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不难，定论何易
多年来，神州大地以第一志愿报考高校历史专业的人很少，谈论乃至争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人却很多，如此反差，至今未曾引起注意。无论是高校校园的寝室文化与网络水军，还是街道餐桌文化与意见领袖的网络表现，想做业余历史学家的人不少，还常见把争论转为争吵，扭成一团打口水战，就像多数女生的篮球比赛，全场集中争一个球，争得滚成一堆，难舍难分。如果说在校的大学生年轻气盛，原本就容易发生争吵，那么，年龄不一的社会大众也不示弱，无论是窗友、旧识的单类汇集，还是混合型的餐聚，彼此除了交流阅读心得，补充历史信息，也容易引发口角之争。争论诸君最感兴趣的，一般除了近代人物的轶事趣闻，恐怕就是对某些重要人物的功过评价，也就是汉语词汇中的所谓“盖棺定论”，各显神通。北京的餐桌是如此，遥远的海外大陆华人圈也常常如此，还不能排除美国硅谷周围的工程师与科技精英，我在斯坦福就目睹过为评价某个历史人物的华人对阵，不欢而散。个中现象，俨然天下一式，似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 当疲于考试应付的中学生暂时搁置历史课程中的困惑之后，无论是非历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还是已经走向社会的各届毕业生或负笈海外的创业者，不管他们的业余历史阅读的投入如何，从中学到大学，从 “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到眼前的“中国近代史纲要”，他们都学过近代史，虽然大学政治必修课程的名称改得频繁，教学内容却大致不变，整理思路与结论也不变，他们对有关定论早已烂熟于心，确信与存疑者都有。当近代历史档案与海内外著述信息借助于互联网的便捷接连披露时，难免发生不同的认知反应，具备争吵的群众基础。
第二， 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影响及于千家万户，牵动芸芸众生的家庭命运与情感世界，恩恩怨怨，各不相同。当政治运动已成历史，历史的参与者与承受者围绕近代历史事件与相关人物的争论就在所难免，具备争吵的情感基础。
第三， 多灾多难的近代国史与今天的现实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时空关联，传统与现代的粘连与矛盾、国家与国家的互助与冲突、中西文化的渗透与排斥、民主与法治的艰难等现象，不因近代历史画卷的凝固而需从零开始，却以两百年一贯制的架势，轮番浮现在国人眼前，错综复杂，大有商讨与争辩的余地。显然，争吵的现实基础也不缺。
还有一个要素易为学界同行与读者所忽略，即近代国史研究与阅读存在某些难处，更能产生认知歧义。
首先，古代史的资料比较集中，而且数量不多，近代史的资料则相反，不仅汗牛充栋，而且十分庞杂。就研究而言，资料太少和太多都不是好事，太少就难研究，太多也挺麻烦，既要分清真伪，还要分清主次，二者都很费时。
其次，近代中国的复杂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欲期窥视近世历史的真相，清理脉络，也不那么容易。比如，晚清的历史不仅存在中外民族矛盾，还有国内的满汉矛盾;在中外民族矛盾中，不仅存在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还存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小农文明之间的矛盾，侵略者还是先进者兼强者，被侵略者却是落后者兼弱者，中华民族怎么走出困境，绝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理当坚决抵抗与反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晚清以降，由于中外差距的存在，战胜列强的希望渺茫，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给西方列强留下的规定，败国必须赔偿胜者的军费，未必能输得起，不战不行，战却失败，可谓两难。民国的历史作为晚清历史的断裂与延伸，也简单不到哪里去。满汉矛盾固然通过革命加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革命与民权建设作为反满运动的必然结果，却是突如其来，革命者自身的民主素养与民众基础都不够，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与诸多客观条件也很欠缺，只能是吵吵闹闹，好事多磨。
至于日、苏、美、欧等对中国的需求与渗透更是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敌、友两团可用可拒。五年前，我曾如实地感叹：仅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不能低估近代中国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难度。迄今为止，除了片面的阶级分析与“一分为二”的派性分析之外，究竟有多少学者能从政治学、法学的学术视野与方法入手，从浩如烟海的中外档案资料中，细致和深入地研究过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政治史，恐怕还是问题。特别是中外档案资料与外文报刊资料的多边运用，就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还与多种外语的阅读能力有关。在我们这一辈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学者都是屈指可数，指望掌握两门以上外语同时又具备坚实的历史学科训练的学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我们只有期待未来。还有，研究对象的政治阅历很丰富，政治经验很娴熟，甚至翻云覆雨，老奸巨猾，连孙中山、黄兴都不是对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者的书生谈兵之间的矛盾，历史场景的多变与乱象，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的主次、真假的清理与判断，盘根错节的人脉清理的难度，都是特别棘手而又无法绕过的要塞。不要以为近代政治史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也许真的只有无知者无畏。
第三，今人给前代修史，利益的牵扯与政治因素的干扰甚多，自古皆然，求实求真，谈何容易。
正是基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无论是近代史的阅读，还是研究，都很难轻松。如果指望对某个生命个体做出死者不知，但家属满意的历史结论，这样的“盖棺定论”恐怕只能在当代中国单位领导的悼词中去找，同严谨务实的历史研究结论无涉。而所谓盖棺定论，却是大江南北的国人所惯于期盼的。
“盖棺定论”一词，大致由唐代的韩愈开其头，明朝的吕坤定其型。韩公《同冠峡》一诗云：“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吕氏《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辄曰：“善恶在我，毁誉由人，盖棺定论，无借于子孙之乞言耳。”然若悉心推敲，不难发现，韩公并无“定论”之意，及至盖棺，人生事了而已;吕氏之“定论”，尤以“毁誉由人”为前提，并不确定。
人无贵贱，均有大限，如此平等，可谓奇迹，故盖棺何难？差别在于究竟是火葬，还是土葬、水葬、鸟葬、悬棺、坪棺。然而，由于看问题的视角或立场不同，掌握被评者的资料数量与质量不同，还有价值体系与评判标准的不同，每个论者顶多只有自己对某个认知对象的阶段性定论，而非一成不变的个人定论，群体的定论尤难，即便是职业性的历史研究者，基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存在，研究者之间见仁见智，求同存异，也是家常便饭，没有人去强求统一，汇集在定论的名目之下，专业之外的一般读者恐怕也难特殊化。
作者：郭世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