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蔡元培
一
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教育家。作为教育家，冯友兰最敬仰的人是蔡元培。冯友兰与蔡元培的直接接触，只有有限的几次，但是，蔡元培对他的影响，却不限于直接接触。仅就直接接触而言，蔡元培身上“春风化雨”的人格气象，则是冯友兰敬仰蔡元培的根本原因。
冯友兰在北大上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遇到蔡元培校长，从蔡校长身边走过，并未说话，但是已经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气象，“觉得他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213页。下引此书简称《全集》，并只注卷数和页码）。这个印象，在后来的接触中更加强烈了。
有一次，弟弟去美国留学，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全集》第十四卷，214页）。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知道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用他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全集》第十四卷，215页）但是能不能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精神境界，就看有没有“足够的自觉”。有“自觉”和没有“自觉”是大不相同的。没有自觉的人，也有敬仰之心，但是未必知其所以然；有自觉的人，不但有敬仰之心，而且能知其所以然。冯友兰有这样的自觉，所以他能这样说。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二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就后者说，蔡元培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了学生独立的人格。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点可说是蔡元培独有的。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全集》第十四卷，218页）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友兰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而“春风化雨”的作用，却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但是，蔡元培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少有人说到。冯友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冯友兰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全集》第十四卷，218页）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但是装不像，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因此，蔡先生不仅是一位能办学的大教育家，而且是“一代宗师”。
冯友兰对蔡元培能有这样高的评价，与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关。但是，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则出于他本人对教育的体认。冯友兰一生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实际上兼哲学家与教育家为一身，主张将“为学”与“为人”统一起来(这里所说的“为人”，是做人的意思，不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那个“为人”)。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点。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学校体制不能不发生转变，蔡元培是实行这种转变的第一人，也是转变得最成功的第一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将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全部转变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严肃的问题。蔡元培和冯友兰都接受过西方教育，但是，又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教育的造诣。这所谓“造诣”，不是将传统文化作为对象去学习、去传授，而是身体力行，领会其精神实质，内化为个人的人格气象、精神境界，体现在教育实践中，发生实际作用。这就是“中西融会”或“中西合璧”。在有些人看来，近代教育就是西方教育，应当“全盘西化”，批判传统。但是，从冯友兰对蔡元培的真诚的敬仰和真切的评价可以看出，将中西教育的长处结合起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成功的。这种结合，在蔡元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而能够自觉认识并明确说明这一点的，是冯友兰。
中国儒家有“为己”之学。这个“为己”，就是做人，“为己”之学就是如何做人的学问，这也是儒家教育的根本目的。“为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的境界，供自己“受用”。但它必然发生客观效用，起到无形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不言之教”，也就是“春风化雨”。过去有句话叫“为人师表”，现在这句话被从事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的人忘记了，但这是教育的根本所在。这种效用与教给学生一门知识和技能所发生的效用是不同的。比起后者，人格气象的效用可说是“无用”，因为它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用处。但是，无用之用却是“大用”，这就是使人成为人。任何知识技术都是由人掌握的，任何知识技术的效用都是由人的运用操作产生的。使人成为人，实在太重要了。前一个“人”字，是指现实的人；后一个“人”字，是指理想的人。但这不是空想，这既是“是其所是”，也是“是其所当是”。蔡元培说过：“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为其所当为者，是谓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也有理想，有方法。修身一科，即所以示其方法者也。”（《中学修养教科书》，《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171页）可见，蔡元培很重视使人成为“为其所当为”的有道德有理想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不是说教所能做到的。蔡元培以自己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这种作用确实是一点也不能勉强的。一个人要真正有所成就（无论哪一方面哪一行业）有所作为，就不能没有理想。这应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的主要贡献。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全集》第十四卷，218页）为什么要在“大”字上加一个“最”字呢？就因为蔡先生除了成功地办大学之外，还有“蔼然仁者”的人格气象，能够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在蔡元培身上，教育与人格气象、精神境界是统一的。
作为冯友兰的学生，我与他接触很多。当初我考取研究生时，曾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希望能马上写文章、出成果。冯先生便以循循善诱的方式，为我讲了为何读书和如何读书的道理。他说，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不可能全读，但又不能不读。初读古书，“如读天书”，不知从何下手，怎么办呢？要从语言文字入手，首先扫清古汉语这个“拦路虎”。但是，真正会读书，就不能只知其字面意义，而要领会古人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意出言表”。这就需要“优游涵泳”。这实际上就是说，要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体会文字以外的意义，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不只是当做一门知识去掌握。这个指导，使我受用无穷。
我与冯先生之间的谈话也不仅仅限于学术，而是范围很广，从生活、社会到人生，无所不谈。如果说，研究生期间，多谈学业上的问题；那么，到了冯先生晚年，讨论更多的则是社会人生问题。除了对我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关心，我最大的感受是，冯友兰有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他对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和“人情世故”都很关心，随时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慈祥之心。“诚于中，形于外”，这是冯友兰对蔡元培的评价，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我感到，冯友兰有两大关怀，一是中国的现代化，一是中国文化，特别是有关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问题。蔡元培将现代教育与人格气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冯友兰则将现代化（包括教育）与人的精神境界统一起来。他似乎“超然物外”，但又很关心现实，仁者气象，溢于言表。
二
冯友兰最欣赏蔡元培的“三不主义”（冯友兰对“三不主义”的记忆，前后有些出入，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记作“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全集》第十四卷，179页；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为“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全集》第一卷，270页）。“三不主义”是蔡元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来以约束自己的，但很有针对性，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蔡元培的办学原则。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和相关文章中有全面论述，这里只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不做官”的问题。
蔡元培出身于清朝的翰林，留学回国后担任过教育总长，按当时的传统观念，政治地位很高。但是，蔡元培回国，是要办事，不是做官；到北大，是要办学，不是做官。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依然沿袭了读书做官的旧传统。学生读书是为了“混个资格”（冯友兰语），将来做官，办学的人就是学界的官僚。蔡元培之所以首倡“不做官”，就是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办学思想和风气。蔡元培说：“从前风俗以科名为荣耀，自幼即揣摩科举。所以然者，为欲借考试而得做官也，为做官可得较优之财产，较优之名誉也。……今试问，吾国此风已改乎？实未之改也。”（《在浦东中学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二卷，298页）这种风气，在刚刚建立的北大，同样存在。蔡元培立志改变这种风气，因此才提出“不做官”的原则。他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与此有关的。他的改革，为北大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冯友兰就是在这种新鲜空气中学习成长的，所以他有很深的感受。
冯友兰也是从旧的教育体制中走过来的。幼年时，读的是四书五经，为的是写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得一个“功名”。民国以后，这种风气并没有完全改变，但他厌倦了八股文和科举考试，喜欢上了新学（逻辑），认识到读书是为了求真理，不是为了做官。报考北大时，他选择了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科。当时的北大，法科最吃香，因为将来可以做官，他已经被法科录取，但又主动转到文科。蔡元培到北大后，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新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冯友兰说：“蔡先生在为文科换了新学长之后，又陆续在全国聘请了学术上有贡献的知名学者到北大开课，担任教师，学生们觉得学校的学术空气日新月异，也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谁在学术上有贡献，谁就受到尊敬。混资格准备做官的思想逐渐没有了，新的学风逐渐树立起来了。”（《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全集》第十四卷，216页）冯友兰的学术，就是在这样的学风中打下了基础。
“不做官”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学术自主、学术独立。蔡元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学术独立也就是教育独立。冯友兰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论大学教育》，《全集》第十四卷，160—161页）。大学是独立自主而“自行继承的团体”。这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发展。
与蔡元培一样，冯友兰有明确的强国意识，认为教育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途径。要达到强国的目的，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件，是我们必须做到在世界各国中，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大学与学术独立》，《全集》第五卷，456—457页）。他把教育看成是强国的基本国策，不仅是爱国，其中包含远见卓识。凡是真正关心国家命运而又懂得教育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话的意义，也会有这样的认识。
早在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二卷，130页）“隶属政治”和“超轶政治”，确实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教育制度，“超轶政治”实际上就是教育独立，只有“超轶”，才能独立。蔡元培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
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学校领导时，也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将这一原则说得更为具体。“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不干涉的态度。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细密。对于每一门学问，只有研究那一门的专家有发言权。大大学之内，每一部分的专家，怎样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不必使别人了解，也没有法子使别人了解。在他们的同行当中，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坏，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批评。所以国家社会，要与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与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大学与学术独立》，《全集》第五卷，459页）“不干涉”不是不关心，而是真正的关心，即尊重学术的自由发展，并为他们创造条件。这些话是六十六年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它说明一个真理：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形成学术独立自主的体制，缺乏学术创新的机制。
与此有关的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是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改革的重要原则及之后出现的新气象，对于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冯友兰回忆说，蔡先生实行改革之后，学术空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家逐渐认识到，“大学是研究和传授学术的地方，在大学中唯一的价值标准是学术”。“当时有一句口号：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口号在新中国后受到了批判。其实这一口号所反对的是为做官而学术，这在当时是切中时弊的。”(《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全集》第十四卷，216页)冯友兰在晚年重提“为学术而学术”，也是有针对性的。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批判，实际上导致了目前教育中的官本位、行政化。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冯友兰继蔡元培之后，从理论上对“为学术而学术”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一口号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有关于个人研究学问的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学术的看法的思想。更另一方面是有关于对于研究学术的方法的看法的思想。”（《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全集》第十四卷，189页）并对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一做了说明。
将三个方面集中起来说，前面所说的学术独立，就是第二方面的意思，即认为“这种‘学术独立’的看法，以为学术不是任何东西的附属品，它的价值在其自身，不在于能为某一方面服务”（同上）。这就是“学术至上”和学术尊严。只有尊重学术，承认学术自身的价值，才能有学术的独立发展。关于第一方面的思想，冯友兰说：“学术是为什么呢？照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就在于发现真理，而真理的价值就在于其本身。”（《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全集》第十四卷，179页）真理是最高价值，追求真理是神圣的事业，学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因此，大学是神圣的领地。蔡元培开创了这一领地，冯友兰则捍卫这一领地。如果丧失了这一领地，一切都无从说起。冯友兰还提倡“无所为而为”的学风，批判了“有所为而为”的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是阻碍教育发展的”。他说：“学术是有用的，但是研究学术的时候，不可以有致用之心。为致用而学术，容易犯一种短视急躁病。结果学术研究不好，因此也无从致用。‘为学术而学术’，不以致用为意，反而可以得到学术的大用。”（《再论“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风”》，《全集》第十四卷，190页）这是研究学术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第三方面的意思。教育中的急功近利，绝不可能出大师，冯友兰的分析说明了这个道理。
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友兰认为，大学不只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新学术。不仅要研究学术，而且要将研究的成果传授给学生。一个人在研究中有成就，就可以开课，讲授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在大学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课程，这就叫“学术自由”。一个人喜欢研究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研究出成果了，就可以自由开课，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这与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蔡元培对大学有一个精辟的论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令》，《蔡元培全集》第二卷，283页）要教授高深学术，就要有高深的研究，因此，他将全国最有成就的学者集中于北大，请他们开课，担任教授。对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详细的记述。
这又涉及学术评价的问题。怎样才能知道一个人的学术成果的水平和价值呢？怎样评价学术成果呢？如果说，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条件能够出成果，那么，建立公正的评价体制和评价标准，就是评价学术成果的根本依据。这就要求评价者，首先要站在学术的立场，出以公心，排除一切非学术的因素，包括主观成见、偏见、私人关系、个人情感和其他方面的干扰（如政治态度等）。其次，还要真懂学术，而不是假懂学术，更不能以官位、权力代替学术。蔡元培有这个资格，这是他所以成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他在北大建立了学术评价的体制，其中，“教授治校”就是“蔡元培到北大后所推行的措施之一”（《三松堂自序》，《全集》第一卷，274页）。“教授治校”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学术评价。按冯友兰的说法，学术成果的好坏只能由同行来评价。
作者：蒙培元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