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为什么离开新亚的一段公案?

钱穆离开新亚的一段公案

一九六六年返港到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渴望能够见到钱宾四先生,却很失望,只风闻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已经离开中大多时,在沙田隐居,其后不久,更听到他飘然赴台定居的消息。到底为何如此决绝,不但退出一手创办的新亚书院,更离开艰苦奋斗十数载于斯的香港,不顾而去呢?这谜团时时在心底翻搅,但始终不得其解,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方才得知一点头绪,那时宾四先生已归道山了。

初次瞻仰先生风采,是在此前十几年,我还在念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父亲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有一天他告诉我,钱穆先生要到学校来演讲,着我坐到大礼堂前排正中做记录。这是很荣耀也很令人兴奋的事情,父亲之所以把它指派给我,大概是因为我自小在国内长大,惯听南腔北调,可能适应钱先生的无锡口音吧。但他还是高估了我的能力,那篇记录支离破碎,最多只抓住了两三分大意,它对父亲主编的《自由人》半周刊,恐怕是毫无用处的,至于只懂粤语的满堂同学,更不免如堕五里雾中了。但这场演讲没有白费,因为钱先生的热诚、精神、风度感染全场,此后他的观念不时被谈论,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国史大纲》也成为大家经常钻研的读物。高中毕业之后,班上就有两位很有抱负的同学到新亚升学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钱先生的大弟子余英时回新亚书院出任院长。我们本来认识,随后又一同参加大学为改制而设立的“工作小组”,所以变得稔熟。那时徐复观先生在中大当研究员,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一九五八年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共同发表“中国文化宣言”知名。有一次英时兄请徐先生吃饭,我敬陪末座。席间谈笑欢畅,但不知怎的,徐先生话头一转,竟然讲起钱夫子和胡美琦女士当年谈恋爱的往事来,而且绘影绘声,有些话很不好听,英时兄措手不及,期期艾艾为老师辩解,场面顿然变得很尴尬。我试图打岔,也不得要领。那天晚上如何收场,已经无法记忆了。自此我才意识到,大家表面上对钱先生非常敬佩、尊重,却也有学者对他不满意的。九十年代英时兄发表《钱穆与新儒家》,初次论述他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也隐隐反映他们个人关系的距离。前几年劳思光教授到新亚书院来主持“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讨论钱穆与新史学、现代性、儒学等的关系,那就更不啻是一场批判,颇有操戈入室的味道,令人目瞪口呆。当然,此是后话。

在一九九八年九月间,台大中文系的何佑森教授忽然来电话,说要到香港看我,使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们当年在剑桥虽然认识,但此后绝少往来,也无缘碰头,此番何公不远千里而来,实不知有何见教。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在中环康乐大厦的锦江春饭店相聚,话匣子打开之后,他道明来意,说自己担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理事已经好几年,打算退下来了,希望我能够接替。我大吃一惊,因为自己对儒学素无研究,连入门都谈不上,如何敢当这样位置,所以只能婉拒,辜负他的好意。他似乎也不感到意外或者失望,稍为劝说之后就不再坚持,转而谈新亚往事,讲出一个令我不敢置信的故事来。

他说,钱夫子其实是被迫离开新亚的。钱先生将近二十年后在《师友杂忆》中有这么一段话:“新校长既来,召……三院院长每周开一联席会议,遇有异见,举手多数即通过。余与富尔顿、毛勤以前彼此讨论商榷之情形,今则渺不可得矣。余自新亚决定参加大学,去意亦早定。”言下之意,好像他离开新亚,全是因为不满最高校务会议的决策方式。但佑森兄说,此中别有隐情:某次会议上钱先生与大学发生了激烈争执,事后有同事怂恿他,必须以去就力争,不可妥协,因此,气愤之余,他未经详细考虑,就遽然呈递了辞函—但他本由新亚董事会聘任,故此辞函也只能上呈同一董事会。孰料董事会竟然不加慰留,随即照准,并且委派会中的雅礼协会代表面告钱先生说,以后新亚研究所的事情也不需要再劳烦他了!如此一来,通过近乎政变的手段,他被剥夺了在新亚的所有位置,实际上在这所自己一手创办,又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学校,被扫地出门了!而且,吃了这么一大个哑巴亏,他除了飘然远扬之外,还能够说什么、做什么呢?据闻他曾经誓言,从此不再和新亚有任何瓜葛,那正是由此深创剧痛而来。当然,十几年后形势大变,金耀基兄出掌改制之后的新亚,开宗明义第一大事便是设立以钱先生命名的学术文化讲座,并礼聘他回港主持第一讲,由是重新肯定他作为新亚创办人的地位。这样,当年的誓言自然也就再没有意义了。

听了这令人震惊不已的故事,心中涌起的第一个大疑问就是,何以新亚高层有人对钱先生如此之不满,要用如此非常手段构陷他、排除他,而校董会中其他当事人又居然会附和?佑森兄的解释是,新亚创办之初,师生生活困难异常,大家都在艰苦奋斗,此时钱夫子与年轻学生胡美琦虽然年纪悬殊,却罔顾物议,居然谈起恋爱来。当时道德观念还十分保守,此事惊世骇俗,顿时使得全校议论纷纷,大家深感不满,更有同学上万言书剧烈反对,恳请改弦更张。后来他们不顾险阻,几经曲折,终于得偿所愿,成为美满眷属,这一结合也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但事件表面上虽然平息,反钱情绪其实并未就此消除,只不过暂时隐伏而已。中大成立之后,新亚接受政府拨款,内部人事倾轧转趋激烈,终至与反钱情绪结合,于是借着钱先生与中大当局的冲突而爆发,最终导致上述非常变故。虽然这惊人故事只是佑森兄凭记忆讲出来,他的解释可能只是个人判断,但相信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有相当真实性的。我这样说,因为佑森兄是新亚研究所第一届毕业生,大家公认的诚恳笃实君子,钱先生晚年经常见他,力作《朱子新学案》也交他负责校对,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特地跑到香港来向我散布谣言。更何况,我曾经以此事求教于两位与新亚书院和钱先生都有密切关系的学者,而得到了他们的大体证实。

倘若如此,就免不了有第二个疑问,那就是当日钱先生在校务会议中生那么大的气,以致拂袖而去,乃至愤而辞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为了查明此事,我在八十年代初借着职务上的便利,曾经翻阅一九六四年的校务会议纪录,所得结果是:直至六月八日的第十七次会议,每会钱先生都亲自出席,但此后则由副院长吴俊升代表出席,到八月十一日的第二十四次会议,吴先生的身份更由“代表”变为“代院长”。这说明,钱先生一怒之下离开中大是在六月初,向新亚校董会正式提出辞呈则是在六月至八月初之间。其实,此问题在钱先生晚年编纂的《全集》第五十集《新亚遗铎》中有更明确的答案。该集载有他为了解释辞职理由所作的“新亚毕业典礼讲词”,文中注明,演讲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讲词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则是在二十二日。所以,他提出辞职并且得到批准,是在六月至七月初之间。

这样一来,我们自不免还有第三个疑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了他和大学之间如此重大的冲突呢?会议上的当事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但这问题也不难回答。当时中大各书院之间最严重的争执是人事安排,特别是讲座教授的委任,因为在英国制度下,每个学系只能够有一位讲座教授,而他的地位远远高出其他教员,对于系务发展和一切学术政策可谓一言九鼎,有最后决定权。因此各书院对于讲座教授的委任,亦即原来教师之中何人能够擢升此位,无不全力以赴,而大学校长又可能有意引进校外人才,因此要令群情翕服,可谓戛戛乎其难。在前述《新亚遗铎》中,钱先生还公开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上董事会辞职书”,其中详细列举的辞职理由,便全与张仪尊、杨汝梅两位的等级评定有关,而这点也可以在校务会议的记录中得到充分印证。最后,还有两个关键是需要补充的。首先,此信所注明的日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日”显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日”之误,否则便与前面提到的“毕业典礼讲词”自相矛盾了。因此,此信不可能是原始辞职函,而只是半年后的补充函件,因为不但日期不符,而且它开头就有“穆此次辞职,种种理由,向未对外公开,即董事会诸公亦都茫然来相质询”之言。这点相当重要,因为否则佑森兄所说,他呈递辞函后校董会径直接受,不加慰留的情节就不可能成立了。这样看来,钱先生虽然为了爱护新亚,在《师友杂忆》和《新亚遗铎》两书中将他的辞职完全归咎于与大学的冲突,但何佑森兄所透露的隐情还是大有可能成立的。

不过,真也罢,假也罢,实情也罢,猜测也罢,上面所讲,已经是超过半个世纪之前的事情,随着当事人一一离去,很快就要像特屈维连(G. M. Trevelyan)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如同鬼魂到了鸡啼时分,消灭得干干净净”,因此也行将失去令人惊骇、诧异的那种震撼力量,而成为客观历史的一部分了。此后能够长远留存,继续影响世人的,当是《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等著作吧!

作者:陈方正

来源:《读书》2015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