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感言
一
中国是世界上记述和研究日本最早的国家，如果从陈寿所著《魏志·倭人传》算起，至今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山海经》中有关“倭”的记载开始，得有两千多年了吧。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我们记述和研究日本的成果和其他外国史相比多一些，就不足为奇了。而且，我们对这些庞大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初步的整理。比如早在一九九一年创刊了《中国日本学年鉴》，“介绍了我国建国四十年来国内学者研究日本学的各方面可喜成果”。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详细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人事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该书收目达三万余条，字数约三百万，为“上起先秦，下迄一九九三年三月，囊括两千余年来国人及部分外籍学者研究日情况的目录汇编”。而且还附有书名和文章篇名索引。其意义，的确如张香山的题词所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出版，对中国日本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此之前，香港学者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也是一项值得庆贺的基础性业绩。李玉、汤重南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史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二○○○、二○○一年）则力图从理论上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为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良传统加以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提供依据”。这种问题意识的提倡，当然可喜。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邹有恒就强调要“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将“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作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远大目标（《实事求是， 联系实际， 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世界历史》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但是二十年之后，一般知识界对日本史研究的评价是什么呢？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网友《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的质疑，说：
我很赞同该多了解日本，但如何了解呢？了解一个国家就要知道它的过去。但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有关日本的著作，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为什么日本能出现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那样的汉学大师，而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难道我们就只能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去了解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且不断变化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永远只能知道“邻居”的电器和樱花，而不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
这里至少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虽然收录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第二，现在一般国民了解日本，基本上是“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媒体和文艺作品远远比一般的日本学著作受大众欢迎。第三，和日本出现许多汉学大师相比，“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中国当代日本研究的失望情绪，这与研究者自身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王金林：《略论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及其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发展趋势》，《日本研究》二○○○年第一期）的高标准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虽然不可否认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史意义，但是向国民普及外国史知识、提高和增进民众对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外国史研究者也责无旁贷。对日本尤其如此。因为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屈辱，使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增加了许多情绪性的障碍，而政治形势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今天的研究者有责任提供雅俗共赏的精品，理性地弄清楚日本的历史、搞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网友的呼声提示我们，日本史研究著作的普及性和公信度，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且不论怎样才能称为“泰斗”，“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这一质疑反映了公众对日本史研究者的一种迫切期待。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日本史研究者的状况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奠基者那里，日本史研究不过是他们整个学术研究中的“余技”。如周一良，他的“本业”是魏晋南北朝史，五卷本的《周一良集》中，“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只占其中的一卷（第四卷《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朱谦之是思想家，学术上中国哲学史是其“本业”，十卷本的《朱谦之文集》中，其《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和《日本哲学史》（收入《朱谦之文集》第八、九卷，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所占还不到两卷。而一些人物，或者由于侧重于政治活动，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著作。后来，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专门日本机构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日本史研究专家。但是十年的政治运动，浩劫了他们的青春，也延缓了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步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还只有小学生水平，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已经可以令日本的日本史研究知名学者刮目相看了（参见王金林上述论文）。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是他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现在大多年逾古稀，有些人仍然笔耕不辍，他们所构筑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业绩，现在也还不能从总体上突破和超越。而“文革”之后成长起来的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和严格的学院式的学术训练的新生代日本史研究者，他们中许多人在求学时代就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是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他们的学术基础和环境都要远远优越于前辈。如果他们甘愿沉潜一二十年不受各种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影响，在基本的史料解读和系统的资料建设上痛下功夫的话，或许能够在他们的下一代中培养出理想的“泰斗”来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已经拥有大量研究成果的中国日本史学界，有深度的学术批评，也是日本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我曾经用“寂寞的喧嚣”来形容日本学研究新著迭出而评论界熟视无睹的状况。事实上也不完全是熟视无睹，下面一则批评就非常令人堪忧甚至震惊。
同样是来自《南方周末》，二○○九年七月三十日发表了自称是研究中国历史、署名“韦之”的文章——《中国的外国研究有问题，中国的中国研究也有问题》，其中提道：
中国一所颇有名望的大学，出版了一部颇被看好的《日本史》，我请东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来发表其个人的评价。由于是熟人，他也没有办法回避，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说，相当于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如果真能达到日本中小学教材的水平，我还可以认为不错，因为中小学教材要求提供最可靠的知识，但这位教授有一句话，让我感到背后发冷，“他们缺乏研究”。这是他比较了日本对本国的研究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而言的。
这里所谓“令人震惊”，至少有这样两点：第一，在三十年之后，又一次提到中国的一些日本史研究只有日本的中小学教材的水平，甚至还不如，因为“缺乏研究”。不过这一评论是通过日本的“一位研究中国的教授”的口表述出来的。第二，这里所批评的对象，明眼人一看就会想到一九九四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吴廷璆是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将一部代表一个时代研究水准的日本通史著作，在一般公众面前以这样轻佻的方式肆意践踏、诋毁，这除了表现出文章作者极不严肃的治学态度之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在一般知识界的公信度也由此可见一斑。实在令人堪忧！
二
的确，十几年前出版的《日本史》肯定有许多值得批评之处，切实的、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当然是受欢迎的。但没有扎实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如果可以将上述这种来自专业之外的批评视为童言无忌而一笑置之的话，专业性的批评又是如何呢？
无独有偶，市面上还真出现了一种自称“以超越《日本史》为定位”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八年版）。其《序言》中坦陈“标新立异”为其治学的首要原则，既然以超越《日本史》为定位，标新立异之所指便不言而喻。其《序言》中说：“拙著标新立异之‘立异’，主要体现于致力纠正一些因是泰斗和权威的论述，以至成为学界‘通识’的史实性错误。”为此摘引了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中的两段论述作为论据。我们且来看看其论据之一即对《禁中及公家诸法度》的理解及其“不得不立‘异’予以扶正”的情况。如果没有读过《日本史》、对《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也没有必要的知识的话，大概会对作者的“扶正”或“指正”拍手叫好。那么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如何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在“查考原文”时就要格外小心，不要将这样重要的史料引用错了。据查证，《日本通史》中所照录的“法度”原文（序言，３页），至少有三处错误。其一，将原文的“天子”错录为“天下”，其二，将原文的“弃置”错录为“弃之”，其三，将原文的“候”错录为“侯”。这三个词的差别，前面两个一见就明白，没有必要多说了。而“候”是表示一种文体“候文”的，错录为“诸侯”的“侯”，意思就不通了。
第二，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在引用对方的文章时就一定要非常准确完整。《日本通史》中所引《日本史》的原文（２２０页）为：“幕府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十七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禁秘抄》，吟诵和歌，不得过问政治。”而且原文对《群书治要》、《禁秘抄》都做了注释（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２４４页。其中对《禁秘抄》注释中的“共二十九项”应该为“共九十一项”）。这一句引文中漏掉了原文中的“十七条”和“不得过问政治”，标点符号也有错误。被漏掉的“十七条”的重要性在于告诉读者这里所论述的是就整个十七条“法度”而言，而不只是就其中的第一条而论。
第三，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首先要对原始史料的核心内容有准确的理解。上述“法度第一条”出自顺德天皇的《禁秘抄》第十六项“诸艺能事”（见《群书类丛》第二十六辑，续群书类丛完成会，一九二九年，３８５—３８６页），按照顺德天皇（一二一○ —— 一二二一年在位）的意思，天子要学会的各种艺能，第一是学问，第二是音乐（管弦），第三是文学（和歌）。其他则可有可无了。而“法度第一条”摘出“学问”和“和歌”两项，将其作为天皇（天子）要专门学习掌握的。在十七条“法度”中只有这一条是专门针对天皇的。《日本通史》在这里所叫劲的“学问”的意思，根据权威的解释，在日语中“学问”有以下几种意思：一、原来是针对男子学习汉学或佛典而言，后来泛指相对于武艺等，学习和掌握汉诗文、佛典、和歌等各种普通的学艺。后来也包括学习和文。二、是指跟着老师或依据书本掌握的学艺。获得的知识。学识。三、是由一定的原理而体系化组织化了的知识或方法。如哲学、文学、科学等（参见《日本国语大辞典》［缩刷版］第二卷，小学馆一九八七年版，１１５３页）。那么从“法度”第一条的上述出处和该条全文来看，其“学问”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上述意思，我认为首先是习经史、明古道，这当然是指汉学。而和歌之类的日本习俗，也不可不学，也应该包含在学问的范围之内。汉学中的为政之道和和歌之类的日本习俗，都是天子需要学习的极为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天皇的“学问”所指何谓并不是这十七条“法度”的核心内容，而这十七条中专门为天皇本身所明确规定的职责只有从事学问这一条才是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史》中所言“法度”十七条“规定天皇只许从事学问”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引文中被省去的“不得过问政治”的结论，如果从“法度”十七条的整体而言，特别是联系到《日本史》中这句引文之后接下来的论述，即该法度对朝廷与幕府的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规定：“法制严别公武，武士官职由幕府授予，革除朝廷授官于武家之制。”（原注：德川时代以前，宫廷对武士有官位授予权。德川幕府《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一六一五〕第七条规定，武士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德川禁令考》卷一〕）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的“过问”就是干涉、干预的意思。因此，《日本史》中所言“天皇只许从事学问”、“不得过问政治”这一代表“中国史学界通常的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而《日本通史》中所谓学问的“古义”、“今义”之类，可以说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反而将问题的实质扯远了、扯淡了。
第四，既然要批评对方有“史实性错误”，自己首先要准确地理解对方的论述、完整地把握对方的意思。如上所述，《日本史》的相关论述并非仅就“法度”第一条、而是对法度做整体的理解，其结论，即“德川时代朝幕之间”的关系是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２２０页），这并没有什么问题。所谓“《日本史》以今义释古义，错解了文中‘学问’的含义”。这完全是《日本通史》作者的臆造。《日本史》虽然没有对“学问”的具体内容做明确的解释，但是从其行文“天皇只许从事学问，诵读《群书治要》、《禁秘抄》，吟咏和歌”的意思及其对《群书治要》、《禁秘抄》所做的注释来看，“学问”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跃然纸上，并且很得体。而《日本通史》对这里的“学问”一词理解的依据仅仅是凭着对“法度”第一条中所出现的几本典籍的说明，而对这一条的出处和整体内容，显然还没有理解通透，因为如上所述，很明显，这里“学问”的意思不只是“关于朝廷礼仪和政务知识”。
而且它所批评的结论与他自己最后的结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日本通史》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颁布《禁中及公家诸法度》是限制和削弱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不是彻底剥夺他们的参政权；是规定他们仿效先人，不得试图扮演政治‘主角’，而不是将他们彻底赶下政治舞台，连‘配角’也不让他们当。”（３３０—３３１页）与此相比，《日本史》中所言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措辞，显得多么简洁明了。
第五，如果上述的分析不错的话，《日本通史》中将日语中的“娘”（女儿）作“母亲”理解这则只有“小学教材水平”的笑话与批评《日本史》的“史实性错误”相提并论，这个笑话可就的确闹大了。
日本史研究，要做到真正有创意的“标新立异”，看来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当然，《日本通史》批评《日本史》还有另外一些“证据”，或许作者对另外的那些证据论述得确有新意。对此，只好留到以后再拜读了。
三
有深度的学术批评，要担负起认真甄别学术成果优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重任。我们常常以日本史研究的成果之多而自豪，而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又有多少属于粗制滥造的？对此我们并没有去细究。批评当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及其所以然；研究也不可能没有批评，否则就成了纯粹的因袭。历史学者，无论是批评还是研究，我认为都离不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而这种肉搏和辩证，不仅需要勇气，关键还需要培养这种能力。
无论是要“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也好，还是希望中国“成为研究日本史的强国”也好，我相信，日本史研究和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其他国别史研究一样，如李剑鸣所言：“史料依然是制约世界史研究的‘瓶颈’。”（李剑鸣：《学术规范建设与世界史研究》，《史学集刊》二○○四年七月第三期）不在“原典日本”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史史料上下功夫，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或国家，我们的日本史研究都难以深化。李剑鸣强调“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同上），是说到了痛处。史料建设和原典翻译，又谈何容易！仅就日文翻译问题，其不易，王国维早就在《静庵文集》（一九○五）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以尖锐批评的方式做过如下说明：
今之译者（指译日本书籍者言），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彼等之著译，但以罔一时之利耳；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王国维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解日文之能力”、“有国文之素养”、“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这三点要求，不知道今天的日本史研究者看了作何感想。在我本人，确乎如坐针毡。尽管如此，也愿置之座右，以时时自省。
作者： 刘岳兵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