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政治生活的政治
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圣·茹斯特，曾这样说：“十八世纪应当被送入万神殿。”但是，历史总是具有“后见之明”。紧随其后的十九世纪，似乎更有理由被送入万神殿之中，供后人反思、崇敬。托克维尔认为，一八四八年革命，实际上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逻辑延续。因而，相比革命的最初开端，一八四八年革命所能提供给后世的历史启示，也必然意味着更多。
一
一八四八年，法国。之前的三十年间，这个国家经历了产业革命的洗礼。大革命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人民解除了残余的中世纪封建义务，劳动力与资本同时获得了解放；而产业革命则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迁。在巴黎等大城市，工业的集中铸造了集中的工人群体；同时，社会财富在产业革命促进下的急剧涌流，也使得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富有的资产阶级与贫穷的工人，同时生活在城市，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共同环境之中。这是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旧的等级取消了，但是看不见的手，却不断锻造着新的社会结构分层。在托克维尔看来，财富的喷涌与积聚，令贫民产生了贪婪与妒忌的心理。而源自十八世纪的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则为贫民的妒忌提供了一套令其自信与自负的普适话语——私有产权成为当前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所在。资产阶级的财富往往被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描述为源自对穷人的偷窃。工人的不满已经开始暗流涌动，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托克维尔意识到，过去的革命，不过是推翻一个政府，建立另一个政府；但今天他所面对的，却是试图对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原则进行否定。贫民试图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彻底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贫困处境与低下的社会地位。
托克维尔看到了他所面对的这次革命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但同时也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政权都面对着来自社会的改革呼声。在国际关系中，法国之前长期所展现的软弱姿态、选举制度、立法制度的不合理，使议会中的某些政治派别不断提出对政府加以改革的主张，改变当时实际上长期存在的，虽有议会，但政权一直由议会中听命于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少数派把持的局面。或许源自政府对正当集会权利的限制，反对派以举办宴会的形式，把自己的改革主张向社会宣传。因而，名义上每一次表面上单纯的社交聚餐，变成了只是以聚餐为名的政治集会。对此，托克维尔曾经警告过这场宴会运动的组织者：“十八年来，你们首次向人民呼吁，向中产阶级以外寻找支持者??如果你们去鼓动人民，则你们比我还不能预见这样的鼓动会把你们带到何处。”的确，当贫民被鼓动，当改革政府的主张与普通贫民的社会革命思潮交错在一起时，局面与事态就不是某个政治派别在鼓动时所预想的可以控制的了。
因此，完全可以说存在着某些导致革命发生的，处于长时段历史时期中的大格局、大背景、大环境。但是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使统治者丧失政权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不配执掌权力了。他们因自身的懒惰、自私和错误而失去了统治的资格和能力。国民已经看穿了统治集团的把戏，看透了国家的腐败，对于中产阶级统治集团充满了轻视，只是在表面上屈从而已。而国王菲利浦却以为，自己只要不像查理十世那样滥用权力，遵守一八一四年宪章，按照既定的法律，通过国家机器正规而平稳的运作，就可以使自己避免一切可能的危险，就可以王位永固。托克维尔却指出国王菲利浦忘记了国家机构赖以存在的社会本身。
二
托克维尔比同时代的人更加敏锐地嗅到了革命风暴到来前的气息。法国当时的状况几乎使这样一场变革不可避免，虽然它的迹象还很微弱，但托克维尔对于即将到来的，似乎是要扫除法国积弊的革命前途，却表示了非常悲观的看法。与其说他欢迎这样一场消除弊政的革命，倒不如说他更希望当时的君主立宪政府能够认识到革命危险的存在，并通过自身的改革，避免革命的发生。这种态度的产生，除了源自托克维尔本身对作为诱发这次革命要素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对，更主要的是源自他对于六十年的革命史对法国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的思考。六十年来，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而每一次革命似乎都在宣称自己也同时完成了革命，终结了革命。但每一次都证明了这一判断的错误性。于是，国家就像一艘漂泊在一片漫无边际的海洋中的船，在革命的惊涛海浪里不知何时才能走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或许法国要注定永远漂泊下去。很多人都染上了一种“革命癖”，似乎只要人民端起了枪炮，构筑起街垒，高唱马赛曲，首都市民的民兵组织“国民自卫军”消极待命，甚至在很多时候成员主要来自贫民区的国民自卫军部队积极参与，正规军冷眼旁观，在巴黎完成一场革命轻而易举。而在法国，只要在首都巴黎实现了城市革命，就可以进而借助集中于首都的中央集权系统，重铸全国的政权。似乎只要夺得了政权，在革命者看来，很多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但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六十年来的革命史恰好说明了革命不能包治百病。相反，它却成为国家动荡不安的新的根源。当人民发现问题无法解决时，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做出支持甚至参与一场革命的决定。这甚至竟然成为有些人的第一反应。可实际上，旧的病根依然未除。这正是托克维尔希望改变，但也希望避免革命的原因。一旦革命风暴到来，又有谁会知道这场风暴过后，会有哪些人最终会被卷走。正像有人评论一七九三年时一样，“大革命的绞肉机最终吞噬了革命的儿女”。越是向革命的方向前进，就越远离目标。群众拿起枪炮的结果，只会使他们忘记如何享受自由的习惯。
三
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是体制内的改革势力与体制外的、存在于社会中的激进势力联合行动的结果。托克维尔说前者妄想自己能够实现领导，让被自己所鼓动的人民按照自己的路线前进。可是一旦局面开始走向激化，那么在以往的革命中只是做议会里主张改革一派的资产阶级之尾巴的大众，就会自己组织起来，推动革命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不错，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工人团体的领导者布朗基，最先喊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而马克思之后才把它借用了过来。但巴黎的工人毕竟只是国民中的少数，废除财产权的口号，令法国大多数作为有产者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忧虑。结果，在革命后的首次全国性普选中，国民议会里选出的资产阶级、贵族、天主教出身的代表，居然比革命前七月王朝的议会还要多。一直宣称自己信奉“人民主权”，认为没有普选制就是对人民主权篡夺的巴黎工人，不得不在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主义逻辑前面对自己的失败。
对此，敏锐的托克维尔意识到，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民主、共和、制宪，只是他们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本身。于是，当人民的多数选择了有产者作为他们的代表时，之后发生的巴黎工人武装围攻国民议会会场，以“人民必将高于其代表”的理由强迫国民议会通过他们提出的法令，并在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宣布代表们为祖国的叛徒，并以“被自己的代理人欺骗了的民众的名义，解散国民议会”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但也许只有在那个年代，人民的“革命癖”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交织混合，才会造成法国那种激变的发生。今天，我们似乎很难发现多数人之中存在着某种根本否定社会赖以为基的原则的思潮，并把国家、社会的弊端归结到这些原则之上；即使有这种思潮，也只是在非常小众的圈子里流行着；并且似乎多数人也缺乏那种以往曾经燃烧着我们先辈心灵的激情之火。所以，当代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一八四八年时，政府体制与社会的私有权原则同时承担了造成社会弊端的责任，而今，许多人却往往倾向于把各种问题的根源与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管理行为联系起来。一旦出现了什么弊端、丑闻，并被置于广泛的舆论之中时，政府似乎总摆脱不了最终责任者或者共同责任者的角色；舆论也似乎总是不够善意地倾向于把世人的关注点从事件本身发散到政府身上。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责任的泛化，或许也同时说明了大众对于政府更多积极作为，承担起更多私人无法承担的必要职责的希望。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开明、诚恳的处事方式，才是应对社会舆论的明智之举。虽然还很难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已经非常健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构之内已经展现着人民的原生性力量、生机勃勃的、鲜活的政治生活。可毕竟，政府对于舆论的明智态度，为政治生活、为民意诉求在公共舆论的理性场域中保留了一定的存在空间，减小了国家政治过程向体制外溢出，借助其他形式生成、开展的风险。从而令公共对话的精神显然在多数时候超越了有时难免有所表现的对抗情绪，并近乎成为世人对待当前社会、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主流态度。
但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了政治走上街头的可能性未能完全消除。二○一一年初，中央提出了加强并改进社会管理的要求，《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显示了执政党对于这一工作的重视，说明政府工作的侧重方向有所调整，也间接显示了有关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或许这有助于更有效避免某些社会风险，但托克维尔的告诫却依然足够“犀利”：完善国家机器，并严格按照既定的法律运作它，尊重法制，尊重一八一四年宪章所确立的权利，“就可以偏离宪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条文，把革命的热情慢慢地溺死于物质享乐的爱好中”。这只是国王菲利浦“一厢情愿”的误判。以至于当革命真正发生时，他犹如突然惊醒，一下子手足无措，落荒而逃，使“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对局势的变化之快之易感到非常讶异”。所以，仅仅具备完善的法律体系，还不足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应当只是更加艰巨的改革任务的起点，而不是终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应当作为未来工作的突出重点而得到加强。依照宪法而确立的政治体制，必须加强其吸纳政治生活的能力。尤其是在社会基层的治理问题上，基层政权吸纳基层政治生活的能力尤其需要提高。而提高的关键，在目前的条件约束下，面对大众日趋活跃的思维、日益自觉的精神、日渐增长的公民权利意识以及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就需要处理好如何实现执政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宪法体制与代表着人民原生性力量的政治生活结合与协调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政治体制如何接纳、回应生成自社会的政治挑战的问题。
一八四八年，法国，这里发生了一场仿佛从天而降、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措手不及的革命。而作为亲历者的托克维尔，却早已预感到了革命的到来。今天，或许没有哪个人能够成为先知、预言家，如托克维尔对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那样，为中国的未来掐指算命，做出准确的预言。但是，托克维尔针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思考却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前景给出了建设性的提示。无论如何，相比于一八四八年的法兰西，历史赠送给中华民族的，显然还有更多的机会，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托克维尔回忆录》，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作者：步超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