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及其之后
现代历史上的“统一”（reunification）概念是指原为一体的民族国家在经历主权、领土与人口分裂之后，重新回归同一政治实体的过程。“二战”结束至今，国际社会见证了越南、德国与也门从分裂到统一的历程。三国都曾因美苏对峙、意识形态的冲突而分裂，却分别采取了武力、吸收与一体化的不同统一模式，且统一成本及统一之后的国家整合天壤之别。
可见，统一不仅只是简单的宣告分裂状态终结，更是一个国家可持续整合的过程。比较越南、德国与也门三国统一的模式与成本，以及统一后的对内方针与对外政策，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国家统一问题。
越南武力统一及其之后
越南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东部，被称为“太平洋中的东南亚走廊”。近代以来，越南先后沦为了法国、日本等国殖民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夕，胡志明以北部六省为基础，建立了红色共产主义政权——越南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DRVN，北越）。新生革命政权尚未得到巩固时，法国势力卷土重来。一九五四年战争各方达成《日内瓦协定》，规定越南和法国军队分别在北纬十七度线附近集结，并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冷战的爆发使得美国逐步介入越南局势。一九五五年十月，美国支持吴庭艳政权建立越南共和国（Republic of Vietnam，RVN，南越）。越南分裂后，南北双方剑拔弩张。一九六一年越南战争爆发，美国在越南的介入从代理人战争升级到直接派兵参战。六十年代末尼克松上台后，深陷越战、国力大衰的美国急于从越南脱身，逐步撤出军队。七十年代中期，北越武力进攻南方，解放越南全境。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越南宣布实现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SRVN），定都河内。
越南武力统一成本高昂。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五年战乱期间，越南死亡将士一百六十万、失踪军员三十万、伤残士兵六十万，还有近二百万平民被杀害、二百万平民伤残、二百万平民遭受化学毒剂毒气的伤害。一九七五年北越武力统一期间，数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几十万人饱受战争苦难。两个月的统一战争造成了高达一百一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作为主战场的南方经济基本陷入停滞。多年的战争使得统一后的国家建设只能从废墟中起步。战后国内通货膨胀率高达145%，外债总额八十五亿美元，财政赤字达六点七四亿美元。
统一后，为了整合经济社会，缩小南北方工业水平差距，越南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对南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尝试将北方的集体化农业与南方的有产化农业体系进行合并。然而这种急于求成的、延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主观的、过分性急的指标”，不但没能按照预期对南方进行改造，反而导致南部经济衰退、引发社会动荡。北方经济也在强制性、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陷入困境。八十年代中期，越南国民经济失调、工农业发展滞后、自然灾害不断，领导人承认越南“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处境”。
越南的武力统一恶化了其与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随着越南在美苏对峙中战略地位的下降，以及苏东阵营内部经济的衰退，苏联与东欧各国也逐渐停止或减少了对越南的无偿援助。越中关系也在越南统一之后陡转直下，中国随之停止了长期以来的对越经济与军事援助。失去外部援助的越南经济陷入迟滞。与此同时，越南统一后在周边地区实施了进攻性的外交战略。一九七八年以建立“印度支那联盟”为名，越南出兵柬埔寨与老挝。一九七九年越南挑起中越边境战争。对外战争使得国防开支节节攀升，一九七九年军事费用占财政开支的47％，原本落后的越南雪上加霜。
为了应对国内外危机，一九八六年越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革新计划”，并考虑通过改善越中关系稳定周边环境。之后二十年间，在较为和平的地区局势下，越南经济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持续保持了年均7%的增长率，在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一度获得了“亚洲小虎”的美誉。然而，过热的经济发展模式，没能使越南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二○○八年越南出现通胀危机，二○一○年底通胀水平创11.75%高值，贸易赤字额高达132.25亿美元，越南盾持续贬值，经济危机有向周边蔓延的事态。统一三十五年之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与模式，如何改革政治体制与制度，成为越南政府当前面临的首要难题。
德国吸收统一及其之后
德国地处欧洲腹地，是连接欧陆东南西北的交通要道。“二战”纳粹德国战败后，美、苏、英、法四国对其实行了分区占领。美苏冷战爆发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在“西占区”的基础上成立。十月七日，苏联扶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东占区”建国。东、西德国由此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沿。一九八九年春，在东欧政局动荡的背景下，东德国内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逐渐高涨。西德政府乘机介入，支持“德国联盟”在东德大选中获得胜利。在西德马克巨大的吸引下，新组阁的东德政府于一九九○年十月三日集体加入西德。德国统一后沿用了西德的国名，定都柏林。
相对武力模式而言，德国吸收统一的成本较低。两德分别是东西欧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早在六十年代，西德经济就已经超过法国、英国，在西欧处于领头羊地位。东德工业生产率虽然只有西德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国民收入名列世界第十位，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名列前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德经济社会联系并没有因政治关系的波动而中止，而是逐步得到了加强。双边贸易额在一九五二年仅有二点七三亿马克，至一九八八年贸易额已增至一百四十四点七一亿马克。统一前夕，两德在经贸交往、边境管理、官方援助、旅游过境往来、交通邮电、卫生体育、非商业性支付、家庭团聚，以及记者工作条件等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经济社会合作减少了国家吸收统一的成本。
统一初期，德国政府鼓励西部向东部“输血”，该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九九○和一九九一年德国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5%和4.9%，达到七十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年间西部向东部提供了一点四万亿德国马克，平均每年输入一千亿马克，占到了西部经济GDP的5%左右，这一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部的衰退。东部地区也遭遇危机，“经济和货币联盟”实施后，东部失去三百万个工作岗位，工业生产下降了近50%。为了筹措国家整合资金，德国对内设立了每年约为一百亿欧元的“统一附加税”，对外则大举筹措资金，外债从一九八九年的九千亿马克增至一九九九年的二点三万亿马克。急促的统一进程导致德国经济滞涨、外债高筑，国民经济面临货币升值400％的困境，全德经济在整个九十年代低迷不前。德国总统克勒在纪念统一十五周年的演讲中坦言：“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比当初柏林墙倒塌时人们想象的更加难以克服。”
德国统一后沿袭了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外交政策。德国是欧共体的创立者与获益者。欧共体的发展帮助西德从“冷战的弃婴”转变为西欧强国。推动区域合作是德国统一进程中消除邻国担忧的最为重要的外交举动。一九九○年在西德重申“欧洲是每一个德国人的未来”的保证下，欧洲国家开始陆续接纳德国的统一进程。统一后，作为外交承诺的重要标志，根舍连续十八年担任西德以及统一后德国的外交部长。德国承担了欧洲一体化合作的巨大经费开支，于一九九三年推动欧盟成立，并积极支持欧盟东扩。“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这一政治口号成为德国政治家对外政策的常用表述。借助和平稳定的地区平台，以及该区域康德主义国际社会文化状态，德国有效地实现了统一后国内的整合。
二○一○年德国统一二十周年之际，调查数据显示尽管50%以上的德国公民认为统一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但有91%的东部人和85%的西部人认为统一是正确的选择。经过多年发展，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日渐缩小。一九九一年东部人均GDP为西部的40%，二○○八年该数据提高为70%。新世纪以来，统一的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几乎没有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而是迎来了发展的“玫瑰色夏季”。二○一○年七月，德国最重要现行指数——伊福商业指数以一百零六点二创造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德国经济不仅在欧元区一枝独秀，在全球范围内也引领风骚。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评价是：“过去二十年的德国统一事业总体来讲还算成功。”
也门一体化及其之后
也门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点的红海海峡东部，是阿拉伯文明的摇篮，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列强觊觎之地。一九一四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英土条约》，把也门分成南北两个部分。一九一八年土耳其“一战”战败之际，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在北部成立。一九六二年“自由军官”集团推翻了北方的封建旧制，宣布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不久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阵营。一九六七年，南部人民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建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一九七○年改国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随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也门分裂后，南北双方曾在两次边境武装冲突中兵戎相向。一九七二年南北也门签订了统一协定。一九八二年一月双方通过了《统一宪法（草案）》，开启了广泛的经济与社会合作进程。九十年代末，在苏联从南也门撤退的背景下，内外交困的南也门主动加快了与北也门政府的政治一体化合作。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南北也门宣布统一，改国名为也门共和国，定都萨那。
与其他模式相比，也门一体化统一的成本较低。南北双方经济一体化合作开启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的五年中，除了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南也门内战导致负增长外，其他时期双方的GDP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至一九八八年，南北也门人均GDP呈均衡状态。随着交通设施的建设、国内市场的扩大、劳动力人口的集中及工业企业的整合，曾经难以应对国外竞争的国内工业开始获得新生。特别是南北双方在马里卜—舍卜沃盆地（Marib-Shabwa basin）油气中的合作开采，提高了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然而统一成本的低廉并不意味着统一后国家整合的顺利。
也门在统一之后的发展中举步维艰。统一前长期实行自由经济的北方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南方，统一后总统萨利赫一派仍把主要的经济活动集中于北方，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缩减各个省区之间政府部门的工资待遇差别，国家承受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一九九四年财政赤字高达六点七四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7%。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填补赤字，导致通货膨胀率增至145%。九十年代初期，除了石油开采之外，也门其他行业都在衰退。统一后南北各方保留了独立军队体系，北方人数为四万，是南方军队的两倍。南北双方领导集团的猜疑、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得国家在统一的四年后摇摇欲坠。
也门统一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也不容乐观。九十年代初，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爆发内战，大量的非洲难民涌入也门，给刚统一的也门社会整合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九九○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素有“小萨达姆”之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公开支持伊拉克。时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的也门在安理会对伊作战提案中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此举不仅激怒了西方国家，也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美国警告“也门将为此否决票付出昂贵的代价”，并迅速撤走了在也门全部七千万美元的资金援助。沙特阿拉伯也随即驱逐了境内百万也门劳工，支持也门南部的反政府武装势力。随着大量在中东务工的也门侨民被驱逐回国，以侨汇为重要经济支柱的也门每年损失十多亿美元的收入，外债总额攀升至八十五亿美元，国家深陷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也门南北内战全面爆发。五月二十一日，南方领导人比德宣布南方脱离统一的也门共和国，建立“也门民主共和国”。中东外部势力纷纷介入，沙特为南方提供了一亿美元和一百辆主战坦克。北部获得了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帮助，大部分曾在伊拉克受训的也门北方军队回国参战。两个月后，军事实力较强的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颁布了《告全国人民书》，宣布也门重新统一。再次统一后的也门面临的是更为贫窘的国内经济与更为孤立的外交环境。目前，经济落后、政治不稳、社会动荡的也门，被世界银行列为全球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也门成为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与索马里海盗的聚集地，正在沦为“失败国家”。
以上所见，国家统一模式可以分为武力与和平两大类，在和平模式中，又可以分为以一方为主导的吸收模式，以及以双方为主导的一体化模式。就统一成本而言，武力模式的代价最大，吸收模式次之，一体化模式相对较少。
然而，国家统一不仅只是宣示主权、领土、人口的统一，不仅只是模式与成本的选择，更在于其进程中实施怎样的对内对外政策以促进国家可持续的一体化整合。统一本身并非是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其背后还应承载着更为广泛与深远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国富民强的经济体系、宽容妥协的协商技巧，以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低成本、高成效国家统一的条件与保障。这些价值概念应该一以贯之于整个国家统一进程之后。
作者：夏路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