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好一生不是靠“人生技巧学”,不是靠“人生策略学”,哪是靠什么?

人生悟语             

人生哲学不是“人生技巧学”,不是“人生策略学”。无需技巧、无需策略也过得很丰富、很充实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倘若人生需要“用尽心机”,需要“世事洞明”,需要“人情练达”,那么,这种人生还不如“无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为开篇(《道德经》第十三章原话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因为有身,所以就有欲望,就有痛苦。我们也许可补充说,因为有身有欲望,便用尽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就更加痛苦。

鲁迅的《阿Q正传》,嘲讽的是阿Q的“精神胜利”,金庸的《鹿鼎记》,表现的则是韦小宝“生存技巧的胜利”。韦小宝出身于最卑贱的妓女之家,却靠生存技巧从社会底层爬到“三公六卿”那样的社会塔顶,非常得意。可惜他虽赢得荣华富贵,却没有赢得人格的尊严与人生的诗意。

贾宝玉到宁国府秦可卿的“上房内间”,见到一副对联,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可把宝玉吓坏了,他赶紧跑掉(忙说:“快出去!快出去!”参见第五回)。宝玉的心灵能闻到这种人生哲学的臭味,说明他完全不能容忍教人“世故”、教人“圆滑”的市侩教条,能从“世故”、“圆滑”的说教中“逃亡”,才能得救。

庄子的《应帝王》篇,写“中央之帝浑沌”,被南海之王与北海之王盛情开凿而开窍,结果七日而亡。这一故事提醒人们要保持“浑沌”,即保持天真天籁。整个身心都浑沌,当然不可能。但某些方面不开窍,例如对“荣华富贵”不开窍,对“生存技巧”不开窍,对权术、心术、诡术等不开窍,并不是“浑浑噩噩”,而是大聪大明。

社会的门缝很小,尤其是社会塔尖上的门缝更小。企图钻入社会塔尖的人们为了适应上层社会的需要,就拼命缩小自己的身躯与灵魂,努力矮化自己;另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涂得满身是油,把自己变得非常圆滑,虽然很会讲笑话,却把真话也当笑话。

走遍天涯海角,才知道人类到处都在生活,人们到处都在展开人生。

人生是追求伟大好,还是追求平凡好?是逃离苦难好,还是拥抱苦难好?常常争论不休。很多大问题未必是真问题。真的问题是人生怎样才有诗意。伟大者可以赢得诗意,平凡者也可以赢得诗意,战士可以赢得诗意,隐士也可以赢得诗意。德国哲人、诗人荷尔德林说:“人类应当诗意地生活在地球之上。”不错,无论选择什么角色,关键是让自身的存在变成诗意的存在。

《红楼梦》的《好了歌》,不承认追求权力、财富、功名的生活是诗意的生活,不承认“金满箱”、“银满箱”是诗意目标。曹雪芹通过整部小说展示以少女为主体的诗意生命与诗意人生。至少,他告诉我们,所谓“梦”,乃是对诗意人生的向往。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认定的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第一品格是崇尚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可见他正是把崇尚真理作为第一品格,为真理必须对任何人说真话,包括对老师说真话。对政府说真话难,对朋友说真话也难,对老师说真话更难。但为了求索,该说的话就要说,这才有“正直”,才有通向真理之路。

我常告诫自己:不要让忙忙碌碌的功利活动埋没了“人”,从而偏离了人本身的轨道。人本身的轨道是由“诚实”、“正直”、“善良”、“同情心”等基本材料铺设而成的,是区别于禽兽而使人之成为人的基本品格构建的。

一零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支持革命,并在革命烽烟中去救援受伤的战士。但他最后迷惘了。原来,革命要反对“旧世界”,就是要摧毁那些“日常的生活秩序”,连情爱也被放到“旧世界”之中。帕斯捷尔纳克不是诋毁革命,而是提醒:“革命”不是让人不得安生,而是让人更好地展开人生。

一一

我的人生既然是一个精神生产者,那么,好好劳动写作,便是我的本分。但我必须守持一个生产者的原则:只生产原创品,不拿他人的二手货,也不出售二手货。我读书研究,就像矿工,是自己去开掘与发现,与收购破铜烂铁的小商贩完全不同。

一二

“手段”比“目的”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我宁可让人生“无目的”、“无结果”,也不愿意使用黑暗的手段。我不相信使用卑鄙的手段会导致崇高的目的。托尔斯泰与甘地所以主张绝对“非暴力”,正是他们明白用血腥的手段难以抵达文明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处处都想到“目的”,这种生活,至少是太沉重。

一三

孔子赞扬颜回虽然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质朴生活,但仍然沉浸于快乐之中。陶渊明辞官回乡之后,家中仅有几亩薄田,但也就可以领悟天地之大美和身边茅棚农舍的无尽诗意。诗意的生活往往很简单,只是在简单的生活中总有不简单的思索与领悟。

一四

进化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适者生存”。这一生物学的真理不能成为我的人生真理。因为“适者”只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选择,没有自己的选择。适者可以成为社会的顺民,但难以成为自己。所以适者只是聪明的“存在者”,不是澄明的“存在”。

一五

人有两个角色: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而人生的诗意全在本真角色中,可惜多数人都把生命投入世俗角色,因为世俗角色可以带来世俗利益。一个作家诗人,仅仅守住自己的本真本然,常会贫困潦倒,而一旦获取世俗桂冠,如“主席”、“委员”等,便有汽车、秘书、房子,所以,争夺世俗名位便成了一种文坛风气。

一六

白居易曾写过《中隐》之诗。既当不了隐居于“朝市”的“大隐”,也当不了隐居于“山林”的“小隐”,便选择既在朝廷里当官又在家里玩山玩水玩诗的双重角色。既可享受俸禄、过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又可享受一些隐士的闲情逸致。真是聪明极了。但在此种选择中,诗人实际上付出了最宝贵的许多本真情感与本真思想,但他自己不知道。许多羡慕“中隐”生活的人,也不会知道“中隐”状态并非诗意的人生状态。

一七

曹雪芹不像白居易如此“聪明”。他彻底隐居了。不仅“真事隐”,而且“真名隐”、“真姓隐”,埋名隐姓地投身于写作,以致让二百年后的今人还为《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争论不息。如果曹雪芹也选择“中隐”,那就没有中国文学第一伟大经典极品《红楼梦》的诞生。

一八

所有关于美的定义,应以康德的“美乃超功利”最为经典、最为精辟了。如果将此定义引入“人生”,那么,可以说,人生之美在于“超势利”。超尊卑之分而尊重一切人,超贵贱之分而平等对待一切人,这便是人生之美。由此还可以引申说:势利眼乃是最丑陋的眼睛。

一九

看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便觉得“文学可以把鬼变成人”。看了宫廷中的政治戏剧,则觉得“政治可以把人变成鬼”。政治这部绞肉机,总是把人绞成魔。政治讲“权力”,经济讲“利润”,文学讲“超功利”。政治就是政治,经济就是经济,文学就是文学。文学中人就是不可涉足政治与市场,涉足等于浑水。在政治之中浸泡久了,好人也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既然选择文学人生,那就必须生存在政治之外与权力之外,充当政治是非的“槛外人”。

二零

尼采煽动我们去充当“超人”,慧能却规劝我们当个“平常人”。尼采虽然高超,但他自己却变成了疯子。慧能虽然低调,却很清醒。他提供的人生选择,倒是告诉我们,人生不宜太浪漫,太夸张,太空洞,太虚妄,“放下身段”,脚踏实地,让心灵一步一步走向与天地共和的高远境地。这虽属平常,却绝非平庸。

二一

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给我启示,你想坚持真理,就不仅应当不怕孤独,而且应当不怕孤立。孤独只是寂寞而已,孤立则是“众矢之的”,连安宁也没有。

二二

本想与大众打成一片去展开人生,后来才发现大众只需要利益,只需要平均数,他们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打破平均水平的异数。还发现,他们只需要李逵与武松,不需要贾宝玉与哈姆雷特。

二三

“自知之明”不容易。如果不是读柏拉图,我就生活在“洞穴”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鲁迅,我就生活在“铁屋”中而不自知;如果不是读高行健,我就生活在“自我的地狱”中而不自知。不仅在洞穴中是囚犯,在铁屋中是囚犯,在自我生命中也是囚犯。

二四

人生绝无“轻巧”可言,二十多年前我就拒绝一种世俗神话,并写下戒语:生活中最离奇的神话,是说一个人无需付出诚实的汗水,却赢得花果满山。

二五

我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发现有富饶的、有贫瘠的,有酷热的、有严寒的,有平坦的、有崎岖的,有美丽的、有不美丽的,但没有发现哪一片土地不值得我爱。

我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也发现有富饶的、有贫瘠的,有酷热的、有严寒的,有平坦的、有崎岖的,有美丽的、有不美丽的,但没有发现哪一片土地不值得我关注。

人生要看要想要爱要研究的地方太多,真没时间去做无谓的空叹。

二六

在美国多年,方明白美国最深刻的危机乃是精神底蕴的衰弱。其精神底蕴,一是新教(基督教)伦理;二是早期立国精神。没有这两项,就没有根基。人生其实也如此,“精神底蕴”一旦瓦解,人就会整个崩溃。所以人除了要不间断地吃饭之外,还要不间断地读书与思索,不停地充实那一种看不见的底蕴。

二七

人生哲学最后的难点是“看破了红尘”之后怎么办?看透了世界,看破了荣华富贵,看穿了“造化的把戏”(鲁迅语),抵达了思想的深渊,这很好,可是看破了之后又不能自杀,那该怎么办?这才是哲学的真难题。西方的天才作家们发现世界的本质乃是荒诞,可是发现荒诞之后还得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那该怎么办?我所以喜欢鲁迅,乃是他在彷徨无地后又站立于大地,看透世界之后又努力工作于人间。

二八

曹雪芹显然看透了“色”,悟到了“空”。他悟透并“看破红尘”之后却不辞“十年辛酸泪”而写出《红楼梦》这一千古绝唱。可见他看破了之后还是要努力生活,努力写作。只是看破之前的所思所想与看破之后的所思所想大不相同。因为看透了荣华富贵的虚无与空空荡荡,才明白人生的根本,也才能创造出那么多远离、颠倒梦想的诗意生命和诗意故事。

二九

多年前,我就写过:想起往昔的欢乐,我感到痛苦,因为欢乐已成为过去;想起往昔的痛苦,我感到欢乐,因为我已战胜了痛苦。人生其实就是欢乐与痛苦的不断轮回转换。所以禅宗劝告人们,无论是在大欢乐中还是在大痛苦中,都应守持一颗平常之心。有这种心灵状态,就可主宰情绪,而不会被情绪所主宰。

三零

我从《俄狄浦斯王》这个大悲剧中读出了大荒诞。“杀父”是荒诞,“娶母”也是荒诞。俄狄浦斯王想逃离荒诞,却总是逃离不了。高行健的《逃亡》也是表现想逃离却总是逃离不了的荒诞。如果存在真的如此荒诞,那么,人生是否还能赋予荒诞存在以意义呢?人生的诗意是否还有可能呢?如果可能,那么,何处是诗意的开始呢?人生毕竟不仅是形而下的满足,它还有形而上的困惑。

三一

伟大的天才画家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作《创世记》的天顶画时,宗教还统治着一切。可是,他在这幅宗教题材的大画中,却不选择“神迹”,而是选择“人生”。画中的数百形象,其实都是“众生相”,所有的人物都不是“脸谱”,而是充满喜怒哀乐的“人性”诸相。在宗教覆盖一切的时候,他却能借“上帝”的外壳,注入如此巨大的人性内容,从而创造出举世无双的艺术奇观。米开朗基罗暗示全人类:无论你做什么事,首先要面对的应是艰难而丰富的人生。

三二

有位朋友说:所谓人生,就是“拼搏”二字。说得好。“拼搏”什么?对于我来说,拼搏意味着不惜一切力量捍卫个人尊严与个人思想自由,并把尊严与自由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把自由交给市场,即与市场拼搏;不把自由交给时尚,即与时尚拼搏;不把自由交给媒体,即与媒体拼搏;不把自由交给大众,即与大众拼搏;不把自由交给社会,即与社会拼搏。

三三

荒诞是人的理性渴望与无理性的世界存在所产生的矛盾。可是,人本身往往也没有理性,于是,自身也变成一种荒诞存在。我读高行健,总是欣赏他把自己放入荒诞世界中,不仅戏弄外部世界的荒诞,也质疑自身存在的荒诞,并通过作品不加粉饰地呈现主体世界的浑沌与混乱。这种对于自我的省观,便是人生历程中的自救。诚实的自救就从正视自身的荒诞开始。

三四

做人与做事并不相等。论做事,注意“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也不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显然是对的,而且是做事的重要原则。但做人却不同。做人恰恰需要简单,需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努力“纯化”自己,也可以说是“简化”自己,包括简化人际关系。人总是单纯一些好。

三五

学界中人(也包括部分社会中人)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是学深人深;二是学深人浅;三是学浅人浅;四是学浅人深。

第四类是学问差做人却很世故圆滑,甚至很有心机,最后变成“老狐狸”。第三类是没有什么学问但做人也很简单,属于一般的“老百姓”。第一类学问做得深可是人也做得深,两样都有“深心”都有深谋远虑,这种人可畏而不可亲,也未必可敬。最好的是第二类,学问、思想都深邃,却保持人的本真性情,甚至天真天籁,这类人极难得。像王国维就属于这种最可爱的人。他投昆明湖自尽,既因为深,也因为浅。

三六

高行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遭到许多非议,这才让人相信,中国确实有许多“叶公好龙”者。叶公之“好龙”,只在口头上,不在行为上。他的“好龙”心理是分裂的。这种心理完全可以作为一种长久性的病例进行分析。说说龙的故事和发发“好龙”的宣言,比较容易。但真龙一旦来了,就不那么简单,这就要面对龙的光彩,这种光彩肯定会冲淡叶公这类话语英雄的光彩,因此就会产生恐惧、嫉妒等种种心理,此时好龙者便转化成恐龙者或打龙者。

三七

中国的儒、道、释,对“做人”都有帮助,尤其是“儒”,它把做人的基本规范都说得很明白。要正经做人,确实离不开孔子的教诲。但是如果“走火入魔”,也会带来问题。儒对人的要求甚严,本是好事,但是如果严而苛,要求太高,就做不到,做不到又要维持面子,那就只好“装”,装便是虚伪。此时道德就变成伪道德。“五四”反的正是这种伪道德。庄子的思想可以帮助人从过于严密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使“自我”赢得自由。但如果极端化,也会走向自私或冷漠。释家的大乘与小乘,各持一端,但也不可走火入魔。“普度众生”一旦强调得过分,就没有自我的位置;而“自我修炼”强调过分,则没有人间关怀。

三八

西方文化的重心是讲“合理”(还派生出“合法”),中国文化的重心则是讲“合情”。合情文化的长处是使人间增添了许多人际温馨,坏处是常用情感取代原则,拿原则去“走私”,从而导致“走后门”之风十分盛行。当下中国“关系”决定一切,便是合情文化的负面结果。“合理”必须遵循起码的因果逻辑,如因为他有才有德,所以才被信任提拔。但“合情”文化没有这种逻辑,被信任只因为“人情练达”,只因为“关系”起了作用。

作者:刘再复

来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