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办的“2019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蒙民伟音乐厅举行（见《2019年「求是奖」揭晓，杨振宁获终身成就奖，颜宁邵峰获杰出科学家奖，高福团队获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在颁奖典礼上，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们分别介绍了各位获奖人的成就与获奖原因，每位获奖人发表五分钟获奖感言。今天，我们分享谢晓亮教授对本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者邵峰的工作介绍以及邵峰的获奖感言。
2019年恰逢求是科技基金会成立25周年，本文末尾的短片讲述了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历史与贡献，欢迎观看。
中国最需要的是原创性工作
演讲 | 谢晓亮（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
尊敬的查懋声主席，尊敬的陈旭书记，杨振宁先生，韩启德先生，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求是之家的成员，我今天非常荣幸，作为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委员第一次在这里颁奖，我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我的工作。
经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及执行委员会一致推荐，另一位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获得者是北京生命科学院研究员邵峰。
邵峰是目前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他是新时代在中国本土崛起的、最有原创性的青年生物学家，堪称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典范。
邵峰1996年毕业于隔壁那个排名老赶不上清华的学校，那学校看样子对他还算是有些影响。1999年他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取得硕士学位后赴美求学，在密歇根大学师从著名生物学家Jack Dixon，200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随Dixon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了几个月的博士后，随后去了哈佛大学，一个相当于“美国的北大”的学校，不过只待了一年半，也许他发现即使是哈佛也非完美无缺。这一结论我在哈佛待了二十年才得到。邵峰决定回国发展，也许是因为他的自信，也许是因为他当时认准了在北京的机会，这是14年前的事。回头看，这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2005年，他去了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由另一位求是科技基金会新顾问、前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获得者、生物学家王晓东在北京组建的新的研究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加入以后待了14年。这个机构在晓东的领导下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研究所，邵峰也成了学术副所长。结果没想到去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和清华走到一起了。
我记得十年前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见晓东，一进门看到一堵论文墙。当时晓东招了20个PI，排成一行，很多都发表了CNS文章，这些年轻的PI中就有邵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青年科学家在中国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出国际上一举成名的工作，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发表了CNS文章，但是现在光凭CNS文章可是拿不到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了。现在中国最缺的不是CNS文章，而是原创性的工作。国内的奖项名目繁多，而评价一个人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看他的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刚才薛其坤教授说到，求是科学家奖是用以奖励在中国作出重大科研成果，实现学科里程碑式的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人物和开拓者，邵峰就是这样一名科学家。他工作的原创性和国际影响毋庸置疑，他的工作完全是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完成的，是在中国做出来的。我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奖的评选工作，但是我觉得邵峰得奖实至名归。
邵峰得奖的理由是“运用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种手段，发现了宿主细胞质抗细菌天然免疫的诸多受体和机理，并重新定义了细胞焦亡的概念，开启了炎症与免疫研究的新方向”。
这评奖理由写得不错。还是让我简单解释一下：大家知道人体里有很多细菌，其中有益细菌可以帮助消化，有害细菌则导致疾病。我们的天然免疫系统是如何识别致病细菌，有效发起免疫反应的呢？这是免疫学的一大难题。
十年来邵峰的团队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人体细胞浆里特异的识别分子和受体，揭示了人体细胞在炎症发展中区别有益细菌和致病细菌的分子机理。细菌入侵人体细胞后，那些受体激活细胞激素和焦亡——一种程序性的细胞死亡过程，导致细胞激素释放到血液里，造成人体抗细菌细胞的炎症反应。由于焦亡模式的细胞死亡在人体天然免疫中非常重要，邵峰的工作将对病菌感染及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有深远影响。
邵峰赢得了许多荣誉，我就不一一说了。光今年就荣获了三项国内的大奖：未来科学奖，俗称“中国的诺贝尔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以及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而我们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发在了那两个奖之前。我谨代表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及执行委员会祝贺邵峰，同时也希望他戒骄戒躁，攀登更高的科学高峰。
（本文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修正）
自左至右：查懋声、邵峰、谢晓亮
新一代科学家如何“求大是”
演讲 | 邵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资深研究员）
大家可能一下就看出来了，我是属于上台比较紧张的人，不像颜宁老师在台上那么自如，我的性格是比较“宅”的那种，所以很少出来，一上台就紧张。今天见到杨（振宁）先生，听杨先生回顾很多历史，也了解了基金会令人感动的使命初心和辉煌历程，心情挺激动，前排还有多位尊敬的前辈们：韩主席、陈旭书记、查主席，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今天的这个荣誉是对我最大的肯定，虽然我也得了“未来奖”，但是那个还没发奖，所以“求是奖”是我目前得到的最大的奖。颜宁刚才给我发微信说“拿奖拿到手软”，说实话，我并没有期待能拿所有这些奖，我明白自己是一个不太容易得奖的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性格内向，人际交往中偏被动，这种性格一般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可。不过既然“求是奖”能够看出来我是值得得这个奖的，说明基金会的科学顾问们委员会是做了很多功课的，我知道能选中我确实是很不容易，在此对你们的肯定和支持也深表感谢！
感谢（王）晓东所长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刚才大家从谢晓亮老师的介绍中也已经了解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推动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方面走在了很前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它提供的学术环境在过去很多年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支持，所以年轻人才能成长起来，我是一个受益者。也要感谢清华大学，因为我们研究所现在也归属于清华大学，得到了清华大学的大力支持，在这儿也顺便坦白一下，因为清华大学这个归属，而我又是隔壁大学的校友，所以在身份认同这个事上，我一直在纠结着，这是题外话了，今天还是要感谢清华大学主办这个盛大的颁奖典礼。
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家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基本上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待在实验室里，自己做点事儿，研究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家里的事我管得很少。父母曾帮我带孩子，我太太管理孩子们和操持家里的事，好在我两个孩子也都很乖，不用我太费心，所以要感谢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感谢我们实验室的团队，这十几年下来，同学们在我的哄骗或者洗脑之下，跟着我去做探索性的研究，确实很不容易，这个过程非常折磨人，失败是远多于成功的。下面我还会谈到一点，跟年轻科学家稍微分享一点我的感悟。
“求是”就是要追求真理，追求大的道理，作为科学家来讲就是探索未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道理。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在科研活动中处于食物链相对比较前面的年轻科学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求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把小问题搞明白了是求是，不造假也是求是，但对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年轻中国科学家来说，需要的是“求大是”，就是我们要做大的问题，我们要做更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今年这个奖给了我和颜宁老师，我们俩都是“70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应该是这个奖第一次发给“70后”科学家——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是其实我也意识到，我们“70后”这一代科学家，至少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好像并没有“60后”的科学家在同样的年龄阶段做得那么出色。我观察到，“60后”、在美国开始做教授的一批华人生物学家，包括今天在座的晓东、一公、晓亮，他们在独立生涯的前十年都在某个领域做出了很有开创性的工作；而我们这代的科学家中，却很少有人在一个领域里做出开创性工作，不仅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这样。为什么？不是我们不努力，我们也很努力；也不是我们不聪明，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很聪明。原因是什么呢？
我分析认为，是因为我们进入独立科研生涯时没有赶上分子生物学的革命。分子生物学革命使得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学科很多领域立刻有了很好的、很强大的研究方法和实验体系，所以20世纪90年代有大量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涌现出来。既然错过了这个机会，那我们这代科学家如何才能“求大是”呢？我认为关键在于这个“求”字，“求”就意味着不是很容易地能随手拿来，我们要去苦苦地求索，深入地思考，坚持不懈地去追求，而不能顺着思维的惯性，被前人的观点和理论束缚，走程式化的研究路径，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得到大“是”了。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实验室在“求”这条路上的一些经历，算是抛砖引玉，和大家共勉吧。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实验室目前的主要研究内容跟我之前博士、博士后阶段的课题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事实上，在我独立建立实验室之后，已经对研究方向做过了三次调整。
第一次是2005年刚建立实验室的时候，因为没做博士后，也就没有课题可以做，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和我博士阶段研究还算接近的细菌毒素和细菌感染机制方向，做得也算是不错的，在国际上也有点名气，发表了所谓的CNS文章，但是当时我们研究所的科学指导委员会给我的评价是：这么能干的人为什么做这么小的事情？这个评价说明我没有在“求大是”，我的工作的影响力还不够。
第二次调整是从细菌致病机制转向做抗细菌免疫识别，就是研究免疫系统，特别是“炎症小体”通路是如何识别各种病原菌的。这个调整开始于2007年夏天，我当时还征求了晓东的意见，晓东说那是个有骨头没有肉的研究领域，可见领导随便说的话我们也不能都太当真啊。2007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炎症小体”这个名词，国际上研究天然免疫的人也都是在关注抗病毒免疫识别那个更为热门和主流的方向。但当时我的一个朴素想法是，既然我们对进入细胞的病原细菌如何被识别的机制方面没有什么认识，那应该是一个空白的、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事实上，在过去10年中，我们团队在这个方向发现和阐明了5种针对细菌的免疫识别机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认可。
之后，在2013年我又做了第三次研究方向的调整。因为我们之前发现的免疫识别受体，下游是通过caspase蛋白酶来诱发细胞焦亡，使得机体产生免疫炎症反应。对于caspase是如何诱发细胞焦亡的，似乎没什么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caspase上游是有戏唱的地方，不认为这些蛋白酶的下游有什么值得发现和研究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是和别人想得不一样，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已有的对caspase蛋白的认识并不能对细胞到底如何发生焦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样，我们终于在2015年发现了负责执行细胞焦亡的gasdermin打孔蛋白，这个发现也重新定义了细胞焦亡的概念，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我们实验室在细胞焦亡方面可以说一直是走在了国际的最前沿。
目前，我还正在做第四次研究方向的调整。我们通过自己的分析和思考，认为细胞焦亡是广泛发生的一种促炎性细胞死亡，它的发生不会仅局限于应对细菌感染，它对免疫系统的功能会有很广泛和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它到底怎么影响免疫系统和各种免疫反应的，包括抗肿瘤的免疫反应，具体机制是什么？有什么分子参与？目前的认知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再往这个方向去开拓，争取未来能发现一些新的机制。
今天基金会把这个荣誉授予我们“70后”科学家，我感觉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鞭策，我们这一代科学家虽然错过了分子生物学革命，没有时代发展带来的强大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实验体系，但“求大是”的科学使命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上，这就要求我们对科学问题、研究方向有更多的深入思考和独到的把握，要大胆地质疑，要敢于和善于think differently and act differently，也要坚持不懈地去“求”，去探索。希望我分享的经历在这方面对年轻的科学家能有一些借鉴意义。
最后，非常荣幸得到求是奖的认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你们！
（本文根据即兴发言的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修正。）
求是科技基金会二十五周年纪录片（视频请移步查看2019年9月23日的头条推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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