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的诉求
文学评论家詹姆士·W.布朗（James W. Brown）在其名为《文学与饮食》（Littěrature et Nourriture）的专著中称，食物和文学一样，都具备动态的意涵（比如吃的动作、习惯，以及烹饪食物等）。而食物及其动态意义又以多种形式，被用来构建小说中的社会关系体系，成为人物之间的重要交流方式。
在诸多美国少数族裔评论中，关于食物意象的解读越来越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兴趣。但是，食物意象的族裔性并不是在它被评论之初就存在的。因为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及文论中，对食物和烹饪意象的运用与探讨，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过，当美国华裔主人公受到美国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困扰，尝试放弃西式习惯转而用“新奇的文化习俗取悦恋人”时；当掌握主流风向标的美国白人读者，品尝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食物时，食物的族裔性味道也就不言自明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研究系教授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在其《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1993）专著中，就专设了一章来解读美国亚裔小说中的食物意象。
她根据主人公对食物的喜好、饮食习惯和获取食物的行为，将美国华人的生存策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被称为“大食者”，具有“坚硬的牙齿”、“强壮的消化系统”，吃的往往是“另类的食物”。但他们吞咽那些在白人看来是“废物”的食物，并非出于自愿，黄秀玲认为这类“吃”的意象象征着一种“必需”，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屈服于这种需求的代价则是丧失健康的心理，为了能存活下来，变得只关注自己而忽略家人的感受或是外人的眼光。第二类属于土生土长在美国的移民后代，他们被称为“食物卖淫者”，都是“甜牙”，偏好精美的食品，这类食物象征着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被白人社会接纳和悠闲美好的生活，都像精美的糖果一样引诱着这一代人。而他们同样要付出自我分裂的代价，面对“侵犯”时是受害者，但面对“精美食物”，他们又变成了共犯。第三类则被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批评家赵健秀（Frank Chin）称之为“卖弄异国情调”。在赵健秀看来，文学作品里故意夸大自己身份中的异国性，大肆强调自我与主流的疏离，无异于制造一种“食物色情文学”。不过，“食物色情文学”的隐喻性并不强，既可以通过某个小说主人公讨生活的方式来判断，也可以通过作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描绘与运用来发现。其实，在早期的美国华裔作品的自传体话语中，叙述者是自然而然地站在一个向读者解说的立场上。以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和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裔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为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详实地描绘和解释各种宴会的符号意义，以及某些食物神奇的治病疗效，甚至像写菜谱一样精确到烹饪的佐料。以赵健秀的解读原则来看，这种在族裔文学中对饮食方式的描述，不免带有“展览”和“卖弄”、“迎合”的嫌疑。然而笔者看来，此“卖弄”与“迎合”也许并非作者本意，“展览”的实际目的在于化解文化误会，“迎合”常常是主人公迫于“填饱肚皮”的无奈，不完全属于赵健秀所言的“卖弄异国情调”。
食物的符号性也并不是只能表达赵健秀解读出的意涵，因表达方式、解读方式的差异，还可以被解读出其他的象征性。在黄玉雪之后，新一代美国华裔小说的先驱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赋予了食物与“食物色情写作”相反的含义。在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中，女主人公勇兰，用自制的罐头或是水果、糕点来克制“精美糖果”对孩子们的吸引；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中，薇弗莱在唐人街偶遇白人游客时，恶作剧式地向其推荐中餐馆里并不存在的菜式。二者所描绘的，表面看似带有“色情文学”的特性，但汤亭亭却在无形中将中国的健康饮食和发达国家的垃圾食品形成对比，谭恩美也在无意中展现了白人的无知和某些华人对“文化窥视者”的排斥。
饮食习惯，这个代表着参与者族裔身份的意象，也会随着评估者和社会关系体系的变化，传递出非异国情调、非族裔性的信息。比如母女或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纠葛。母女间的冲突这个母题，在英美女性小说中早已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几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仍然坚持选择这个母题。因为，“无所不吃”（残酷的杀戮和进食另类的食物）、“同类相食”（一种家族性牺牲式的喂食与反哺关系）是第一代移民摆脱贫穷的生存状况所采取的策略，而这一“饮食”策略，恰好表现出父母与子女间的各类矛盾。年轻人在极度节俭的家庭中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反而迫切地想要离开：一方面可以就此摆脱家庭带给他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可以反抗自己被安排、被“宰杀”的命运。
于是，以伍美琴（Mei Ng）、黄锦莲（Keltner, Kim Wong）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华裔女作家，就追随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华裔作家，积极地将成长中的许多困惑与饮食的符号象征意义进一步延伸。美国书评界比较喜欢把伍美琴的《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中主人公鲁比（Ruby）和母亲的冲突，解读为第一代移民与其子女之间的文化差别，将其视为“一种过渡中的文化”（Katherine Forestier,“Cold Sex Food for Thought,”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8）。不过，这种过渡不是文化的对抗。透过作品中对食物、烹饪等与饮食相关细节的构建，我们能清楚地体会到，母女间的问题不只是文化的问题，它在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中，都是两代人的问题。“大食者”的牺牲，总是难以阻隔“精美的糖果”对“甜牙”的诱惑。黄秀玲也曾指出，“牺牲式饮食”所产生的推动因素在本质上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更多的是生存境遇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
美国华裔在移民史上一直被美国社会视为“永久的客人”，于是第一代移民为表现“忠诚”，努力扮演着“无所不吃”的“模范少数族裔”；在美出生的第二代华裔，目睹上辈人的艰苦谋生，不断抵抗“糖果”、“汉堡”和“咖啡厅”的诱惑；至于第三代、第四代的土生华裔则“喝着可乐，看着麻将”成长，他们的大脑不断经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洗礼与撞击。那么，作为母亲，就像《女勇士》中的勇兰，阻止孩子们涌向“卖零食的店铺”，实际只是出于一种过分的节俭，以及让孩子了解在白人社会的生存之道：尽可能地不要为了“精美的食物”损害尊严，否则只能默默受辱。但是，不论是《女勇士》中的勇兰，还是《喜福会》中薇弗莱的母亲，在极力限制孩子对“被禁食的糖果”的冲动之后，还是会在某个时候悄悄买来话梅或是零食，表达浓浓的母爱。《裸体吃中餐》中的鲁比宁愿离开家和她爱吃的腌鱼，宁愿半夜在宿舍的厨房用烹饪填补那份“说不清的恐惧”，宁愿饱受了四年煎熬才肯向她心中那份对母爱的渴望妥协。母女间的对抗不是因为了解，往往是因为沉默而产生误解：母亲的强硬和古怪总是省略适当的解释，女儿那颗缺失关爱的自尊心直接导致了她羞于开口提问。这对矛盾的双方，这对家庭中的冤家，心里都察觉到问题的关键，可偏偏都把自己禁锢在某个界限之内，不去触碰那个有点“诡异的答案”。上一辈总是和下一代难以沟通，但是，两代人却不约而同地利用美国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风尚，为自己在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各有一套不错的说词。
因此，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小说中“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食物和器具”，并没有沦为简单的“具有少数族裔情调的装饰物”；主人公的生活策略和作者的写作，也不适宜一概划入“卖弄异国情调”的食物色情文学一类。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不同的生存压力，导致不同背景的作家有着迥异的写作诉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过多展现华人生活”来评定作家作品中那些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食物或是其他文化符号。我们需要解读的是每一位作家期望被关注的问题，并挖掘她们想要隐藏的秘密。
作者：董美含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