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背后：伦敦“双城记”
一场大火，让伦敦这个国际性大都市在经历多起恐袭事件后再遭重创，惨烈火灾背后是英国社会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是对英国政府安全监管不力的愤怒，是伦敦光鲜亮丽外表下涌动的暗流。格伦费尔大楼将成为伦敦天际线上一道抹不去的疤痕。
肯辛顿上演“双城记”
6月14日，在伦敦肯辛顿—切尔西区北部的诺丁德尔社区，一栋24层高的居民住宅突发大火，造成至少79人遇难和失踪。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发生后，工党党魁杰里米·科尔宾去现场探视后表示，“肯辛顿正在上演‘双城记’，南部是全国最富有的地方，火灾发生地则是全英国最贫困之地。”他形容这是“21世纪发生的狄更斯悲剧”。
在不久前公布的世界级城市排名中，只有两座城市入选“特等级世界城市”：伦敦和纽约。伦敦是与纽约并列的全球最大金融中心，是全球超级富豪最为集中的城市，也是英国经济的引擎。在欧盟15个最强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国家会像英国这样依赖一个城市。在伦敦强大的金融服务业以及巨大的信心掩盖下，则隐藏着英国社会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位于伦敦西部的肯辛顿—切尔西区（以下简称“肯辛顿区”）是伦敦这个超级城市最为显贵的地区，作为伦敦最小的自治市镇，其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却坐落着肯辛顿宫、哈洛德百货公司、布朗普顿圣堂、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肯辛顿花园等多个知名建筑。
这里同时也是娱体明星、社会名流、金融富豪们最为青睐的房产投资首选地。南肯辛顿地区坐落着多栋价值超千万英镑的豪宅，其注册持有人基本上是离岸公司，实际拥有者大多是来自俄罗斯、中东等地的富豪。中国富豪王健林2016年花8000万英镑买的豪宅，位于英国最为昂贵的肯辛顿宫花园大街上，距离格伦费尔大楼直线距离只有1600米。在这条大街上，每栋住宅的平均价格超出4100万英镑。
从肯辛顿宫花园大街往西北方向走上十几分钟，就进入格伦费尔大楼所在的诺丁德尔社区。诺丁德尔是英国最贫穷的10%社区中的一个，这里的就业率只有62%，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占比达到34%，其中有29%的儿童家庭面临失业，56%的家庭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中（这一比例在肯辛顿区只有25%），六分之一的家庭住房紧张。
除了诺丁德尔，肯辛顿区还有13个社区属于英国最穷的10%，同时又有30个社区属于英国最富有的10%社区行列。肯辛顿区有着英国最高的平均工资——12.3万英镑，但也有一半的人收入不到3.27万英镑，这种收入差距之大也是英国最高的。
除了收入鸿沟，肯辛顿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英国最高的，女性预期寿命可达到89.9岁，而位于肯辛顿北部的一些贫穷社区（如戈尔本、达尔加诺），人口预期寿命比该区的富人社区要少12岁。
格伦费尔大楼一方面撕下了贫富差距悬殊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又展示出这座城市的多面世相。许多伦敦富人打开家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幸存者;在为幸存者捐赠的物品中，不乏拉夫劳伦、普拉达、古琦等奢侈品牌的衣物。但是当伦敦金融城出资在肯辛顿的黄金地段买下68套公寓以安置格伦费尔大楼灾民时，住在这里的原有居民却发起抵制这些“廉租房”居民，认为这些灾民“不劳而获”就能获得高档住房，自己却要支付上万英镑管理费。
被遗忘的公共住房
虽然伦敦不像里约热内卢、孟买这些城市一样有比较集中的贫民窟，但不代表这座城市就没有穷人了。英国政府把穷人安置在如格伦费尔大楼这样的高层建筑中，政府收取廉价的房租，让穷人可以与富人和中产同享高档社区服务。但这种看似和谐的表象下，掩盖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裂。
伦敦有两类高楼，一类是近年来新建的豪华公寓楼，如2016年竣工的3号商业广场，有60套公寓，最便宜的一居室公寓价格达到100万英镑以上。另一类是上世纪50—70年代建造的公共住房，也称为廉租房，主要供低收入者居住。肯辛顿区有将近1万个公共住房物业，由肯辛顿—切尔西租户管理组织管理，该组织也是英国最大的租户管理组织。格伦费尔大楼就是1974年建成的公共住房，有120套公寓，可供至少600人居住。
一个世纪前，英国是公共住房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认为政府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安全可靠的住房。1890年，英国议会授予政府兴建公共住宅的合法权力。此后几十年，保守党和工党政府累計建成了数百万套公共住房，至1979年，英国有42%的人住在公共住房里。1979年至2013年期间，有160万套公共住房（约占三分之一）被出售，同时公共住房修建数量则急剧下降，如今只有8%的英国人居住在公共房屋里。
伴随公共住房数量下降的是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20年来，伦敦房价涨了6倍，租金上涨更快。专家预计，未来5年，伦敦房租将上涨25%。伦敦的租房比例是英国最高的，肯辛顿区的租房成本接近每月4000英镑。高昂的住房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也使住房冲突公开化。卡梅伦政府就曾考虑放开私人资本，在该国住房长期紧缺的地区建造更多的住宅。伦敦一部分低收入住房运动人士，正在抗议城市剩余的公共住房被卖给开发商。不久前伦敦大学学院学生因抗议学生宿舍条件太差、租金太高，发起了罢课活动。
由于公共住房大多租给了穷人、新移民、少数族裔，这些弱势群体根本无力对抗房屋拥有者。原本是帮助租户提高其对住房控制权的租户管理组织，更多地站在地方政府和特权者一方，不是真正为居民而是为房东利益服务。虽然有一些住户可以加入管理委员会，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要注意哪些住房问题，对租户管理组织与房屋所有者（即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分工也是一头雾水。尽管在格伦费尔大楼火灾之前，就有报告显示大楼存在火灾隐患，但肯辛顿—切尔西租户管理组织并没有重视。它不是从实际问题出发，以解决大楼的安全隐患为目标，如安装自动洒水装置、火灾报警器等，反而为了迎合肯辛顿区高大上的门面工程，对格伦费尔大楼的外观大肆进行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灾难的发生。
英国自动消防喷水灭火协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格伦费尔大楼改造安装自动喷水装置，平均每户费用为1150英镑，整栋大楼总共所需也不过13.8万英镑，远低于大楼外观改造所花费的1500万英镑。
公共服务外包带来隐患
24層高的格伦费尔大楼，短短4个小时内就变成人间炼狱，被大火烧得几乎只剩下一个框架。很难想象，这等惨烈的火灾会发生在伦敦这样一个“特等级世界城市”，外界开始质疑伦敦消防的救灾能力。
很多人将矛头指向前伦敦市长、现任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约翰逊本人就住在肯辛顿区，从2008年到2015年间，他下令陆续关闭伦敦10个消防局，砍掉27台消防车和600个消防员岗位，“节省超过2800万英镑”。他曾在2009年写到，“健康与安全恐惧让英国成为愚蠢至极者的避风港。”2014年，时任住房部长、保守党议员布兰登·刘易斯如此表达保守党的立场：“让灭火系统有效地市场化，鼓励民众更多地安装灭火设备，是消防行业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
在中国，消防安全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其提供者以公安武警消防部队为主体，经费通常由公共财政支出承担。但是在英国，消防服务却是外包的，也就是说政府将公民安全交给市场去运作。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公司，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的财政紧缩政策有很大关系。长久以来，英国政府就奉行紧缩政策高于一切。肯辛顿区虽然有高达2.74亿英镑的应急基金，但要动用这笔钱，需要得到英国政府、保守党和工党最高层的批准。
1979年至1990年间，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率先削减地方议会资金，鼓励本地服务外包。英国学者和记者托尼·特拉弗斯称之为地方政府的“11年战争”。1997年至2010年，新工党政府也曾宣布，“我们现在都是撒切尔”。21世纪头十年，英国地方政府85%的支出由中央政府决定，这一数字大大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60%。
2010年英国国债超过1万亿英镑，仅债务利息的开支就占政府开支第6位，超过交通、安保（包括警察与消防）等支出。2010年英国大选保守党上台，时任首相卡梅伦推出大规模紧缩政策，当时由特雷莎·梅主管的内政部开支就被削减了四分之一。
自2010年以来，英国地方当局的支出已经下降了37%，预计未来几年将进一步减少。其中部分用于建筑物整体检视（以确保建筑物符合基本标准）的住房服务预算，在同一时期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一。2012年，社区与地方政府办公室（英国主管城市规划的现行机构）向地方议会发放了一本小册子，名为“50种节约方式：地方政府合理节约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从福利骗局中抠钱”、“出售公共服务”、“停止政府文件翻译成外文”、“从私人广告中谋利”等等。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英国警察与伦敦消防队的开支也大幅削减。2015年伦敦政府的报告还指出，在大幅裁员和关闭消防局后，伦敦的火灾威胁并未增加。但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则给伦敦的消防安全敲响警钟，将公共服务外包以及对地方财政的严控，致使国家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
肯辛顿社区委员会成员皮尔格林·塔克称，大火是英国政府长期忽视穷人造成的悲剧，“格伦费尔大楼里住的不是什么有钱人，所以被视若无睹，如果政府认真管事，负起责任，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缩政策，以及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原属于保守党传统地盘的肯辛顿区也选择了转向。当越来越多的海外富豪涌入肯辛顿，该区选民纷纷将选票投给了工党。在今年6月初的大选中，工党议员艾玛·丹特·科德帮助工党首次赢下肯辛顿选区。丹特·科德表示，伦敦的规划必须优先考虑居民的需求，而不是为开发商赚钱。但是还没有等到科德上任改变这种局面，格伦费尔大楼火灾已然发生。
作者：龚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