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也称幕友、幕宾、幕客，是人们对于作幕之人的一种旧称。当时师爷尽管是政府部门的辅助人员，但基本没有官衔职称，也没有编制的。一般由幕主私下聘请，属雇佣关系。幕主尊师爷为宾、友，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源于周官幕人的师爷，到明代开始萌芽成为一种特殊的幕业形态，而活跃于有清一代，上自总督，下至州县，都聘请师爷辅助政府事务。清朝徐珂《清稗类钞》中云：“盖仆从之于官，称老爷；于幕友称师爷。刑名、钱谷二席均得此称。”
师爷为幕主出谋划策，参与机要；起草文稿，代拟奏疏；处理案卷，裁行批复；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地位十分重要，分工也较细，有：刑名、钱谷、书启、挂号、朱墨、账房和折奏等。其中，由于刑名和钱谷需要很高的知识、技术专业要求，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绍兴师爷”主要从事这两种行当。
“绍兴师爷”最初是指绍兴籍师爷，后来逐渐成为一般师爷的统称。清朝官场有谚语云：“无绍不成衙。”即清代衙门中多为绍兴籍的幕友和书吏，他们广泛分布于各地大小衙门，在中国封建官僚机构中活跃了三百余年，并衍生出特有的师爷文化。
为什么偏偏绍兴盛产师爷呢？
第一，地理位置
清朝时期，绍兴地处东南沿海，与杭州府同临钱塘江湾，为浙东八府之一，河湖交织，水道纵横，因此越人自古“水行而山处，以舟揖为车马”（《越绝书》）。绍兴自古就是士人辈出之地，南宋之后更是人文荟萃。
首先，在清代，浙江杭州、绍兴、宁波三地的科举最为兴盛。陈其元《乾隆浙江通志》云：“杭州文风、科举甲子一省，自嘉道而后，浙不如绍，至咸、同之际，复不如宁。”科举兴盛，即“学而优则仕”的人数多，反之则失意之士也多。
其次，绍兴的士人们，读书的价值取向也十分明确：为吏作幕。虽然和经商的没法比，但远比商人儒雅，要知道，当时全社会都在追求一种悠闲高雅的价值观。因此多数绍兴士人“多走京师，图为幕宾，为仓物、库房、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萧山县志稿》）。
再次，自明朝起，由于人口的增长，绍兴变成一个地狭人稠的水乡。清代人口比明代还要多，多数绍兴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或当官或做生意，也有一些人人当了师爷。
第二，政治体制
随着科举的发展完善，通过对参与科考人数、取中名额、考试次数的精心控制，清朝统治者有效地掌控着朝廷上士大夫的数量、规模以及分布，还允许用银子“捐官”，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官僚队伍中士大夫力量过于膨胀。这样一来，很少读书人通过勤奋苦读，参与科举制度进入仕途。不能当官，只能进入私塾当教员或作师爷这样两条路。
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国家的科举考试内容都是代圣人言的八股文，与基层行政办公联系并不密切。即使通过科举得以录取并被授予官职的官员，进到基层工作时，在律令执行、钱粮、征纳赋税等方面，难以适应，那么熟悉这些方面业务的师爷，成为官员的“座上客”也不足为奇了。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云：“士人不得从身出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大部分师爷都是功名不就才转而作师爷的。
首先，当时官员人数少而管的事情多，急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辅助，在这种情况下师爷应运而生。
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基层，加强中央集权，规范了官员聘用师爷制度，《钦定续文献通考》云：“凡内外大小官除授迁移，皆吏部主之。间有抚、按官以地方多事奏请改调升擢者，亦下吏部复议，再奏允行。”清朝延续了该制度。
实际上，自明清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官府所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繁杂。尤其省一级的督抚官事权，除负责行政、司法屯田、监察外，还掌提督军务、兼理河道、屯田、盐政茶马、粮饷等，即便专门的如盐税官，也由于职权交错，不得不“事必躬亲”。而清朝协助主官办事的佐贰官人数更少了，不得不聘请师爷。
其次，师爷受过专业训练且具备较高文化素养。
清朝顺治年间出现了奏折，这是为了巩固皇权统治，统治者授权官员有权将一些秘密报告直接呈现于皇帝，由皇帝亲自拆阅。康熙时期，奏折开始广泛使用，雍正帝更是对奏折进一步改革，加强的应用和管理。奏折的使用范围从少数的告密文书变为广大官员均可使用的正式官文书。
假如官员要上的奏折非机要，皇帝容许师爷代笔，加上皇帝也通过奏折来评价官员的政绩，因此官员对奏折十分重视。在书写奏折，往往要动用一个甚至几个师爷轮番上阵。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之所以成为雍正的“心腹”，据说就是他们分别聘用了邬思道和鲁锦这样的师爷。徐珂《清稗类钞》云：“时世宗亦知邬在田幕，请安折至，有时辄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而一些文化水平低的武官，雍正帝必延请师爷代笔，《雍正御批》云：“览。此奏谢之文系你自作的？幕客代笔的？你识字通文与否？”
而且师爷多数出身社会底层，了解民间疾苦。清代汪瑔在潮州做师爷时，当地遇灾，有司发库银二千两赈济，然而考虑与惯例不符，久久未敢上报。汪瑔以“税契奇多积余，非正赋，可以备非常时期之用”为由上报朝廷，朝廷果然不加问责。此后，各县水旱灾荒均依此例赈库银，以方便赈灾救民。
第三，亲情观念
自明朝起，由于绍兴出身的官吏和师爷就“盘踞”于中央六部以及全国省、府、州、县的大小衙门里，形成一个个网络，使得他们在从业竞争中处于优势。近人曾将“绍兴”二字附会为：“拗七拗八，一枝刀笔，一张利嘴；到处认同乡，东也戳半个月，西也歌半个月，一言以蔽之曰：八百玲珑剔透”暗指各地绍兴师爷利用同乡关系、拉帮结派。《清高宗实录》云：“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揽分肥。州、县幕中，非其与拳，一切详案多苛驳，州、县官势不能支，向上官察请荐举，以图照应，作奸行贿，势不能免。”
加上绍兴人的亲情观念较重，多数利用亲人的关系教授与传授幕学知识。幕学的授受一般都在亲友故旧中进行，而亲友故旧多是本地人。一个绍兴籍幕师往往要教授多人，这些人学成以后，也是亲友推荐出去的。因此，在清代全国各地的衙门中，处处都可见到绍兴师爷的身影。
第四，用幕养学
前文提到，绍兴一带只要能温饱的家庭都拼命供养孩子读书赶考。我们知道，想通过考科举进入仕途，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很多学子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多次供养儿子赴京赶考，只能先找份工作糊口。《汪泰岩家传》云：汪宗鲁，字泰岩，号继元，萧山人。“十三能文，屡冠童子试，终无所遇，以家贫不能竟所学，年二十三游京师，寄迹刑部令史，读律令六年，学成归。……后历应福建州＿县聘，佐刑名……。”
绍兴著名的师爷汪辉祖，自幼父亡，贫困潦倒，《病榻梦痕录》云：“励节食，贫纺织，昼、夜不少休息”，“往往炊烟不继，至单衣御冻。”后来其岳父松江府金山县知县王坦仁，聘请他为师爷。《学治续说》云：“仕而进，经也；不获己而思退，权也。”此后汪辉祖一边作幕一边科考，最终官至七品县令。做着师爷一职，退则无生计之虞，进则仍有科举成功的希望。
总之，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绍兴的士为了生存，选择了入幕。这一选择适应了官僚政治的“置幕佐官”与“增幕制吏”的要求，从而产生清代独特的地缘性行政幕友群体--“绍兴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