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十月”,俄罗斯是如何寻找新的身份认同?

告别“十月”

  一 

曾几何时,一部苏联电影比任何一部国产片更深入人心。至少两代中国人观赏《列宁在十月》的经验,改变了他们一个时代的记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峥嵘岁月,中苏交恶,但大人、孩子口头语还提起这部苏联电影的台词:“面包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小人暴动真可怕”……孩子们玩“打仗”时,最爱模仿的电影场面是叛徒出卖列宁,卫士瓦西里护送领袖最后一分钟脱险。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这场戏,部队大院啸聚一彪“野孩子”,歇斯底里地喊:“地址!地址!”主人公马小军躺在沙堆上假装叛徒,断气前吭哧地说出列宁的住址。一部电影充斥了孩子们的整个想象空间,不知因为它意趣盎然呢,还是循环放映的次数太多,让本已匮乏的文化生活更显偏执、重复、沉滞。 

我问过六十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记不清电影情节了,三十多年没看了,但有些台词仍朗朗上口。一部电影也是一个时代流行文化的元素,台词渗透到流行语汇里,像如今网上不知所云的“浮云”、“神马”,已沉淀到社会集体无意识之中。有意思的是,朋友们不约而同记得同一场景——占领冬宫。一旦勾起怀旧情绪,大家不能自已,将破碎的记忆一片片编织起来,似修复蚀损的老胶片,已模糊的影像复现了:几个俄国工人、士兵爬上冬宫森冷的铁栅栏门,本想翻过去打开它,可后面潮水般的大军已经冲上来,门被撞开了,爬上去的人无奈地骑在门扇上,就那么随人潮涌动来回荡着。 

二 

去俄罗斯,我最想看的第一是红场,第二是冬宫。心里明白两个地方是文化符号,怀旧情结的残余而已,但毕竟是想象俄罗斯的要素。我的俄罗斯之行便遵循这个路线图,先浮光掠影参观红场、红场上的列宁墓、边上的克里姆林宫。然后乘高铁去圣彼得堡,直奔冬宫,路上才四个半小时。原来的印象,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路途遥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皮埃尔与几个青年贵族荒唐无稽,把彼得堡警察局长捆在狗熊背上,扔进莫伊卡河。他被驱逐出境,小说场景一转,皮埃尔又出现在莫斯科社交场。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没通铁路,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靠马车交通。七百公里漫漫长路让双城的命运判若天渊,一城被侵占焚毁,一城仍金迷纸醉。《安娜·卡列尼娜》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托尔斯泰写的是自己同时代的故事。莫斯科与彼得堡通了火车,安娜从彼得堡赶来莫斯科只需一个通宵。刚到莫斯科站台,便碰上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伯爵。莫斯科城的舞会少不了贤媛名士、风花雪月,安娜春情萌动,仓皇逃离,渥伦斯基尾随其后,偷偷登上开往彼得堡的列车。一夜快车成全一段倾城之恋,也酿下一场旷世悲情。 

高铁列车缓缓驶入彼得堡车站,我领略了托尔斯泰笔下的白夜。从车窗望出去,站台上飘着太阳雨,天那边艳阳高照,这边烟雨茫茫,此刻已是晚上十点多。本应八月酷暑,可彼得堡最高气温还不到二十摄氏度,恍惚间有季节倒错之感。关于这个城市,我的知识是芜杂的。读到过“圣彼得堡”的沙皇改革,听说过“彼得格勒”推翻沙皇的革命,又知道“列宁格勒战役”,支离破碎,其实都发生在这同一地方。圣彼得堡在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中纬度最高,地处芬兰湾。彼得大帝一七0三年从瑞典人手上抢过这个要塞,他很西化,不喜欢莫斯科的保守,便迁都向西到此,给新都起了个德国情调的名字“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Saint Petersburg)。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德分处两大阵营,刀兵相向。正厮杀酣战之际,沙皇尼古拉二世嫌圣彼得堡名字太德国化,与同仇敌忾的反德情绪不搭调,遂更名为“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 Petrograd),地道的本土地名。乍看意思没变,涵义却不同,原本为“圣徒彼得的城市”,改名后似“彼得大帝的城市”。“一战”没结束,一九一七年俄国相继发生两场革命,“二月”和“十月”革命,新名称还没叫顺口呢,城市又更名为“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 Leningrad)。原因是列宁一九二四年离世,悲痛的苏维埃缅怀国父在此革命,称圣地为“列宁的城市”,首都却迁回莫斯科。几十年后,苏联解体,为表达新俄罗斯告别老苏联之决绝,爱在地名上做文章的俄国人又行动起来,一九九一年复辟该城最初的名字——圣彼得堡。 

三 

也许下意识地模仿在十月的列宁,我风风火火地搞到一张彼得堡(旅游)地图,找冬宫的方位。冬宫是爱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建筑群中的一座,旅游指南首推的景点,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齐名,为世上最古老、收藏规模最大的艺术馆之一。至于攻打冬宫,指南上只字未提。博物馆前有宽广恢弘的广场,身着十八世纪宫廷盛装的红男绿女,眉开眼笑,争与游客合影敛钱。背景尖顶拱门,琼楼玉宇,气象不凡。在《列宁在十月》粗劣的黑白旧胶片上,欣赏不到如此美轮美奂的胜景。进入宫里,更叹为观止。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浪掷钱财,搜刮世上珍奇异宝,皇宫里堆金砌银,极尽炫耀豪奢之举。 

艺术迷宫虽让人目眩,儿时的记忆却让我的兴致带着意向性。电影里被撞开的那扇铁门一下吸去我的目光,现场实物与片中的影像大不一样。电影里枪林弹雨、血雨腥风,漆黑的铁门在硝烟中阴森冰冷,是暴政与镇压的象征、临时政府负隅顽抗的最后防线。当它被攻破时,故事到了高潮,那狂欢式的群众大场面,宣告布尔什维克革命从此走向胜利。而眼前这扇门,富丽堂皇、伟岸凝重,门扇闭合处竖立一镀金双头鹰,腾空展翅之势,是当年沙皇权力的象征,森森然有帝王霸气,似夸耀沙俄昔日之辉煌。拍电影的大门是同一个吗?会不会时隔百年冬宫改换门庭了?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老碟片,重放“占领冬宫”。找到两部苏联片子,一部是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献礼片《十月》,另一部是纪念二十周年的献礼片《列宁在十月》。爱森斯坦导演的《十月》,不厌其烦地拍摄冬宫大门,远、中、近景不断切换,还有门上那双头鹰的特写,与我看到的实物分毫不差,只是传递出的信息不同,我的印象才出现偏差。爱森斯坦是蒙太奇的鼻祖,运用剪辑,将铁门与临时政府调部队镇压的镜头拼接,产生象征的意义:临时政府从革命者蜕变为新强权,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镇压革命。如今艺术博物馆营造的气氛却是另一样,这调调我在“俄罗斯中央当代历史博物馆”找到了最贴切的诠释。在莫斯科原高尔基大街上,我一走进当代史馆,就看见门口的第一展柜郑重声明:双头鹰乃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标志,自古以来一直象征俄罗斯民族的神圣不可侵犯。 

四 

一座铁门传达了什么不同的意义,细究起来,须“闪回”到一九二七年。二十八岁风华正茂的爱森斯坦刚拍完《战舰波将金号》,声名鹊起,被奉为电影蒙太奇的世界级大师,对欧洲和好莱坞电影有深远的影响。是年,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计划影像再现“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鉴于爱森斯坦的声望,主管电影制作与发行的“苏联影业”委托他拍献礼片。时间紧、任务急,导演把情节限定在从“二月革命”走向“十月革命”。爱森斯坦是两场革命的亲历者,十年前在彼得格勒,他懵懂遭遇推翻沙皇和布尔什维克夺权的历史关头。一个十七岁的文艺青年,心无旁骛,仍专注于绘画和戏剧研修,他至多仅充当了革命的旁观者(Robert A Rosenstone,“October as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5〔Summer 2001〕, p.264)。十年后接献礼片任务时,他对革命已有了一整套理论。一篇叫《电影形式的辩证观》(A Dialectic Approach to Film Form)的文章中,他说一切新事物均产生于对立矛盾的斗争之中,十月革命是改变世界历史、创生新制度的时代拐点,蒙太奇能生动地揭示革命的斗争性(Sergei Eisenstein, Film Form〔New York: Harcou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49〕.p.45—46)。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本质不同,前者为资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是无产阶级的,“辩证蒙太奇”(dialectic montage)可以在银幕上表现这两者之间的断裂。 

影片《十月》一开头,沙皇的雕像被激愤的民众拉倒,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二月革命胜利。观众以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雕像在彼得格勒被毁,其实导演偷梁换柱了,银幕上的石像是远在莫斯科的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Murray Sperber,“Eisenstein’s October,”Jump Cut: 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Media, no. 14, 1977. p.17)。爱氏的影像是象征性的。接着,辩证蒙太奇演绎一系列“矛盾与斗争”:领导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蜕变,继续不义的战争;总理克伦斯基想当拿破仑,七月屠城、镇压人民;列宁出现在彼得格勒车站,号召工人起义。一个个冲突,铺陈并积蓄着最后的戏剧性转折。导演懂无声影像讲故事的方略,一点点拉起悬念,缓缓加码,沉住气,慢慢推向高潮,最后观众才宣泄、狂喜、升华。接着,士兵挖壕修垒、扛枪架炮,紧张备战。守卫冬宫的妇女敢死队面目狰狞,死心塌地捍卫临时政府。“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像个黑色幽灵,在涅瓦河上游弋,炮口指向冬宫。在斯莫尔尼宫,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辩论得热火朝天,武装起义还是政治斗争?漫漫长夜,爱森斯坦的悬疑拉得太长了,观众已昏昏欲睡。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阿芙乐尔”的主炮开火了,叙事的洪水也决堤了。 

我推开冬宫后面一扇黑漆小门,细雨霏微,散进空气中,似烟似灰。跨过一条小马路,站在涅瓦河畔,远望水面,寻找着“阿芙乐尔”开炮的方位。这艘年逾百岁的老船依然健在,远远停泊在河道拐弯处,颇费周折,才觅见踪迹。熟悉的船体,依旧如电影里雄姿威武。可怜耄耋之年,战场上不中用了,充做博物馆挣游客的门票钱,晚景凄惨。船边无数小摊贩兜售十月革命纪念品。据当地报上说,苏联的“红色遗物”都是中国边贸生产。苏联一度向中国输出革命,现在返销回来,在这儿消费“革命符号”的,又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记忆循环的意淫,历史开了个国际玩笑。史学家不肯放过这条船,莫斯科中央当代史馆陈列的历史图片上说,“阿芙乐尔号”当年一炮未发,舰上未配备弹药,只打了一响空炮,权作起事的信号。俄国修正史家存心让“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的一声炮响”落空,其心歹毒。 

电影《十月》里,“阿芙乐尔”雄风尚在,一炮揭开历史篇章。大场面的“武戏”上演了,冬宫门前万炮齐发,起义大军风卷残云。死守的女敢死队被刺刀穿心,镜头特写一张因痛苦而扭曲的丑脸。临时政府的办公桌颤抖了,部长们魂飞魄散。爱森斯坦释开悬疑,一泻千里,烽火狼烟中把革命推向高潮,他的斗争哲学也升华为“矛盾的合题”——无产阶级铸就历史主体,革命激情化做阶级意识。蒙太奇不仅图解了官方意识形态,也诠释了导演钟情的唯物史观。 

后冷战俄国史家又出来辨伪,存心扫兴。他们称攻打冬宫纯系子虚乌有,俄历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那天,克伦斯基已弃冬宫而去,无需占领。有一小股散兵游勇,大模大样接管皇宫。在曲折回廊里他们迷了路,误闯早餐室,碰上几名部长,顺手逮了正着。这关乎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难道攻打是事后排演的不成?据修正史家考证,一九二○年,苏联政府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确实在冬宫广场前排演一场大规模“街头行为艺术”。政府征用数千名红军和八千多市民,配备装甲车、卡车、机枪大炮,还有戏剧导演、舞蹈演员、大合唱团以及庞大的乐队,声势浩大地“攻打”起冬宫来。音乐奏起,《国际歌》嘹亮,爆竹烟火齐鸣。据称,列宁领导的不流血的革命才过去三年,宣传机构觉得没有武装斗争总是个遗憾,体现不了历史新纪元,便模仿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搞了场十万人观摩的大戏。也就是说,爱森斯坦再现的不是历史,而是“行为艺术”。当年有个笑话,爱森斯坦拍电影动用的枪炮比史实的规模还大,伤亡的演员比革命的代价还多(Rosenstone,p.273)。修正史家怕矫枉过正,失信于人,又摆出严谨姿态,说笑话的前半句千真万确,后半句有点夸张,十月革命实际逮捕了十八人,死了二人。 

《十月》在苏联公映,爱氏美学无人喝彩。官方批评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众抱怨影片冗长、乏味,像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只有西方学院盛赞,称其为视觉盛宴,影像与形式颇多创新。该片到如今还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可大众文化中早了无痕迹。爱森斯坦费力不讨好,还另有原因。《十月》淡化了领袖的作用,给列宁的镜头匆匆掠过,反角克伦斯基却大占篇幅。其实这是导演的历史观:临时政府惑世诬民,激起人民自发革命;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刻,人民创造历史,并成为主体;布尔什维克并非先知,不可能历史关头到来之前策划并领导革命(同上,p.265)。如此唯物史观不合时宜了。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斯大林掌权,加强文艺控制。一九三二年苏共中央下发《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一九三四年作协成立,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的方针,突出英雄形象,强调党的领导,宣传领袖的钢铁意志。而《十月》突出人民革命的集体群像,淡化了党的领导,政治上不正确。卢卡奇讥讽公式化的艺术观为“官僚的自然主义”。 

五 

苏联迎来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新献礼片又紧锣密鼓筹备起来。一九三七年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党内大清洗开始了,报纸上也捷报频传,第二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苏联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美国对红色威胁忧心忡忡,既拉拢又嫌恶。好莱坞拍起苏联题材影片,歪曲五年计划成就,将斯大林与上台的纳粹相提并论。与好莱坞合作密切的爱森斯坦失宠了,献礼片的任务落到学生辈的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身上。十年倏忽,政治环境变幻莫测,电影技术也日新月异,苏联电影从默片进入有声时代。年轻气盛的罗姆深谙声、画同步的潜力,别具手眼地运用新技术,迎合新政策的口径。同是十月革命题材,他不蹈前辈覆辙,不拍社会全景,省略掉二月革命、临时政府镇压和议会斗争等历史背景交代,只铺陈一条线索,聚焦一位超人般主人公列宁的历险记,片名叫《列宁在十月》。故事乃“通俗情节剧”(melodramatic)风格,酷似好莱坞动作片中的英雄传奇。列宁神出鬼没、运筹帷幄、力挽狂澜。周旋于斯大林和卫士瓦西里之间,有情有义、嘘寒问暖。不失伟人气度,又俏皮幽默,集大贤大能于一身。罗姆最懂好莱坞的经典叙事,最后一分钟营救、心理动因定义的情节、幸福结局等技巧,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片子拍得起伏跌宕、引人入胜。从一九五○年引入中国以来,该片在祖国各地、机关厂矿、部队学校,内部、外部影院,几十年放映不衰,国人百看不厌。将革命演绎成大众娱乐,爱森斯坦望尘莫及。当然默片时代,爱氏为电影形式所限,没有对白、独白,只靠影像与剪辑象征性地刻画心理与个性,缺乏有声片的现实感。而十年后罗姆如虎添翼,以好莱坞叙事给意识形态编码,赢得数不清的荣誉:列宁勋章、劳动红旗勋章、苏联人民艺术家。 

然而,攻打冬宫是爱森斯坦的一座影像丰碑,罗姆无力超越,只亦步亦趋的模仿。重要的是这场戏的意识形态美学,十月无产阶级与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要靠一场武戏清算了断,只有武力大对决才能标识历史性转折,观念滥套却喜闻乐见。罗姆除了给枪林弹雨、炮声隆隆、人潮汹涌同步配音之外,几乎重复《十月》的场面调度。这才有我辈刻骨铭心的视觉记忆:俄国工人争先攀上漫长的“大使阶梯”,运动长镜头随人流穿行于一间间珍品点缀的宫廷内室,呐喊、交火、雕像崩碎。最后,包围政府部长,悉数逮捕,大团圆式结局。从此,也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深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给中国革命的历史书写涂上底色。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我们不是步苏联官方史学的后尘?“阿芙乐尔号”的那响空炮,不也成为区分中国新、旧两场革命的符号吗?但七十年后,俄国影人一心要颠覆这个神话。 

 六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十月革命题材冷落了。二00八年俄罗斯政府却资助出品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影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安德烈·克拉夫库克导演)。俄罗斯电影史上,这几乎是投入最大的片子(合两千多万美元)。它颠倒苏联时期的历史价值观,让“反革命头领”、白军最高统帅高尔察克做正面英雄,而革命工人和士兵却是反角,是凶残的暴民。两场革命便成了亘古未有之浩劫。影片以高尔察克的视角贯穿叙事,时间框架设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前后,是部爱国将领忠心沙皇、为俄罗斯民族存亡献身的英雄史诗。但经典电影史诗时代已经过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与这个时代其他历史片一样,不兴以历史做主线。历史太沉重,只配做罗曼史的背景,主人公与美女安娜的生死恋才在故事的前景。战争场面、革命起义、权力角逐、暴虐屠戮都衬托爱情的伟大与崇高。市场化社会里,历史、民族,甚至个人的成长,只在与消费逻辑契合时才得以言说,而爱情才是商业文化中唯一超越性的神。电影结尾处,高尔察克被苏联“契卡”枪决,安娜孤身生活在暴政的恐怖之中。镜头切换到一九六四年,老迈的安娜参观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正赶上排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场斗脂竞粉的宫廷舞会戏,唤起安娜的往事回忆。潇洒英俊的海军上将,慷慨赴死前也不忘记他庄严的承诺,与她跳上一曲华尔兹,舞会是盛装华丽的那种。但下层暴动葬送了高雅的贵族生活,嗜血叛乱破灭了痴男怨女的海誓山盟。一段肝肠寸断的未了情,便是我们时代的悲剧意识。爱情宇宙洪荒,革命乖戾无常。 

在苏联的残垣断壁上诞生的俄罗斯,为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否定革命,追认沙俄的昔日辉煌,来填充民族主义的历史想象。新的历史叙述强调俄民族自古绵延不断的独特传统,虽一度被革命中断,但新俄罗斯能再次接续历史,重塑民族之魂。所以,影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恢复了沙皇的正面形象,尼古拉二世悲悯仁厚,赠予海军上将一本镶金《圣经》,作为托付使命的信物。高尔察克为民族的荣耀,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与布尔什维克殊死决斗,毁灭在时代与命运的车轮之下。语境不同了,再现出来的“十月”也与爱森斯坦或罗姆的天差地别。非但没有占领冬宫,以便划分新、旧革命,就连布尔什维克起事也没给一个镜头。只有“无耻的”二月哗变逼退沙皇,十月之变是小插曲而已。大对决发生在代表俄罗斯的皇室与不信教的暴民之间,而不在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与临时政府之间,因为他们乃一丘之貉,同为无长幼尊卑的冒险家、牟利小人,不睦也是内部分歧,两场革命被算在一笔账下。   

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历史观,也是俄国意识形态的镜像。俄中央当代历史馆的表述虽貌似公允,实与该片互为表里。电影再现十月革命后的风风雨雨,让人感叹历史百变千面,电影像面哈哈镜,反射的不是历史的原貌,而是扭曲的镜像,其“扭度”便是作者的欲望,即苦心孤诣说服大众的权力意志。在哈哈镜里找历史真相虽然徒劳无功,但可对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洞若观火。比如,爱森斯坦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群众为革命主体,罗姆则宣传自上而下的模式——布尔什维克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后冷战的俄罗斯为告别革命,推出暴民乱政的艰难时世,每个模式都是时代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如视野再展开一点,还发现西方的俄国史学恰与之形成“倒置”的镜像。如美国鹰派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Edgar Pipes)的观点,便呼应罗姆自上而下的模式,只是价值判断颠倒一下。派普斯认为,十月革命乃一小撮知识分子组织政党,操纵并愚弄民众的篡位政变,是极少数黑手策划的社会灾难。批评派普斯阴谋论的,是美国修正史家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在《布尔什维克通向权力之路》(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1976)一书中,他认为俄共在革命前并非铁板一块的政党,而是主张不同、争论不休、毫无权威可言的一群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组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事变碰巧顺应了民意,大众把他们推向风口浪尖,才成了弄潮儿。既非历史必然,也不是阴谋政变。冷战后,俄国与西方史学终于殊途同归。英国史家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在《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1996)中,追溯革命的起源到彼得大帝时代,不怨激进思想滥觞,却痛惜贵族文化衰落,致使俄国底层农民残暴的野性失控。所以,民众绝非革命的受害者,相反,因为他们暴力成性才败坏了社会变革,让理想主义蜕变成嗜血专断的革命。电影《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恰为菲格斯做了影像脚注。 

 七 

冬宫宽阔曲折的“大使阶梯”上熙熙攘攘,旅行团一队队摩肩接踵,上下穿梭,想拍张清静的照片也难。导游操着各种语言,但都讲着同样的故事:外国使节衣冠楚楚,敛手低眉,缓缓登上台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居高俯瞰,君恩臣节,好不堂皇。我眼前却浮现起义工人呼啸冲上汉白玉阶梯的镜头,知道很不合时宜,更何况子虚乌有。想来国内趁“辛亥”热也掀起一波修正史潮,电影、电视剧一哄而上,重述历史的调调有“大使阶梯”的气象,有的叹息清帝立宪未果,辛亥革命始乱终弃,无端割断中华文明一脉相传,耽误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也有主张大国崛起在改良,无论新、旧民主革命,还是阶级斗争,皆为取乱之道。私下感慨,中俄两国确有心契魂交,不期然再次遥相呼应起来。 

作者:王炎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