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流动的家园”
一
传播研究最早发源于美国，历史很短。美式的传播研究如今仍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中国引进传播学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美国传播研究早年大致有两个学术范式，一在芝加哥大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专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探讨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她未必着意承续芝大的海外香火，但她的研究与芝大的旨趣竟颇多暗合，在目前中国偏枯而化约的传播研究圈中，这样的“异类”是富有深意的。
从“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社会历经大规模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的洗礼，社会结构和道德基础丕变，影响深远的“进步运动” 应运而生。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家们观察其所在的城市变化，把它看作一座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他们在派克（R. Park）的领导下，接受杜威的实践主义（pragmatism）为指导思想，走出一条与欧陆哲思玄学不同的道路，而开辟了实际下田野观察的经验研究，他们的关怀（包括媒介和人际传播在社区整合的角色）充满了温和渐进改革的精神。“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传播研究的重心从中西部转移到东岸，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为枢纽，学术领袖是默顿（R. K.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他们以结构功能论为依归，研究旨趣在于维持既有系统的稳定，持盈保泰，以致学术精神转趋保守；同时，他们宗奉实证主义，研究技术（尤其是问卷调查）愈来愈细密，视野却愈来愈狭窄，斤斤计较的是媒介的短期效果，而对于媒介结构、组织与权力中心的复杂关系则置若罔闻。
这两个社会系早已各自往别的方向走，传播被全国各地兴起的新闻传播院系收为版图。但无论从哲学思想、研究旨趣还是方法技术来说，哥大因缘际会，逐渐凌驾于芝大之上，至今仍是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范式，历久不衰。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先后引进美国，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张本，把美国主流传播研究攻击得体无完肤。但美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学术市场，自成不假外求的体系，欧洲的挑战未能动摇哥大范式在美国的支配地位，其流风余韵更扩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学界似乎也多在这个影响圈内亦步亦趋。
芝大的范式纵然在传播领域退隐为暗流，但从未完全失传。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各种要求变革的势力风起云涌，改革派学者回到芝大范式寻找血脉，重新发现先驱学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芝大的范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欧洲思潮，提供切磋琢磨的空间：其一，芝大虽然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以后的左派观点立场大相径庭，但两者的主题意识都扣紧了媒介和权力的互动关系。其二，芝大先驱学者米德（F.H.Mead）发展的“象征互动论”，允称美国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欧洲传进来的现象学也有些暗合之处。
丁未熟稔西方的理论，又注意中国的语境，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她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化，理论渊源却回溯到芝大范式，甚至更早。古典社会学的基本关怀，即如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 Tonnies）在十八世纪末所揭橥的，就是探讨工业化促使Gemeinschaft（有机乡土社会，英译为community）转化为Gesellschaft（机械都市社会，英译为society）的过程。后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观察社一九四八年版）曾援引这组概念，并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借以对照中西社会结构的差异。质言之，维系礼俗社会的基础是依赖血缘、地缘、传统、友谊这一类亲密关系，而法理社会不以沾亲带故为主轴，人际关系必须靠法律和契约来约束。这是“理想型”（ideal type）的概念建构，一脉相承，深刻影响了古典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传播学滥觞时期便曾想象媒介具有万能魔力，可以长驱直捣Gesellschaft，逐一击破“乌合之众”社会里（mass society）的疏离分子，但这个理论早已被修正得面目全非了。
社会学这个古典关怀历久弥新，丁著与它有两个重要的联系：第一，她的个案来自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边缘群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滋生的特殊风貌。这些司机群体到了扰攘的都市艰苦谋生，为了减少风险，理应逐渐适应新环境，以职业伦理和法律契约为行为准则，实则不然。芸芸众生，离乡背井，身处异地，面对陌生的外在环境，心里有高度的不确定感，更需要和“熟人”抱团取暖。因此，他们依靠乡土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凝聚向心力，维系感情，建立信任，对内互助团结，与圈外人老死不相往来，发生纠纷时更是敌忾同仇。他们不啻在冰冷机械的都市边缘，复制和建构难割难舍的乡土关系网络；纵使生活方式改变，旧有的“关系逻辑”还继续支配着人际运作。这样说来，Gemienschaft与Gesellschaft不是静态对立，而是在Gesellschaft 的生活场域里镶入Gemienschft的社会关系，两者交叉同时并存。第二，异乡边缘人能在都市角落移植乡土关系，归因于现代传播新科技ICT（包括手机、互联网、IP电话、车载通讯设备）的赋权起了关键作用。作者说：
ICT已经完全融入城市流动人口细微的日常生活，包括内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乡村社区与城市社区跨地区的联结；同时也融入他们的职业场景、与城市外部世界的接触与碰撞等等。
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传播新科技不特是信息沟通的平台与触媒，更是塑造、维护和强固身份认同的动因（agent）；而“传播”是具有物质基础的主要社会现象（phenomenon），不是无足轻重的附丽或寄生现象（epiphenomenon）。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Communication其实包含三层意义：一是“沟通”，在拉丁文与community同源，即建立感情与意义的“共同性”；二是“交通”，工业化以后出现快速便捷的现代交通工具，既扩大人们沟通的距离，也稀释了沟通的内容；三是“传播”，及至无远弗届的大众媒介成为生活的重心，更打破时空的藩篱，比“交通”更扩大沟通的能力，但更进一步稀释沟通的内容。丁未描写栖身于深圳的攸县群落（第五章），栩栩如生，其轨迹竟与上面这三层意义若符合节。在改革开放以前，攸县那些种田的乡下人信息封闭，只能靠“捎口信”和外界接触；后来，随着经济改革的大潮席卷，有些年轻人开始出外闯天下，干起运生猪拉煤到沿海城市的营生，回程兼做别的生意，赚到钱陆续添购电视、传呼机和手机带回乡下，于是散播了乡下人对外界发生好奇的“细菌”；等到那些司机眼界大开，便像接力赛一个拉一个，连不会开车的亲友也忙着去学开车，他们就这样先后纷纷落脚到深圳，而且统统以开出租车维持生计。他们形成一个具有内聚力的自足群落，还使用ICT塑造丁未所说的“空中共同体”，这才酝酿出本书那些曲折有趣的故事。看来这些“交通”司机，用最先进的“传播”科技，最想“沟通”的，转了一大圈，还是回去招呼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同乡人。靠ICT，他们提供交通信息，宣泄平日心里的郁闷，万一开车出了事“一呼百应”守望相助，有的更进一步组织社交和经济活动。话说回来，若只顾向自己人取暖，却阻碍了融入当地社会的步伐，日子愈久愈会憋出“无根”的疏离感。
二
《流动的家园》是传播社会学的优秀作品。用我自己的话语来叙述，丁未把“地方经验”提升到“全球理论”，从容出入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之间，一方面以小见大，一方面从“文化的特殊性”联系“理论的普遍性”，进而提供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的基础。世界上，大概唯有原教旨的实证论者（加上“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糊涂人）才敢妄信，社会科学犹如自然科学，其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大致来说，倘若自然科学超越国界，人文应当具有比较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社会科学则必须平衡文化的特殊性与理论的普遍性，把这个辩证关系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要向任何一头过度倾斜。丁未以韦伯和现象学这一路的方法看问题，不同于一般形式主义者，她没有把问题本质化或简单化，没有把因果关系说得太绝对、太死或太抽象，而是以浓墨重彩刻画部分与整体的有机联系，聚焦于日常生活深层结构“常”与“变”的动态过程。
丁未以第一人称行文，读起来非常流畅而亲切。一定有人会批评她犯了“主观”的大忌。但现象学的第一要义，根本就是反对把“主观”和“客观”拦腰截然两分，而是提倡“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由不同的阐释社群对于一些事相赋予不同的意义，然后彼此求同存异，以获得沟通式的理解。解释不同，绝不意味着完全无法沟通或理解。丁未会听故事，会说故事，进得去，出得来。这里，我想起苏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名句。丁未收集零零星星的小故事，重新编织一套完整的大故事，过程中不断游弋于几种可能的架构，最后选取最合理、最恰当、最服人的解释。若换以学术语言来表述，她必先设身处地深入研究对象（现象学称之为“社会演员”）的生命世界，了解里面所蕴藏的各种直接经验，这是剥开第一层意义；然后她又跳出那个圈子，把这些人的原始经验提炼为学术概念、意义、洞见和理论，这是剥开第二层意义。现象学的“双层解释”和实证论的“单层解释”是迥然异趣的。
剥笋见心，呈现了简单的深层结构，但其层层意义互相联系，既丰富、复杂又矛盾。好的学者如同飞舞于花丛之间采蜜之蜂，穿针引线，又借助理论视野的烛照，当学者把研究对象的直觉经验化为系统知识时，应该比研究对象更能居高临下，更能掌握全局，乃至见其所未见。然而学者切忌天马行空，不许信口开河，以至于被研究对象斥为“离谱”。学术研究是学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过程，也是学术社群与证据不断对话的结果。捧读本书，无法不感受到丁未的生命跃动，而透过她的耳目和笔端，我们跟着揣摩那群“流浪者”如何构筑他们生命的意义。丁未建构的故事不可能是唯一的版本，但我相信是比较可信可读的版本。
我提倡“地方经验”与“全球理论”的联系，容我在此略为申述一下。任何研究都必须在语意学家所说的“抽象阶梯”上下来回游走，企图找出勾连具体经验和抽象理论的最佳点。社会科学不是中国固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是自外国接枝生长出来的，我们向外国学习构思的理路、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倘若放弃文化自觉，“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印证—请问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而又自动缴械？我完全赞成丁未所采取的韦伯式现象学的路径，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拾级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会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直面接触，这时我们站在制高点取精用宏，有意识地选择最适当的理论。很少理论可以直接拿来套用，许多理论必须再造，有些理论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互相参照补充。万一现有的理论都无法解决问题，学者可以试图自创一个合适的理论，但那显然不是简单的事了。
走笔至此，这个取径还有几个特点必须说明。第一，十九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出发，我们可以拾级攀登到普遍性；但从宏大理论出发，我们再也回不去直觉地了解特殊性。”兰克的话切中肯綮，社会科学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甚至从特殊性去了解普遍性。第二，我们反对西方理论的霸道，也反对华人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旨趣是要解答母社会的核心关怀，虚心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活络思想或勾勒材料，不是为西方理论写一条无关痛痒的注脚。我们当然要提倡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研究，知己知彼，道理还是相通的。第三，我提出的“全球理论”，当然不限定是欧美理论，理想状态应该是各文化观点不断平等对话、竞争和修正的辩证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学习（learn）西方理论，一方面淘汰（unlearn）纯粹是西方本位的理论；尤其，哪天我们拿得出学术业绩，足以和西方学界共同“再学习”（relearn），那么理论的创新便指日可待。经过这样反复切磋修订，理论的概括力、包容性、解释力必会大大提高。我要强调：上面说的是“正反合三部曲”，必须永不歇止地唱，周而复始，止于至善，这才是打造“全球理论”的真谛。现象学提倡“诠释社群”之间互为主观的理解，无论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正好为华人学界争取“主体性”提供自主的空间，其精微的涵义犹待有识之士阐发。第四，我们千万不能把华人文化圈本质化，更不能定于一尊，而必须容许甚至鼓励内部的异同，但合而观之，的确提出一个与“西方”（必须再进一步分疏“西方”）有同有异的文化视野。这是需要几代人努力不懈的，但至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丁未的著作也证明这是可行的道路。
三
《流动的家园》是典型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以小见大，中国成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又说“尝鼎一脔”，西方夸张的文学笔法也说“一粒沙看世界”。这些形象鲜明的描述说明：解剖一个个案，是为了了解深层结构，抓“典型”，从中抽绎出特有的洞见和层层叠叠的意义，这是人类学和文学批评擅长的方法，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特别重视个案分析的缘故。
个案研究之长，不在于“人口的概括性”（population generalization），而在于“概念的概括性”（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即使有人研究中国其他都市或其他群落，与丁未的经验证据不尽相同，甚至获得相反的结论，也都无关宏旨，因为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丁未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架构（例如地缘、血缘和传播科技的互动）提供了一双观察锐利的眼睛。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研究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时提出“内眷化”（involution，内地通译为“内卷化”，意义稍异）的概念，卡多索（F. H. Cardoso）从巴西的政经发展史中提出“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李普曼首发其端指出新闻媒介和记者通常凭“刻板印象”（stereotype）了解外在世界，这些概念的影响力远跨学科和领域。例子很多，举一反三，毋庸辞费。
除了“以小见大”，丁未自称接受新的社区研究启发，要“以大见小”。她强调“外部世界如何投射于局部”，“通过微观社会如何被宏观系统结构所形塑，试图探索微观社会的宏观基础”。这在第四章的《黑白世界：权力与资源的关系网》中充分表现出来，也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自从中国被编织到国际经济分工的新秩序，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大量内地农村人口奔向沿海，这些流动人口在都市边缘谋生，必须靠廉价上网才能有效和老家、外界联络，然而多头牵扯的官僚体系因循苟且，在资源配置上一味偏袒地方的权势者，照顾不到社会底层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少数合法的“白网吧”和多数违法的“黑网吧”。只要有利可图，有社会需求，自然有人肯冒风险，因此“黑网吧”禁归禁，春风吹又生。这里面涉及公权力的运作、腐蚀、回避和颠覆，也涉及公权力与人情关系的相生相克，丁未的分析丝丝入扣，最后落实到关系网上面。全球化的触角无形无声，影响到遥远的深圳某个边缘角落，虽然这些人茫然不知。国家政策和公权机关遇上“前现代”的人情因素，便产生了丁未所说的“黑白世界”：
在那些黑、白网吧的背后，其实有着一张错综复杂的权力之网，而且这张网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再到社区，一直延伸到像石厦村这样的民间最底层。
这样生动的描述何止“从大见小”，也是“从小见大”，简直是交光互影了。全球化、国家、权力、资本、阶级、职业、个人、家庭、乡情、传统、现代，如何解读这盘复杂矛盾而曲折多致的拼图？丁未绝对无懒可偷，无简单而现成的理论可套，只能另辟蹊径，从政治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交叉界面，以娴熟的绣花针法，编织出一幅细致而深刻的图景，既提供微观的宏观基础，也引领着接下来几章的微观分析，首尾呼应，构成全书最有原创贡献的篇章。对我来说，这是联系“地方经验”到“全球理论”的成功例证。
在中国社会，想要研究边缘群落，如果不被接纳为“圈内人”，必将不得其门而入。要成为“圈内人”，必须攀关系；要攀关系，必须先“搞熟”。据我所知，丁未投资了两三年培养交情以后，研究对象才慢慢肯开口，处久了芥蒂渐失，有的引以为友，有的更是珍惜有机会和丁老师探讨人生。一旦不生分以后，丁未可以上门做客、拜年，互约吃饭倾谈，司机停在路旁向她吐诉辛酸。最神奇的是人家愿意和她分享“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私密资料—包括网上留言，对讲机号码，手机短信，手机通信记录，给公司的建议书，甚至涉及婚姻龃龉的通信。若非获得充分信任，焉能录得这些入微而毫无戒心的谈话，焉能完成多次的问卷调查？我怀疑丁未是扫除资料的“清道夫”，过后片甲不留。更重要的是她从“圈内”跳到“圈外”，赋之以学术意义，把才华和功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学者应该如何自持？学者和研究对象如何保持互信而不逾矩？学者是否可以隐藏身份？学者如何妥善使用田野记录，才不辜负对方的信任？美国人特别讲究“专业界线”（professional boundary），公私之间刻意保持适当的距离，美国社会学学界近年来对这些伦理道德的问题高度重视，但争论不休（http：//linguafranca.mirror.theinfo.org/9711/9711.allen.html）。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以关系为重，交情就是信任，社会底层普遍缺乏隐私的概念，更难得有著名教授肯前来关怀他们的弱势处境，所以群己之界和美国很不一样。这种文化差异，也许无关对错，但人情如何影响伦理关系的界定，如何影响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作者倘若以亲身经历提出深刻反思，另写一篇长文加以阐发，对跨文化研究当有重要的贡献。
丁未研究的“的哥”们学历普遍不高，但民间话语活泼鲜跳，掷地有声，充满了生命智慧。我最感兴趣的例子是：攸县司机家庭多摆有观音和关公的雕像，每天上一炷香求保平安，但仅仅几步之遥的杨侯宫终日香火不断，他们却从来不去，甚至不知道，因为“那是他们的观音”。丁未接着说：“可见，在他们的眼中，连观音这尊佛像都有地域之别。”我读到这一段，不禁莞尔。中国人的直觉智慧了得，意简言赅，意在言中，甚至意在不言中，三两句话就搔到痒处，但往往只道出结论，却不太交代中间推论的过程。西方社会科学必须结合概念、逻辑和证据，环环相扣，缜密推论，绝对不能随便跳跃，不能大而化之，这种习惯对中国人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两种不同的思考和语言方式各有利弊，如何接通并融合它们，就像学者如何把一般人的“自然言语”化为系统的“学术语言”，都是中国学人的共同挑战。
（《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丁未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出）
作者：李金铨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