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史学四大家中不跟潮流的吕思勉先生?

新旧之间的吕思勉先生

学术研究也有潮流,但吕思勉先生是不跟的。潮流过来,很自然地分了新旧,适应潮流的就是新派,不适应潮流的就是旧派。当时的潮流是西边过来的,比如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那当然就是要寻找新材料。 

陈寅恪为王国维学术做出三项总结: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九三四年)。概括而言,要点即是“使用新材料”。之前就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一九三○年) 

每个时代都有新旧之分,都有新旧之争,但都没有吕先生那个时代来得猛烈。有的人觉得老说“新”、“旧”有点无谓,其实不然,民国学术的流变,最主要一个东西就是探讨新旧之间的变奏与平衡。 

章太炎、黄侃师弟是旧派,章氏门人在北大和胡适新派争得很厉害,后来落败,败走南京,在石头城下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诸人出游,樱花正开,席地坐,把酒论音韵训诂并诗词唱和,称“花天酒地”)。新派以材料取了胜,大大标举王国维,《胡适的日记》里面有一条说:“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自称是“半新半旧”的学者,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是混淆了新旧之分。后来由新转旧的陈寅恪针对“条理与系统”经行反思,认为越有条理、成系统,离事实越远。这话和前面《敦煌劫馀录》里的那句说得一样决绝,但愿后人像对待前面那句一样,不要死于句下。这是后话。 

吕思勉和章太炎有多深的交往,受多大的影响,不清楚,期待李永圻、张耕华二位编纂的《吕思勉年谱长编》(将出版)给以揭示。吕思勉在新材料旧材料上,站在章氏一边,这没疑问。他一九二五年所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云:“最近二十年间,又有所谓骨甲文者,欲据以考见斯籀以前之文字者亦多矣。然其事不可深信,近人馀杭章氏已极论之,其言深有理数。”赞同太炎。七年之后,又作《说文解字文考·序二》,七年之间意见未变,云:“章氏谓必发之何地,得之何时,起自何役,获自谁手,事状皆详;又为众所周见,乃为可信,诚不诬也。”提“无文之骨”“盖一变而为有文矣”的疑问。后来有没有改变,不知道,赵翼论诗有一句很好,他说“自身亦有早中晚”,观点会变。黄侃对甲骨文的态度后来发生转变,《黄侃日记》里很清楚;吕思勉有没有转变,没有看到。 

又过了很多年,严耕望先生在《通贯的断代史家》一文中称许吕思勉“贯通”的特点,并将陈垣、陈寅恪、钱穆与吕思勉四位合称为“史学前辈四大家”。这固然是他个人化的说法,但也是他站在历史后面严肃思考后的选择。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反省,其实是试图来回答学术流变中的新旧变奏与平衡的问题。 

其他风气还会来,看看前人走过的路,或许会带来启示。 

经友人张求会先生提示,我读了新刊《夏鼐日记》“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里面提到院士提名名单考语。陈垣先生考语原为:“专治中国宗教史,搜集材料最勤,考订最谨严,论断亦最精确,其馀力所治校勘学、年历学、迻译学皆为有用工具。”陈寅恪先生考语原为:“天才最高,功力亦最勤谨,往往能用人人习知之材料,解答前人未能想到之问题,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傅斯年先生考语原为:“治中国上古史,能利用新材料与新眼光,考订旧史料,于古代制度、地理及文籍体制,有独到之见解或新鲜之说明。”顾颉刚先生考语原为:“以怀疑精神研究古史,对于古代传统有廓清之功,倡导古地理学之研究,亦甚有贡献。” 

从这些例子看,都是窄而深的研究。吕思勉不同,他是写史。 

吕先生的名字不在名单之中,假如在的话,这个考语该如何下呢?这个问题是悬空一问,就怕没有答案。 

幸好,严耕望先生后来给吕先生下了考语。这个考语大家耳熟能详,这就是“通贯的断代史家”。简单分析,这里的定位为“断代史家”,但与陈寅恪考语“研究六朝隋唐史最精”不同,因为他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断代史,到底精研哪一史呢?我们看到“广博”成了一个个害,因为和风气不合拍。 

前冠“通贯”二字,指具有通史的眼光。但以现代分科的眼光来看,这个“通史”最让人看不起。王家范先生讲:“现在谁要是说自己是研究通史的,谁都看不起你,说通史有什么好研究的,越偏越骄傲。”王先生是吕思勉的知音。民国新派受西方学术影响,分科渐细,注重窄而深的学术研究,在巴掌大的领域打井,自矜井深。一条皮尺量下去,也许挺深,但一方面是深,一方面也浅,这风气一直影响到今天,一些专家也就是浅人。 

潮流如此,吕先生如彼。新风所及,带来新的气象,在很多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但也有负面的作用,出现一味寻找新材料而不读二十四史的现象和局面,延续至今。但风气逐渐会变,历史的公正有时就表现在“风气会变”上,现在开始呼唤通人。于是当日吕思勉拔戟自成一队,颇感孤立,幸好坚持,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又与吕氏著述相逢。 

除了四部断代史,吕先生还有《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上下、《中国民族史两种》、《中国近代史八种》、《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下、《中国社会史》、《文字学四种》、《史学与史籍七种》、《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上下、《文学与文选四种》、《读史札记》上中下、《吕思勉论学丛稿》上下、《吕思勉诗文丛稿》上下,共十八种,二十六册,近一千二百万字。  

“四家”之中上海古籍和三联书店先后出了陈寅恪文集,三联买断了钱穆作品,去年陈垣也出了全集,今天《吕思勉文集》的出版代表“四家”基本出全了。吕先生这套书从二○○五年到今天,做了六年多,付出最多心血的就是李永圻、张耕华二位。但我想一千二百万字还是保守的估计,耕华先生跟我讲关于边疆地理方面的东西(例如,外蒙)还有没收进去的。俞晓群先生最近出了本新书叫《前辈》,里边谈到胡适,说:“前人早有定论,说胡适几乎涉猎了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可谓通才。”但我看吕思勉先生涉及的领域只多不少,比如医学典籍,胡适就没有吧,吕先生有《医籍知津》;胡适之先生没有文字学吧,吕先生有《文字学四种》。不仅胡适,就是钱穆恐怕也没有他多。三联出的钱穆的集子也有两只胳膊伸开来这么多,但是那个本子字大行稀,而上海古籍的这个本子密密麻麻;一代天才梁启超的学术作品更加没有这么多了。吕氏门人回忆老师有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就是“老先生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写东西”。 

复旦大学出版社我的一个朋友有句名言,我想在这里借用他这句话,他说编辑有二幸:一幸某稿为我责编,二幸某稿非我责编。这话在补贴书满天飞的今天,自然会引发书界同行的共鸣。二○○八年的时候,我有幸作为吕先生著作的责编之一编辑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三生有幸且受益匪浅。有时候想想,也很遗憾,遗憾什么呢,我只做了一本,要是从头到尾做下来,或者只做一半,一定收获特别多,当然这是奢望。事实上,我只做一种就够累的了,六十几万字也不算特别多,而且九种当中有一些已经有了排印本,只要简体转为繁体,体例跟着改变就可以了。原想几天结束,结果做了一个月。就是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我们知识跟不上。 

他不仅反对甲骨文(请允许我暂且这么说),也不特别强调新材料的使用,只要略微深入地读其作品,这点感受就很强烈,但是他读书特别细,似乎欲用读书之精补材料之旧。 

吕先生平生通读《二十四史》三遍,读书精密,一字不轻易放过。这方面可以举很多例子,我作为编辑,印象最深的一例是《吕氏春秋》里的一个例子。《吕氏春秋》里面有个《去尤篇》,四库本、毕沅《吕氏春秋校正》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皆作“去尤”,而吕先生《经子解题》独作“去尩”(音汪)。初时以为吕先生偶误,从四库本改作“尤”,然终感二字字形差异较大,不像手民之误。后来花了好几天去查,还向同事求教,终查得“尤”的本字为“尢”,“尩”的本字为“”(参《康熙字典》寅集上,二二页),二字至为相近。 

那么到底是“去尤”还是“去尩”呢?这个“去尤篇”里收了我们很熟悉的一则故事,就是智子疑邻,一个人丢了斧子,疑心邻居的孩子偷了去,越看越像;后来自己找到了,再看邻居的斧子怎么看都不像了。这篇中其他几则也都是讲偏见先入为主的。尩的本意为“曲胫也”,就是腿骨弯曲不直,于是引申出偏曲之意。这篇东西强调“平查”“去偏”,与“尩”义近。而“尤”的含义里勉强说得通的只有“责怪”一义,但联系文意,其实扞格难通。陈奇猷为当代子学巨擘,其人亦意识到“与此处所用之意未合”,然不识字源,释“尤”为“疣”,越释越远。而吕思勉于此“单词只义”处颇能悟入,一字之择,至为精当,令人拍案叫绝,一纠通行本之讹。 

近来亦有人攻陈奇猷,话很难听,因为陈先生已故去,不能于泉下做辩,其事我们亦不能详知。陈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怀有很大的敬意,但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有点疑问,这个“尩”字怎么没校出来呢?当然,当时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总之,吕先生读书之精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且吕先生的见解也值得大家注意。我审稿的习惯是遇到疑问和碰到好句子就随手抄下来,编辑看稿和读者读书可能稍有不同,我们要一字一字读,容易割裂,但也容易把好句子“拎出来”。《九种》审完,我写过一篇书评叫《吕思勉的“执微”》,把笔记本上几个句子抄了进去,其中一句是:“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这句话颇可启蒙。另一句说:“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出这话,后来邓小平时代提出这口号,现在看看怎样?真令人不知今夕何夕。后一句被网友称为“吕思勉的马前跑”。因为这些话,这篇文章在网上哄传,“哄传”一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词,但这里我愿意理解为大家为早已逝去的一位严肃的思考者鼓掌。 

什么是“读史早知今日事”?吟出这句诗的义宁陈先生也应该为他的这位同行鼓掌。 

我们就是这样,依据片段又重新认识和走近吕思勉先生,逐渐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中去。 

前面讲到方面之博、数量之大、读书之精,“博大精深”四个字占了三个,但就是最后一个“深”字,吕思勉受到质疑。“四家”之中“二陈”不消说,路数趋旧的钱穆也有《先秦诸子纪年》和《朱子新学案》,所谓能“占领学术制高点”。吕氏著述除了写史就是讲义,几部专著如《经子解题》、《理学纲要》,似皆不够“专门”。但我认为,以《经子解题》为例,虽名为解题,开门径、度金针,似不以精深为指归,其实不然,这书相当深。专题研究有“表面深其实没什么妙处”之失。吕先生的好处与精妙散落在著述中,这算是旧派之“失”。能不能不丢其妙,又补其失,值得思考。我读钱穆先生《钱竹汀学述》和《读段懋堂〈经韵楼集〉》,他声称调和汉宋,排斥门户,但实际上是信奉理学,排斥汉学。热爱传统文化太过,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集权专制。与之相比,吕思勉门庭广阔。 

严耕望的“四大家”再分,二陈是一派,钱吕是一派,新旧正相平衡。似是细审新旧之间学术流变之后的一种较为理性的思考和选择。 

最后我想问一句,陈寅恪先生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新材料研求问题方为预流,否则为未入流。”那我们现在的新材料和新问题是什么呢?要是新材料不够能不能研求新问题呢? 

现在清华简和北大简都是新材料,周边国家的汉语文字遗存也是新材料,于是简帛成为显学,“从周边看中国”无疑是“新问题”。但如果以罗王二陈那时候敦煌材料、殷墟甲骨、西陲文献(流沙坠简)、内阁旧档来衡量,这些材料规模远远达不到;何况这中间还有一些顶着“新”字的无谓工程。 

读陈先生那句话,不能死于句下。寅恪先生自己晚年碰到的新问题,是心灵深处的问题,他写《柳如是别传》就是用旧材料来解决的。 

新旧既难一划而分,旧中有新,新又返旧,更趋复杂。我们讨论新旧之间的吕思勉先生,不过是借以唤醒那些已经过去但又值得琢磨寻味的东西罢了。 

参加吕思勉学术研讨会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李永圻先生,李先生八十四岁,致辞时说:“今天真的很高兴,老先生……”话说了半句就哽咽说不下去,张耕华赶紧过去扶住,致辞作罢。“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我们读吕先生,不太能想见其为人,但这次我从学生身上看见了老师的影子。
(《吕思勉文集》,十六种、二十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作者:张旭东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