一笔款项。后来因为牛痘接种术在印度已经推广开来,这个想法也就作罢。但“船运志愿者链式传接保存疫苗”的方法启发了法国人,他们用这个方法成功地将牛痘疫苗带入到法兰西群岛的法属殖民地(现毛里求斯附近),接着又这样将牛痘疫苗顺利传到爪哇的巴达维亚(印尼雅加达)。

在西班牙国王查尔斯四世大力资助下,这种“人-人链式保存传播法”得到了大力推广。他决定“改善因天花频频爆发给西印度群岛领地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希望遏制西属殖民地人口减少的颓势,并靠垄断接种业务,以获得经济利益。1803年,他命御医弗朗西斯科·巴尔密斯开始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远航——将牛痘疫苗带到所有西属殖民地。随航的有2名外科医生、4名助手、3名男护士、22名3-9岁的孤儿,还有照顾这些孤儿生活起居的圣地亚哥孤儿院护士长。巴尔密斯和他的助手们每9-10天为2名孤儿接种——为了保证疫苗能有效地链传下去,他们准备了“双保险”——每次为两个孩子同时接种。一到达加纳利他就立即着手建了一个接种门诊,并设法召集尽量多的人进行疫苗接种。不过,在波多黎各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已经从英国引进了带有疫苗的棉球并为当地人全部做了接种。我们更关心的是那22名孤儿后来的命运,这些孤儿留在了墨西哥,全部被当地人收养,他们成年以前的全部生活、教育费用由西班牙财政一并支出。

美洲的接种行动卓有成效。委内瑞拉组织了两支远航船队,他们征募了更多的孩子参加链式传接。一支船队克服海难,成功地穿过中美洲,到秘鲁实施了5万例接种,并一路为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和菲律宾群岛留下了痘苗,最后回到西班牙。另一支队伍在巴尔密斯亲自率领下历经了古巴、尤卡坦半岛和墨西哥,后来也到了菲律宾群岛,甚至有一支小分队还到达了中国澳门,很快牛痘接种术便在广东地区展开。最后,他们还将痘苗带到了圣海伦娜岛。巴尔密斯队伍一路上为当地播撒了象征着生命的痘苗。琴纳后来评价巴尔密斯此行:

“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我不再仇视西班牙了,而且我敬慕博爱的西班牙国王。”

——当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在为海权和贸易霸权展开战争。

葡萄牙也急于向其拉美殖民地推广牛痘疫苗,并且很快就将想法付诸实施。1804年,葡萄牙人在巴西征募了当地人的孩子做生命链条的环节。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里斯本,接种牛痘后踏上了返回巴西的征途,痘苗到达南美后很快就在巴西和乌拉圭成功地进行了推广。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用孤儿做接种链传痘苗或其他医疗实验是欧洲当时通行的惯例,因为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在欧洲当时被遗弃的私生子数量巨大。虽然参与牛痘疫苗传递的儿童后来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这件事长久以来还是折磨着欧洲人的良心。俄国也因为天花肆虐,劳动力大量减少而忧虑,他们也是用一名孤儿传递痘苗到俄国的。这个孩子后来取名“瓦辛诺夫”——牛痘疫苗。俄罗斯政府也为这个孩子负担了生活和教育费用。意大利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柳叶刀》评论说,利用孤儿传递痘苗并不是认为某些人比另一些人的命更值钱,而是因为怕在有家庭孩子身上接种一旦出现差错会为推行牛痘接种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有点胡扯了。

“科学界没有战争”,虽然在1793-1815年欧洲战事不断,但琴纳的《研究》还是相继被翻译成德、法、意、荷、西、葡语言出版并在各国发行。英国医生来到巴黎为在疫苗接种方面不太成功的法国人提供帮助,这些无国界的“哥伦布牛痘疫苗”立即传遍法国和周边国家。拿破仑战争没有阻碍疫苗从英国传入法国,居然还为牛痘疫苗在地中海沿岸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战争期间各国军队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天花的侵害,因此,为士兵集中接种成为军医的首要任务,天花疫苗也随着军队的足迹散布。波旁王朝复辟后牛痘接种受到短时间的阻挠,之后又很快恢复起来。

1814年,罗马遭遇到天花的袭击,教皇皮斯七世正式认可了接种术。不可否认的是,牛痘种植术推广的过程中,一些教会人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24年,萨科写信给巴伦:“几乎所有的新生儿都接种了牛痘,所以现在不怕天花了,虽然天花疫病偶尔会从帕尔马、皮德蒙特等地由周边国家传过来,但都没有造成流行,证明牛痘接种预防是很有效的。”

欧洲的统计资料表明,各国在引入牛痘接种术后,受天花感染发病和死亡人数都大幅度下降,死亡人数的统计折线猛烈地拐头陡降,其拐点就是大规模采取接种的时间。琴纳及其各国支持者、医疗和科学工作者终于将天花这头凶猛的食人兽向前狂奔的势头硬生生扭转了过来。这时候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已经对全球范围内扑灭天花保有了极高的信心和更高的热情。

在南非,当地医生不顾一些人对牛痘接种术的反对,强行实施了此项手术,但还是有一些部族因为长老们的反对而没有实施接种。1831年,当地格里瓜斯爆发天花,使当地部族人口减少了90%!奴隶贩子们意识到给运往美洲的黑奴接种天花可以规避风险,于是强行接种。

1798年,琴纳给纽芬兰岛海务局医生、他的同窗好友约翰·克兰寄去了一些风干的牛痘疫苗,克兰成功地为700人做了接种,牛痘接种术从此进入北美。1821年,魁北克建立了牛痘接种署。波士顿医生沃特豪斯收到莱特萨姆从英国寄来的《研究》副本,并从约翰·黑格斯那里得到疫苗。沃特豪斯开始时希望垄断疫苗接种,希望专有其利,他向获取种苗的医师收取一定数量的费用,垄断美国牛痘接种市场。这种看似无可厚非的商业行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出现了疫苗黑市,而黑市里出售的疫苗都很不安全,它们有时候会被污染,甚至会直接带有天花病毒。其间就有医生将天花病毒错误地当做牛痘疫苗为人接种,造成了68人死亡的恶性事故。幸亏不久后一些医生直接经过不同渠道从英国得到牛痘疫苗,粉碎了沃特豪斯的垄断,也为牛痘接种术重新建立了声誉。当垄断被打破后沃特豪斯突然又热心起公益来,他积极而无偿地加入了接种术推广队伍中。沃特豪斯还写信给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获得了总统的直接支持,杰斐逊总统甚至亲自给琴纳写了一封感谢信:

“你已将人类苦难史上最沉重的一页翻过,你可以安心,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英名。将来,人们只有在历史书上才能知道曾有一种可怕的病叫做天花,并且他们会知道,是你将它从世界上彻底消灭。”

后来印第安人居住地也引进了牛痘接种术。1807年,琴纳更是亲自到北美进行牛痘接种术的推广工作,他送给了五名印第安酋长一本接种指导书,并教会他们接种技术,后来琴纳收到了来自印第安地区的一条腰带和一串贝壳项链。琴纳继续从世界各地得到好消息:东印度公司一名医生居然还给他寄来了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接种手册。牛痘疫苗在不同时间、数次由澳门等几个口岸成功登陆中国。保守的中国人或其他一些传统势力强大的地区之所以能很快接受这项来自西方的技术,主要是因为此项技术立竿见影的有效性使得任何反对声都显得苍白和不合时宜。

1823年,琴纳在他的《研究》发表25年后去世,他是幸运的,他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发明的技术传遍了世界各地。

1825年,巴黎爆发了天花,牛痘复种开始进行,1829年,伍腾.博格提出两次接种牛痘的“复种法”。1834年,普鲁士军队强制执行。

复种措施,俄罗斯、丹麦、以及德语其他地区纷纷效法;1858年英国军队实行。1898年,英国政府建议推广复种。与成建制的军队打交道是容易的,但在公众中推行牛痘复种却困难重重。政府一旦决定推行牛痘复种,那么同时也应该禁止人痘接种术,人痘接种的传染性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了。即使如此简单的道理,推行起来依旧困难重重,“习惯”有时候是阻碍技术进步最大的绊脚石。1808年、1813年、1814年,英国议会试图立法禁止人痘接种术、检疫隔离、牛痘接种,但都无果而终。

牛痘接种术的有效性一旦确证以后,剩下的工作仍然远非坦途,人们发现有时阻力是来自于文化、宗教、习俗、国家、利益甚至一些社会精英分子。

作者: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