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与经营：张元济的人脉
在晚清向民国过渡时期，时局动荡，新旧中西各方势力庞杂相处。不过，那也是一个大师结伴而来的时期。从参与戊戌变法到选上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张元济，为求生存、谋发展，数十年间同时与上下左右、内外新旧各方关系和平交往，创造了出版业、文化史上的不朽传奇。
通过考察张元济游走于清末民国时期政、学、商三界之间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主要是通过业缘、姻缘、地缘来构建出政学商界高端人脉关系；同时观察到，同一历史事件围绕与性质不一的人物或利益集团交往，不仅是张元济个人独有的历史现象，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通过对张元济的研究，可以揭示从清末到民国这段复杂多变历史时期的人脉关系，进而检视、发现由此展开的转型时期复杂的历史与标签化历史认知的差异。
科举制度自诞生以来，即成为中国社会人才合理流动的主要管道。张元济依托这一渠道而跻身上流，通过业缘迈出了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他于一八八九年中举，同科有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珂、汪大燮等人；一八九二年的进士及第，同年有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陈伯陶、汤寿潜、尹昌龄、叶德辉、唐文治之辈，主考及同考官则有徐桐、张之万、翁同龢、许庚身等大僚。他们清浊新旧的身份属性，随着社会变动不时調整，亲疏远近也不断变化，但张元济与其中大多数风云人物长期交好，由此构成其庞大且牢固的人脉网络雏形。
蔡元培在晚清的上述人脉关系中尚属无名之辈，但张元济自登科之时就与其订交，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时过往更密。一九0一年十一月七日，醇亲王载沣前来视察，沈曾植、张元济、蔡元培等迎送谒见。当晚张元济与蔡元培更亲赴广学会，采购南洋公学备呈载沣之书籍。一九0七年，孙宝琦出任驻德公使，蔡元培请孙宝琦之弟孙宝瑄及张元济等人关说，愿在公使馆兼充职员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而不用蔡元培服役。张元济又特约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每月薪酬一百元，一部分汇往德国，一部分留给蔡元培在国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用。蔡元培自此得以安心赴德留学。直至辛亥革命成功，蔡元培出掌教育部，都得到张元济不少帮助。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蔡元培致蒋维乔书：“所希望于菊公者，贷弟以千圆整数，俟弟南归后，陆续设法筹还耳。如公再晤菊公，务请代达此意为幸。”（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故蔡称其“菊公”）
张元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从自己名下划出股份，先斩后奏让蔡元培成为商务董事，进一步加强两人关系。一九三六年底，蔡元培病重，张元济力排众议延请西医专家悉心诊治，使蔡脱离险境。蔡之得意门徒、后来执掌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专此致书张元济表示感谢。蔡元培、傅斯年先后控制民国教育界主流有年，麾下资源极为庞大，为商务印书馆在教育上的垄断事业添加过不少助力。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认为，这类人脉间之联系，必须在制度性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因为这种联系不像朋友、同僚之类仅仅基于随意或非组织性的个人关系而建立的联系，而是主要基于与科举制度相关的特殊关系。这类关系存在于与科举相关的三个集团之中：（一）老师（“座师”“房师”）—决定应试者通过考试的主考者；（二） 学生（“门生”）—考试及第从而被视为主考者的学生者；（三）同科及第者（“同年”）—在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者。张元济一生颇得贵人之助，使这个由业缘而来之人脉关系随时间变化日益坚固。
张元济之姻缘紧随业缘而来。他在进士及第，续娶晚清兵部尚书许庚身之女后，人生发生重要转折。许庚身自祺祥政变起，就开始协助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在最高政治层面均衡各方势力，三十余年供职枢机，当中任军机大臣达十年之久，与兵事相始终。在位期间，不仅与八旗贵族交好，与湘、淮军首领，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友善。许庚身殁后，姻亲廖寿恒亦入值军机，陈夔龙贵为总督。这些都成为张元济凭借姻缘而继承的政治遗产，由此衍生出的庞大人脉为其在晚清民国年间呼风唤雨打下坚实基础。
张元济通过业缘和姻缘进入了一个迅速上升的轨道，而地缘关系则成为他所构建人脉的重要基石。传统中国的宗法制社会，宗族与乡党在人脉构建中有天然的联系。张元济身为浙人，通过科举及婚姻跻身上流，自然而然与江浙政学商界的头面人物发生联系，获得了成功助力，如岳父许庚身的庞大家族成员，及曾任军机大臣的王文韶，均鼎力支持。张元济虽为浙人，但出生和少年时期是在广东度过的，所以与岭南人物又有天然的亲近，粤籍政学商上层人士也成为其人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张荫桓、黄遵宪、梁启超等人。而晚清浙江、广东两地又多开化之士，对近代时局影响极大，张元济凭此而建立的部分人脉之能量自是非同寻常。
张元济因业缘、姻缘及地缘关系跻身上流。其初入政坛之时，清浊党争激烈、新旧矛盾尖锐。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受背后高人点拨，尝试与各种性质人物都相互往来。他在戊戌前后，奔走权臣之门，厕身士林之间，清浊新旧，无所不容，迅速建立起广泛人脉。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时期，与康有为同日受光绪帝接见，一度接近权力中心，最终虽被迫黯然离场，但他在一系列事功活动表现出来的出色个人能力，得到了李鸿章、张荫桓、孙家鼐等各方势力的接受。最终在朝廷重臣的羽翼下全身而退，自此将根据地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不仅得以巩固由业缘、姻缘及地缘产生的庞大且性质不一的人脉资源，且进一步扩张。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元济自此以上海为大本营，苦心经营政学商三界人脉，不再直接卷入政治核心斗争。他在上海执掌南洋公学后入股商务。商务印书馆本来以印刷为业，承印教会书籍居多。创办人夏瑞芳欲效法广智书局、作新社等机构，通过翻译日本的新书新报获利，事不成后向张元济求援。时逢蔡元培办理爱国学社，张就此问计于蔡。蔡元培道：“译稿既无用，不如弃之而编辑小学教科书。”张元济执掌下的商务印书馆自此以教科书出版为拳头，凭借在政府内的人脉，加之各色教育界领袖认同，迅速垄断教科书市场，由印刷作坊快速转变为出版巨擘，张元济声望亦随之日隆。
商务印书馆的兴衰，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张元济背后人脉势力的消长。因业缘、姻缘、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强大人脉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助力极大，但后期这方面的拓展与经营则更为关键。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元济通过编书、办报办刊等事功活动加强了与政学商三界不同性质人脉的联系，也适时地让背景不一的实力人物加入商务董事会，并聘请各有所长的学者加入该馆编译所。商务储才之众，流动之大，牵涉人脉之广，在晚清民国政学商界影响深远，茅盾甚至将其称为“变相的官场”。
茅盾当时初出茅庐，很是看不惯此类现象。但他自己正是托了这“变相的官场”之福，才得以进入商务印书馆。他于一九一六年北大预科毕业之后，母亲陈爱珠托其表叔卢鉴泉找工作，要求不进官场，不进金融界。卢鉴泉时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正苦于招揽财政部公债券业务无门，故极力推荐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闻此欣然同意并明确月薪二十四元，当时商务许多工人月薪只有二元。从茅盾自己及他所了解的一些商务进人内幕不难看出，商务当时养了大量“高薪而无所事事者”，正是与政学商三界相互渗透的缘故。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高级职员庄俞在《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一文中总结这类情况时有云：“本馆过去三十五年对于求人求事之两难状态，实有相当贡献。不特此也，本馆更与社会上优秀人才随在有密切之情谊，有才高望重，已有建树，而后入本馆负荷其文化事业之使命者，亦有在本馆尽力多年，而入社会主持政治、教育、文化、工商各种事业而成为一时俊彦者，此种关联，试一探索，颇饶兴味，稍知本馆情形者类能道之。本馆历史中之人才一章，固可因此增加光荣；亦可见三十五年来之人才之出于文化事业领域以内者颇多，此则值得欣庆者也。”庄俞这段论述，可谓知人知事。正是这种与社会优秀人才的相互交换，才使得商务得以日益蒸蒸日上，精进异常。然正因为张元济巧妙以文化出版事业为桥梁，将官场即政坛经验“变相”植入商业运作，才开创出一番“官场”外的新天新地。
张元济从政时间极短，但善于借鉴政界管理方法管理企業，所以在员工的眼中，商务印书馆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变相的官场”。然商务不仅是个变相的官场，也鼓励职员从变相的官场进入正式官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蒋维乔受蔡元培邀请，拟赴教育部供职，就此与张元济商量。张元济认为：“鹤处公私皆不宜，部事却有关系，似不宜却。”出版企业的高级员工进入教育部，对商务印书馆所产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其他正如庄俞所描述，由商务“而入社会主持政治、教育、文化、工商各种事业而成为一时俊彦者”不可胜数。
商务印书馆在五四运动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中，初期扮演了一个并不积极的角色。其领导人张元济的言与行尤为引人注目。由于问题意识的差异，前人多给予了极高之正面评价。如有研究认为：“张元济不仅指导了商务一九一九年后的改革，且坚定地支持五四运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五四时期张元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力求平衡各方势力的复杂多面形象。他在运动期间既放任馆员支持学生运动，又呼吁政学商三界要人约束事态；在响应同业公会号召抗议日本侵略的同时，还与日本文化企业秘密往来。这种复杂的历史面向正是张元济同时与各方人脉打交道的具体体现。
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在五四运动中虽慢一拍，但迅速调整了经营方针，凭借强大人脉扭转颓势重新占据上风，并在接下来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大放异彩。商务无论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还是践行文化的理念，在此类出版事业上与学术界的紧密合作，使整理国故运动得以蓬勃发展。过往研究指出：出版机构和学者之间的合作，其间固然有实践文化理想的成分在，但同时也涉及商业利益的考虑。就是在这种互惠互利的情形下，整理国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界的一股新热潮。这个分析无疑是准确的。就商务出版旧书卷帙最多者四部丛刊所获得的利润，张元济在一次股东会上承认：“此书发行两次预约，共销二千四百余部，收入有一百余万元。”这种义利双赢局面又极大地巩固了共同参与此次重大文化活动的政学商三界头面人物与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经济发展始终与政治形势相匹配。商务是一个以教育文化为主的出版企业，与政府中的教育部门自然联系最多。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汪大燮、严修、傅增湘、汤化龙、张一麐、汤尔和对商务都助力很大，当中非北洋系的蔡元培与商务关系最深。但即使站在狭义的角度理解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也不仅仅在于依靠中央政府教育长官的青睐，更多的在于与发达地区的教育长官、各种性质的教育团体及有号召力的学界领袖都有密切联系；从广义的角度看，则是张元济与同时交往的政学商三界的实力人物共同主导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北京政府，各派军阀相继执政，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但由于张元济广结人脉，所以总能够预流而动，或是在暂时不利的情况下积极应变以顺应形势，创造出商务印书馆自身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之后，张元济及时调整了企业战略。他虽然与蒋介石、戴季陶等国民党内主流实权人物关系较浅，但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又交往颇密。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事件”，就是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的执政当局，为打击政学商界长期与他们不谐的蔡元培、胡适、张元济为核心之异己势力而发生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被打击对象在当时享有崇高威望与丰厚人脉，政府做出严厉处分最终不了了之。自此之后，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停止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当其敏锐觉察到以他为首的老一代商务领导人与政坛主流人物关系愈走愈疏影响到商务发展时，经胡适介绍加以经年观察，在一九三0年力荐王云五出任商务总经理，其退居幕后主持大局，以配合政治形势的发展。然隐藏在背后的政学商人脉随时间推移愈发庞大。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除藏在金城银行的部分善本书外，商务总厂、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等商务在上海的有形资产几乎损失殆尽。由于战事正酣，张元济无法得知商务印书馆被毁的准确消息。国民政府中粤桂两系及一些非蒋系的代表人物如孙科、李宗仁、白崇禧、陈友仁、马超俊、张发奎、程潜、刘芦隐、梁寒操、黄季陆、熊克武等人恳请国民政府及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指责日本法西斯行为。国民政府也发表宣言，指责日本轰炸中国行政文化交通机关是践踏公法。其他政学名流，如李石曾、朱家骅、程时煃、任鸿隽、傅斯年等百数十人也纷纷致函或亲赴商务印书馆慰问。二月二十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通电全国，云日军炸毁我文化机关，杀戮无辜百姓，望举国上下团结一致，长期奋斗。北平学术界领袖胡适、蒋梦麟、丁文江、傅斯年、梅贻琦等人电谢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因日军轰炸文化机关及中国民居一事，向胡佛总统建议对日实施经济制裁。此时国内政学商三界大量头面人物对商务印书馆的声援，既反映出了国难当头，三界同仇敌忾的形势，也显示出了张元济乃至商务印书馆背后强大的人脉圈子。
清末三督岑春煊、袁世凯、张之洞分别被形容为不学无术、不学有术、有学无术。循此而论，张元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是个有学有术的风云人物。如果说蔡元培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在趋新之上的兼容并包，那张元济做事则是不分新旧、左右、内外的兼容并包。张元济将平生所学作用于人脉经营，谈不上千人千面，却将上下左右、新旧内外关系多处理得圆融无碍，其经营人脉的手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投机，而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所以称其有学有术。
但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与“术”之间的局面也不是时时匹配。正因为张元济的有学，而且是学问高深，所以在与人交往时，也容易被对方的有学所吸引，反之则容易产生距离。张元济与北洋各派势力多相处融洽，尤其是科举或新式学堂出身的实力人物，如徐世昌、张一麐，但与袁世凯之关系却始终若即若离；同样，张元济与革命党人及后来国民党的领袖相处之道也是如此，如与蔡元培、汪精卫相友善，但与蒋介石关系则不冷不热，甚至因为商务印书馆拒印《孙文学说》，张元济被孙中山不点名地斥为“保皇余孽”。商务中的某些学历不高的下层职员也觉得张元济“神气活现”，完全把普通职员当下僚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传统士大夫的立身宗旨，张元济的超越在于他在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短暂停留，虽未实施兼济天下的理想，但并不独善其身地冷眼旁观，而是不断扩充可利用资源、构建各方人脉，积极游走于体制内外、政学商三界之间，加之因缘巧合，通过变通非常之手段，既在政治之内，又在政治之外，获得了兼济天下的高度。
来源：《读书》
作者：黄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