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债券、银行如何构建金融江湖?

2009年1月16日,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发行了一种大面额的纸币:100万亿津元。1后面带14个0。但刚过半个月,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又于2月2日决定发行新货币,删除12个0,新货币1元等于原货币1万亿元。随后纸币上的0逐渐增加,恶性通货膨胀还在加剧,政府被迫于4月12日宣布废除津元,采用美元为流通货币。据估算,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在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亿。这种天文学数字在经济学上早已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那张短命的100万亿钞票因为有14个0,所以受到很多收藏者的喜爱,还可以开玩笑的过一把超级富翁的瘾。

津巴布韦发行的100万亿津元面额纸币。

纸币是人类在商业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发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因为随着贸易额的增大,携带大量金属货币做生意极不方便,所以用轻便物品替代金属货币成为一种选择。要论轻便,莫过于纸。但是如此一来,纸币就会去除金属货币天然的商品属性,转变为信用货币。纸币的功过是非由此展开,津巴布韦的100万亿大钞就是其中的极品之一。

9世纪初唐宪宗初年,中国曾经出现过由官方开具、在商家之间用于提款购物的信用凭证,称为“飞钱”。但飞钱只是汇兑凭证,还不是纸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中国北宋时期的成都地区,称为“交子”。以等值的金属货币做抵押,由商家印制,普通百姓也可用它直接购物。随着交子的影响扩大,当地政府逐渐接管相关业务。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成都设交子务,次年以铁钱为准备金,首次发行官方交子。因为纸张在流通中易损,所以规定三年为一界(两足年),界满后等价回收替换。后来由于朝廷西北用兵,为支军费,地方财政紧张,在第23界交子未到期时,就提前发行了第24界交子。交子随即贬值,开纸币引发通货膨胀的世界先河。北宋后期内外交困,政府发现交子的敛财功能后,于1105年在全国发行钱引。四川的交子也于1107年被钱引替代,又开纸币以新换旧、希望借此摆脱恶性通货膨胀的世界先河。

南宋和金朝都曾经发行过不同品种的纸币,初期使用效果不错,然后很快陷入滥发,尤以金朝为甚。如果以先后几种纸币的兑换率推算,金朝末年的物价上涨达数亿倍。导致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金朝财政窘困,只能滥发纸币,加速崩溃。

蒙元沿袭金朝的交钞制度。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后,于1260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1287年又增发至元通行宝钞,设立严格的准备金制度,以丝、银为储备,禁止民间流通金银,纸币成为国家的统一货币。中国经历了一段使用纸币的最美好时光,除了东亚地区,影响甚至远及西亚。《马可·波罗游记》中曾对“大汗的纸币”赞赏有加,令欧洲人惊叹。可惜这种美好时光注定要比元朝短寿。不过几十年,随着对外扩张停滞,纸币陷入了滥发贬值的宿命。以新代旧,伪钞横行,滥上加滥,直至元亡。

左图为北宋纸钞拓本,不是交子;右图为元代的至元通行宝钞。

明朝前期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无准备金,政府只出不收;从民间换回金银,同时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为明初经济恢复起过积极作用。随着宝钞泛滥,民间弃用,重拾金属货币,政府被迫解禁。明朝中期,一贯宝钞仅值一文铜钱,宝钞逐渐消亡。明末崇祯皇帝为应对农民起义,又想印制宝钞纾困,可惜无人购买。不久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清初顺治年间为筹措军费,仿照明制,发行纸币“钞贯”,与铜钱并用。但总量不大,后停止发行和使用。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财政吃紧,在铸造大额铜钱的同时,被迫于1853年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军事形势好转后,同治元年(1862年)年停止使用纸币。

左图为明代前期的大明通行宝钞,右图为清代咸丰年间的大清宝钞。

以上是中国与现代金融业接轨之前的纸币历史简述。中国古代纸币制度的总体效果是弊大于利,能够多次背负恶名寿终正寝,是对其功能的最真实写照和最正确评价。它存在重要缺陷,远不如某些观点描述的那样先进和伟大。推行的初衷另说,时间一长,都会走向为了敛财与民争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死路。商家百姓对它深恶痛绝,因为它对商业发展的损害非常严重。

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纸币与现代纸币具有相似性,说它“过于超前”是一种可以允许的称赞,但是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及金融先进的结论。以交子为例,中国长期缺银,宋朝由于综合原因,甚至局部缺铜钱,被迫大量铸造铁钱。铁钱低值易锈,不宜流通贮藏,货币功能极差。北宋时四川地区多用铁钱,铜铁的比价约为1:10。设想,为了购买一大袋粮食,需要肩扛一小袋铁钱去交易,这样的交易成本太高。商家无奈之下发明了交子,用以替代铁钱,增强了交易的便利性。后来历朝发行的纸币多是取代铜钱,而非金银。正是因为在商品流通中,中国主要使用贱金属货币,导致交易成本高,因此对替代品的需求更加迫切;而西方主要使用贵金属货币,这种替代需求的产生相对较晚,所以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作为信用货币,纸币出现在古代中国,悲惨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因为它们的每次发行、使用、废止,本质上不过是大额铜钱的另一个版本,其主要功能更多情况下是缓解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商品经济添砖加瓦。纸币的敛财功能优于大额铜钱,不过用多了也会失效,后果比大额铜钱还严重。宋、金、元及明前期都是莫不如此。在农业中央集权的统治下,铜币信用的随意性原本就很大,而纸币就更加不靠谱。无论当初以何种贵重物品作准备金,很快都沦为形同虚设,更别说不设准备金的情况了。明中后期及清前中期,日本、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财政情况大大改善,政府对纸币的弊端也有认识,所以废除也就顺理成章了。

商品经济及金融业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整个经济体内资本周转率高,充分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进而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单独的经营机构都力争用最少的资本,获得最大的营销收入和利润。要想加速资本周转,需要高频率、大数额的借贷行为。而在中国古代,这是最欠缺的,尤其是政府的借贷行为。中国古代庞大的经济总量更多是源自人口数量,其中自然经济占比极大,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形成了不愿意向他人借钱的传统,通常还鄙视借钱行为。商家之间、商家与权贵之间的借贷行为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因为生意做得越大,就越难以控制还容易谋反。国家遇到财政困难,主要靠增加税收和发行大钱,伴以卖官、抄家、吃大户。国家即皇家,皇帝富有天下,很难产生借债的想法和行为。皇帝欠债,威严何在?

中国之所以贵金属货币的产生受到抑制,大额借贷行为罕见,金融机构缺乏,纸币恶性循环,都与商品经济不发达有关。与之相反,欧洲实现政治统一很难,商贸关系复杂,加之战争频率高,金融业必然发达。古希腊、古罗马的金融故事不必追溯,自中世纪后期,在商业繁荣的意大利地区,各种简单的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银行陆续增多,开展典当、兑换、存款、借贷等业务。其中为降低远程交易成本,还出现了一些纸质的信用凭证。这种凭证可以抵押、转卖,但还不是纸币。欧洲的借贷行为由来已久,教皇、国王都不例外。相比于买卖、租赁的直接钱物交换,借贷仅凭抵押物品或讲究诚信的契约精神远远不够,还是应该想方设法谋求金融创新,建立配套的机构和制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经常对外开战,花销巨大,这种突发的公共财政支出只向大金融家借款也有些捉襟见肘。于是面向公众,尝试发行公共债券,用财政收入或战争收益作还款保障,效果不错。相比于容易招致民怨的加税,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债券发行社会代价较小,更易成为首选,于是在欧洲被逐渐推广。至此,现代金融业的三个基础要素——银行、纸币、债券——都已经有了雏形,不过它们都必须围绕着贵金属货币运转。随着大航海开辟的新市场,美洲金银大量流入,经济总量愈发增大,商业过程愈发复杂,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荷兰为代表,各种制度创新、交易场所设立、产品开发层出不穷,于是将三者和贵金属货币高效整合的中央银行呼之欲出。但因荷兰人过于注重商业本身,政治力量分散,并没能做成这件事。

第一家中央银行是于1668年被收归国有的瑞典银行,开展存款和贷款业务。因瑞典的主要货币是铜,使用不便,该银行在1661年开始发行一种纸质“铜票”代替硬币。这种最早的银行券就是纸币,与中国北宋交子的产生机制几乎完全相同。瑞典经济总量小,中央银行的作用并不显著,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才是集大成者。

1662年瑞典银行发行的铜票银行券。

17世纪中叶,英国结束内战后,通过三次对荷兰的战争,压制对手,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为支持战争,在此期间发行的很多公共债券收益颇佳,其中甚至不乏荷兰买家。收益大,造成英国社会打仗上瘾。但是债券的发行方、数额、利息不同,销售过程往往混乱、缓慢,而且政府控制的财政支出总是在债券融资之后,也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效率。于是,经英国国王特许批准,于1694年成立英格兰银行,统一销售战争国债。因战争有风险,该行同时获准以贵金属做准备金,拥有银行券发行权。如此运作会产生一笔比原来的铸币税更大的稳定收益,可以为政府的各种支出进行前期垫款。这套一揽子的制度创新是一次重要的金融革命,表面看是加强了政府吸收民众积蓄的能力,并提高了政府债务的流动性;其核心却是通过金融手段,政府对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实现了集权,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实现了高效连接。这在商品经济自由活跃的欧洲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英格兰银行1797年发行的银行券,面值一英镑。

英格兰银行不仅是发动战争的助推器,也是启动工业革命的催化剂。它经历了各种动荡和考验而屹立不倒,成为银行的银行,与日不落帝国共同成长,作用日益显著。其后,各国陆续效仿设立了本国的中央银行。随着相关制度法规的完善,中央银行与各种商业银行、交易所及其他金融机构密切配合,令纸币和债券在社会高效流通。有了升级后的金融业帮助,实体经济更加蓬勃发展,达到了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市场经济。

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之初,随着货币品种增多,维持币种之间的固定关系,是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愿望,因此形成过金本位制和复本位制(同时以金银作为本位货币,个别国家也用银铜)。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制度,包括不同阶段的金币本位、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黄金的地位至高无上,人们相信银行券是因为可以用它自由兑换金币或等量黄金,但是后来各国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1970年代,二战后以美元-黄金为基础形成的金汇兑本位制停止运转,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金本位制走进历史。

金本位制的出现是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过渡的阶段性产物,也是贵金属去除货币属性、回归商品属性的过程。从应运而生时的完美到难以为继时的不足,是因为黄金产量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以黄金计价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其制度缺陷是货币品种过多,造成信用与价值及政府法定与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过于复杂,金融市场成本增加效率降低,商品价格波动剧烈引发混乱。这些都有违设立金本位制的初衷,所以被淘汰是必然结果。不过由于黄金变现能力强,现在很多国家还有黄金储备。摆脱金本位制的过程中,纸币用量增大,慢慢失去了银行券的性质,成为无需依赖贵金属、而由国家法律规定强制流通的信用货币。没有了贵金属做保证,纸币还能被认可,替代品是国家的实力及价值。

除了适应经济发展外,不断增加货币供应还能解决财政困难。为避免滥发,超额的货币用发行国债及各种其他金融产品来制衡。如此循环往复,市场上的货币逐渐增多。现在货币的符号化、电子化趋势明显,实体纸币比例大减,开始步入被淘汰的节奏。已经高度复杂化的货币、债券的发行管理,分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关系国家安全、百姓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容有失。不过和其他制度一样,金融业遇到经济困难或战争开销,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再严格的监管也会被动摇,所有当政者都有增发甚至滥发纸币或国债的冲动,造成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轻者以政府前途做抵押,重者以国家命运做赌注。

现代金融业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导致广东十三行、各省商帮、山西票号从固若金汤变成土崩瓦解。清政府借债、发行纸币与铸造银币一样,都是被动之举。自洋务运动起,政府因财政困难,开始尝试借钱办事,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灭亡,欠了一屁股债。清朝末年,各国纷纷在华设立银行,从事纸币发行、抵押借贷等金融业务。清政府为挽回权利,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商业银行),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中央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中国的银行业开始与国际接轨。

清政府发行纸币的时间很短,总量不大,还没有机会乱上添乱。民国时期,金融业大显身手,银行多如牛毛,唯独缺少一家像样的中央银行。军阀借债开战,列强渔翁得利。各地政府滥发纸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堪称世界之最,百姓苦不堪言。战乱动荡之中,金融业毁多誉少。新中国成立后,实行计划经济,金融业作用不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学习、摸索、修正,金融业才逐渐步入正轨。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替代急剧贬值的法币。起初最大面值的金圆券是100元,至1949年5月,市面流通的最大面值金圆券为100万元。另外已经印制的500万元金圆券,因上海解放,没能发行流通。7月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以银元券替代金圆券,规定5亿元金圆券可向中央银行兑换1元银元券。

金融制度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力量。英国、美国能先后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不是因为黄金储备多、印钞量大,而是因为经济总量大、实力强。金融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以生产为基础,仅希望依靠发行和调控货币、国债救国或兴国,那永远只是一种奢望。过度依赖,最终的结果都是玩火自焚。但是以钱生钱的传说,总是勾引着人们不劳而获的心理。现实版的各种炫目报道不断对古老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升级,发财的容易被铭记,破产的容易被忘却。总之,金融江湖里从来不缺钱,还有诱惑。

作者: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