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活动的逐步展开，到了13世纪，资产阶级开始形成，成为近代欧洲的源头。
商业发展主导的阶级流动得以初步实现。大学成为商业人才的培养基地，商业财富的积累使得君主与资产阶级紧密合作，新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与封建贵族、国王的三方博弈中逐渐创立了现代欧洲的政治体制。
一、农业已死，商业当立
1、农业遭遇困境
农业增长使人们开始耕作贫瘠的土地，从 13 世纪开始，农业增长及人口增长趋缓，在 1300 年，英格兰人口 500 万，法兰西 1400 万，日耳曼 1100 万，基本已达到极限，而后人口呈现停滞或有所下降。
气候也开始有所变化， 1200 年开始，小冰期来临，天气明显变得寒冷和潮湿，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当时欧洲超过 80% 的人口属于农民，勉强生活在温饱线上，受制于气候的变化，农作物生长适宜期缩短，产量急剧下降，饥荒席卷整个欧洲大陆。
1315-1317 年，欧洲爆发大饥荒，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可怕谣言。据历史学家统计，这场大饥荒使欧洲损失了大约 10%-25% 的人口。而活下来的人则因为长期的饥饿造成身体抵抗力急剧下降，在后来的黑死病面前不堪一击。
2、祸福参半的黑死病
黑死病是一种鼠疫，因感染了此病而死亡的患者皮肤往往是呈紫黑色的而称“黑死病”，来源于中国，由贸易商队带到欧洲。
1347-1350年肆掠欧洲，西欧总人口的1/3消失，直到17世纪欧洲人口才恢复至1300年的水平，其悲惨堪称空前绝后。
黑死病的爆发直接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面对大量的死亡，特别是神父染病身亡，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目光从天国转移到尘世，世俗开始从宗教分离。
黑死病对农业和商业造成双重打击，但对农业打击更大，人口的恢复需要固定的时间，而商业能够通过提高效率较快恢复，财富沉淀于土地的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财富上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黑死病加快了商业文明的演化过程。
3、商业对社会的重构
13世纪，人们有了多余的产品，货物交换开始恢复活跃。
一些封建大领主看到了获取一大笔税收的好机会，为市集开辟专门场地，维持秩序，收取租金和销售税。
国王对商人是天生的敌视，因为这是一股国王无法控制的秩序破坏力量，但这种敌视因贪求税收而有所软化。城市提供的大量税收，可以使国王们减少对封建土地的依赖，改变政府的权力活动范围。
西欧统治阶级十分鼓励商业发展，这是西欧商业文明形成的重要原因。
商人最初主要来源于骑士（封建阶级最底层）的次子（无继承权）和富农，他们因追求阶级上升而经商。经商需要有个相对稳定自由的环境，于是他们向领主购买特权：人身自由、免除劳役、私有产权。后来，领主开始主动出售特权，类似现在的招商引资，因为自己尝到了甜头或者看到邻近领主大获其利。
商人为防止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抱团取暖，成立行会和公社。公社选举自己领导人，封建领主在公社里没有实质权威。公社的强大可以向统治阶级争取更广泛的自治权，这是自由市的源头。
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庄园外，商人积累财富后，向封建贵族渗透的局面出现了，阶级固化开始破冰。在庄园内，国王、伯爵、主教都十分鼓励庄园佃户成为工匠，通过出售工匠的手工业品，可以赚取更多的收益。
整个世俗社会都享受到了商业发展的好处，城市开始自发形成，这才能演化出现代西方商业文明。
但是，13世纪晚期的农业停滞，阻止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14世纪黑死病的爆发直接导致商品过剩和需求锐减，形成了大量的无产工人阶级，工人经常发生暴动。为压制这股反抗，资产阶级寻求王权保护。
14世纪晚期，商业发展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前期积累了较大资本的商人，寻找新的投资出路；国王们需要带来大量金钱用于战争经费。双方一拍即合，政府向商人借贷，而商人获得政府给予的商业垄断特权，如港口、银行。这种合作导致了商业寡头和后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
美第奇家族控制佛罗伦萨，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福格尔家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金主
4、庄园制度的解体
随着土地的扩张空间消失，报酬边际递减出现了（这是欧洲人口密度低于中国的关键原因）。当人口停滞增长，甚至下降时，劳动力价格提高。服劳役开始变得不划算，契约关系由劳役转向货币支付，庄园错综复杂的人身依附结构渐渐被以货币契约为基础的体系取代。
领主和佃农两方面都欢迎这种变化。领主收取现金后，可以雇佣劳动力去耕种，也可以直接出租，实现了收益最大化。佃农获得了人身自由，他可以自己种地，也可以申请成为城市自由民。
庄园经济就这样衰退直至死亡。14世纪饥荒和黑死病的肆掠，加快了这种演进的过程，到了15世纪末，西欧的农奴消失。
二、现代政治体制的雏形
商人 总是希望和平与稳定，反对封建割据，支持国家统一，这样才能持续经营，还希望利用王权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封建贵族也能从商业发展中获利，但更在意自身的世袭特权，不惜以武力维护。
工商税贡献了王国一半以上的税收，国王才有打破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
国王是另外两方的合作对象，商人与封建贵族是深刻的敌视关系。
1、法兰西，王权集权
商业繁荣之前，法兰西的王权十分虚弱，权力局限于小片的王室领地。
13世纪，法兰西香槟市是西欧贸易的中心，被布罗代尔称为“经济世界的中心”，巴黎也成为20万人口的商业大都市，自发形成的2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十几座。商业贸易的繁荣，法兰西国王才能征收大量税款，用于扩张领地和对外战争。
蓝标为香槟
蓝色为王室领地，“小国王、大诸侯”的局面不复存在
路易九世（1226-1270年）将小领主臣服，铸造全国通用的货币，创建国王法庭和审计法庭，分管司法和财政，启用服从于王室的官僚。
1302年，腓力四世为筹集军费，提议召开了教会、贵族、城镇代表的“三级会议”。在国王看来，三级会议能够加强国王权力，得到了三级会议的同意，国王能做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
很多制度都是试出来的，当一项措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时，人们才会不断实施，逐渐制度化。
1337-1350年，法兰西政府以通货膨胀填补赤字，货币形式变换了24次，严重危害商业发展。第三等级要求限制国王权力。
1357年，三级会议颁发“大赦令”，限制国王的财政权和人事权。此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向上争取政治权力，但作为法兰西主要政治力量的贵族百般阻扰，暗杀了改革领袖，王权回归强势。作为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羽翼未丰，尚不足以打破现有政治格局。
百年战争爆发后，法兰西节节败退，国王以方便筹集军费为由，扩大自己的征税自主权。1452年，战争结束，国王征税不需再经过三级会议的磋商。
1337-1452的百年战争，法兰西转败为胜，成为奠定法国君主专制的契机
这个时候，政府由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几乎完全听从国王意志，国王可以自主征税，并拥有自己的常备军，法国朝着君主专制顺利发展。
法国君主专制的传统发端于此，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历时最长、破坏最大，也是由于法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即使到现在，法国实行的是半议会制半总统制，总统权力依然较大。
2、英格兰，议会制
12世纪，英国国王收入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2以上来源于王室土地、1/3以上来源于封建领主和司法权，只有13％是来自于税收（基本上是丹麦金）。这种财政结构，保证了收入的稳定性和国王的独立性。这也是《农业文明与西欧的貌合神离》英格兰王室强大的原因所在。
但是到了13世纪，国王发现封建阶级和商人的财富因商业兴盛而大幅增加，于是决定增加税种，自然得罪了许多大领主和资产阶级。
1214年，约翰在法兰西被腓力奥古斯都打败，失去了大片领地。1215年，大领主们趁机反叛，在市民的支持下占领了伦敦，胁迫国王签订了《大宪章》，一共63章。《大宪章》严格限制了国王的征税权力，保证公民的财产权。
《大宪章》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直到今天，也是英国宪法和美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英格兰国王没有认清形势，高估了自身实力，忽视了平民商人的力量，他的征税遭到了社会全部有产阶级的反对。
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时期国王收入25000磅左右，而对法兰西发动一次远征就需要5000镑，收入远远不够。为使加税合法化， 1275年他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参会人数400以上，包括主教、领主和城镇代表，制定了法规和国王征税的权力，这就是议会的源头。爱德华一世发动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财政收入窘迫，因此他不断召开大会，磋商征税事宜。
国王税收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来自于土地、领主和司法的收入比例降到了40%，广大市民的税收占据了国王收入的1/2以上。
无论是英格兰的议会，还是法兰西的三级会议，都是因为国王权力过于受限才出现的，当这种尝试能带来较好效果时，才会不断去尝试并制度化。1300年议会正式成为制度化的政府机构。
议会从1343年起分为两院：上议院由教俗贵族组成，下议院由地方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下议院起草法令，送交上议院审议通过，由国王批准颁布。上议院牢牢把控最高权力，资产阶级成为为封建势力服务的工具。两院的实质目的是封建贵族防止权力旁落。
1399年，英格兰议会直接废黜了理查二世，选择另一家族的亨利当国王。英格兰开创了一个先河：国家立法会议废黜国王，选定非世袭继承的国王。这直接导致了英格兰两大家族陷入王权斗争，爆发了持续30年的玫瑰战争。
玫瑰是英国的国花，红白玫瑰是两大家族的徽章
内战之中，很多贵族丧亡，贵族势力减弱，而资产阶级保持增长，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权力达到一定平衡。这是英法两国的关键区别。
封建贵族竭力在议会中维持自身统治地位，这种强势最终却削弱了自身力量，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巧合与讽刺。
1485年，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战役取胜，随即称王即位，开创都铎王朝，实行强力统治，议会降至次要地位。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的官僚机构十分狭小，国王的强势得益于贵族势力的削弱和资产阶级对和平稳定的渴望。
法国国王联合封建贵族压制了资产阶级，英国国王联合资产积极压制封建贵族，走向了殊途同归的君主专制，但两国的君主专制程度不一样 。
英国资产阶级权力相对较大，这使得英国较早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议会成为英国政治核心，国王只是象征意义。
3、日耳曼，无王权
上篇《中世纪黑暗，指的是什么？》已显示了日耳曼的特别之处：自主专制的公国才是日耳曼的主要政治实体，日耳曼从来不是单一国家，而是独立城邦的集合体。每一位雄心勃勃的日耳曼皇帝都将事业重心放在混乱的意大利，任国内诸侯们自行其是。
为避免王权争斗，1356年，日耳曼联盟颁布“黄金诏书”，明确七大选帝侯，他们有法律权力选择帝国的国王。但也于事无补，日耳曼近乎无政府状态。
没有任何一个城邦强大到足以对其他城邦行使哪怕短暂的霸权
没有统一的国家秩序，日耳曼自由市通过结盟的方式来防卫封建贵族对商队的掠夺和强盗的抢劫。同盟拥有自己的武装和统一的组织，以加强各城市间的联系，发展对外贸易。南部有士瓦本同盟、西部有莱茵同盟、北部有汉萨同盟，前两者因为与诸侯直接竞争，遭到政府打击，较快解散，最具影响力的是14世纪的汉萨同盟。
他们垄断丹麦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搜寻偏僻的市场机会，避免与封建诸侯的直接竞争。后来因为英国和荷兰直接与北欧和俄罗斯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汉萨同盟逐渐衰落。
由于没有王权的缓冲，日耳曼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直面封建贵族的压制，这就导致日耳曼的资产阶级成长不起来。
封建诸侯主导商业活动，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利益得不到保证。所以，近代德国，成为 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泛滥之地。这也是为什么说德国是最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所在 。
现代德国建立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后，由于公国独立的历史传统，实行的是联邦制，地方自治权依然较大，与英法明显不同。
值得一提的是，1273年，日耳曼诸侯们选举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为国王。此后200多年，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系列精心安置的政治婚姻不断扩展家族势力，逐渐获得欧洲政治的统治地位。被戏称为“用下半身征服欧洲”。
4、意大利与西班牙，终结中世纪
意大利三面朝地中海，贸易繁荣，商业更发达，形成了许多独立的邦国，类似于古希腊。由于经历了将近1000年的混乱，与日耳曼一样，意大利也没有王权，不同点在于封建贵族势力较弱，贵族大都是商业贵族，这与西欧其他国家截然不同。通过立宪选举，意大利北部形成了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三个主要的城市共和国。一直到现在，意大利的经济重心始终在北部。
资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造就了自由的独立城邦，意大利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活力，资产阶级新思想迎来大解放，以“美术三杰”为开端的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星火燎原，席卷欧洲。罗马帝国后，意大利再次使欧洲重焕活力。
13世纪，西班牙基督教国家战胜穆斯林后，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是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并创造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汇集的灿烂文化。商业发展迅速，城市代表能参加国王和贵族会议。
但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各国内部问题重重，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之间无终止地互相攻伐。直到1469年，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联姻形成了现代西班牙的雏形，他们成功呼吁各城镇纳税，以提供政府充足的财力来制约封建贵族。
1492年，吞并穆斯林格拉纳达王国。同年，由于蒙古帝国内战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起阻碍了远东陆上贸易，西班牙国王资助哥伦布探险海上新航线，拉开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西欧进入扩张的新时代。
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是那些传统精英的威胁，西欧各国封建势力的强弱不同，造就了各国资产阶级不同的命运，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体制。
在资产阶级势力方面，意大利最强，英格兰次之，其后是法兰西和西班牙，日耳曼最弱。
经济上可以快速致富，但阶级的跃迁从来就不是单单金钱就能解决的。西欧资产阶级作为一股蓬勃的新生力量，试图进入贵族行列，但国王和封建贵族看中的只是他们口袋里的钱。
打铁还需自身硬，资产阶级实力不够，也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只得小心翼翼地攫取政治权力。
三、教会的没落
13世纪，教会的 实力和影响力达到顶峰。教会内部组织完善，宗教裁判所四处镇压异端，在思想和世俗权力方面登峰造极。
此时教会深陷世俗泥潭，与7-9世纪截然不同，彼时是教会投靠世俗，此时是教会统治世俗。
到了14世纪，一切急转直下。
1、世俗君主的胜利
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积极参与欧洲各国政治，保证君主承认罗马教皇为最高审判者和仲裁者。在与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君主的争斗中都获得胜利，迫使阿拉贡、葡萄牙臣服于教皇，每年进贡。教廷权势达到顶峰。
但这种幸运是短暂的，当新兴资产阶级在14世纪逐步形成一股力量，并与世俗君主紧密联盟时，教会很快就处于下风。
首先是1305年的阿维尼翁之囚，教皇所在地从罗马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这直接导致了1377年的教会大分裂。
1338年，日耳曼选帝侯联合声明：皇帝的尊严不来自于教皇，选举皇帝不需要教皇同意。
为维护自身权力，教皇与世俗君主结盟，以放弃主教任命权的方法换取君主的支持。世俗君主们控制地区性教会，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
2、世俗与宗教的分离
1268年，托马斯·阿奎纳完成《神学大全》，将理性引入宗教，将真理分为理性真理和信仰真理，二者互不冲突，解决了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伊斯兰教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从此，人们卸下心理负担，心无旁骛地学习科学，哪怕教皇阻止也无能为力。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罗马法律再度流行起来，实用科学获得大发展。
教皇与国家的冲突导致主张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兴起。人们把民众认同作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王权显然不来自教皇，教皇无权干涉社会和政治生活。这就有了民主思想的影子。
宗教生活不再处于核心地位，追求幸福生活成为人们的天然目标，教皇不能剥夺这种由上帝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商人将自己视为拥有确切利益的政治单元，国家的共同利益比基督教的宗教利益重要得多。这就是天赋人权学说的发端。
教会沉迷于自身权威，无法引导资产阶级这股充沛的建设性力量，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这种霸道导致了14世纪它在思想和世俗的双重溃败，不得不倒向王权。
直到16世纪，当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专制的合作破裂时，教会才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宗教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四、创建大学，西方的科举制
“ 在人类社会中，当精神工具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比物质工具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对人类灵魂的控制，是最宝贵的战利品。”——汤因比《历史研究》
与以前不同的是，大学的出现打破了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开始教育世俗化的历史进程。
西欧的大学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创举，打通了阶级流动渠道的任督二脉，是中世纪最闪亮的一颗星。
12世纪，西欧的商业发展，城市兴起。商业活动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新兴的资产阶级希望推行世俗教育，城市经济能力的增强也为大学提供了资金的支持，这些都推助了大学的诞生。
在文化上，中世纪西欧以宗教文化为主流，主要目标是解读神学。大学以职业训练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市民的生产生活为第一导向，需要重视现实，进行客观研究，因此大学必须具备自治权，摆脱宗教束缚，实现学术自由，这样就导致了现代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大学理性精神的产生。
人们到大学学习知识，学成之后充实了商业专业人员行列，通过自己的本领实现财富和地位的积累。
“ 学习科学有助于帮助出身寒微者向上发展，使他们成为贵族。”—— 巴塞尔大学的创立者皮科洛米尼
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诞生，这是最古老的大学，当时吸引着全西欧人的蜂拥而至。12世纪，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成立。到了13、14、15世纪，日耳曼、西班牙、葡萄牙相继成立许多大学，数量达32所。我们可以发现，每个国家诞生大学的时间先后顺序，基本按照商业繁荣度来的。
博洛尼亚大学
本质上说，西欧的大学与中国科举制一样，是阶级流动的工具。但阶级流动渠道的截然不同，造就了结果的天壤之别。
当今中国，学习西方的大学，但只学到了形式，没学到精髓。大学最根本的自治与学术自由，似乎无法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欧大学是市民阶层自下而上创立的，竭力挣脱宗教束缚，中国大学是政府自上而下成立的，意在社会稳定。
但中世纪大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基督教教育观念的束缚，教会从未放弃对大学教育的控制。资产阶级与宗教在思想领域的斗争，大学只是开端，还远没有结束。
小结
通过商业发展，西欧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嵌构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文明体系，从经济、政治、思想上全方位突破。
西欧市场的狭小，限制了这股创造性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它改变了旧有秩序，尚不能创造新秩序。只有当西欧人走向全球时，以掠夺全球资源来挣脱狭小欧洲市场的束缚，这股力量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资产阶级快速壮大，终于可以摧毁封建秩序了。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