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九月初五,一帮风尘仆仆的客人,来到北京城店户高银山家投宿。领头的两位名叫傅习和刘友德,同行的还有衙吏胡礼和傅习的宗亲傅雄、傅桂枝二人。傅习、傅雄等三人来自四川成都府附近的新津县,而刘友德来自眉州,他们是为四川织染局解送绢匹到京的匠户。

何谓匠户?明朝立国之初,大致沿袭元代的户籍制度,按职业类别,将全国人口分为民、军、匠等户种,凡以手工业谋生的,大都被括入匠户(军户中也有匠户,称作军匠)。同时规定,匠户“役皆永充”,匠役遂成为世袭的营生。匠户又分轮班和住坐两类,前者每隔一至数年前往京城或指定地点服役一段时间,而后者则固定在京城、省城等地的官办作坊服役。傅、刘等人属住坐工匠,以织造绢匹为业,统归四川布政司所属的织染局管辖。作为住坐工匠,他们每年必须织造一定数量的绢匹上交织染局,又需轮流解送本局绢匹到京城的承运库缴纳,而这正是他们此番进京的目的。

傅、刘等人本该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承担解送的任务,但本年四川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此一直没有上路。嘉靖二十八年,方在织染局的敦促下,启动解运程序。明代的解送任务是项繁重的负担,负责解送的民众,亦即当时所谓的“解户”,因此倾家荡产者是常有的事。拿四川织染局的解运来说,衙门只提供额定的运费,解户在解送期间的盘缠及相关衙门胥吏的需索,都由解户自己掏腰包。傅习等在得到本局的通知后,开始着手筹措盘缠。按照老祖宗立下的规矩,解运的盘缠共计一百两,由本户的各个家庭分摊。由于有的家庭拖欠,傅习出发前总计收到近九十两白银。这是嘉靖二十八年年初的事。

本年三月,傅、刘二人收完本年绢匹四千五百一十六匹后,上报织染局,织染局再呈报布政司。布政司按往年的规例,动支库银一百六十二两,作为“水脚”(运费)和备办木料、卷箱、扛架等解运器械的费用。待傅、刘等备好解运器械后,布政司又会同按察司,将上述绢匹并运费交由傅、刘等领解。最后,傅、刘等前往抚按衙门挂号。一切办理停当,他们便从成都城东的锦官驿启程前往京城。

从成都到京城,有水路、陆路两种走法:陆路是经过陕西,路程较短,仅四千三百一十里,但需走栈道,路小而险,且运费高;水路是走长江、运河,路程迂远,比陆路长一倍多,但运费较廉(综合《寰宇通衢》《一统路程图纪》的记载)。可能由于解运的物品较多,走水路便宜,傅习等选择走水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长江上游滩多道险,他们在启程之时,特地备办了猪、羊、鸡、酒、香、纸等,“烧祭开舡”,此后又陆续在嘉定、云阳、瞿塘、新潭、黄龙庙等处办叁牲、香纸等“烧祭神福”,祈求平安到达京城。

傅习一行自四月启程,九月初五才抵达京城,费时近五个月。到京城后,首先是投店住宿,并租房安顿运来的绢匹。接着是到工部挂号,再将绢匹送到承运库验收。承运库是明代内府的主要仓库之一,各省解送的绢匹就在此处缴纳。在此期间,傅习等打听到,到承运库办理缴纳手续前,必须先行交纳数百两的所谓“茶果”银,这大抵是送给仓库主管的见面礼。于是傅、刘等设法凑了白银二百七十四两,赴承运库缴纳。十二月初二,傅习因盘缠不足,先行返乡。次日,傅雄等前往承运库缴纳绢匹,但承运库验出内中有两百余匹不合格,责令掉换。傅雄等只好花钱设法就地到商铺掉换好绢。最后于次年二月十九日再次前往承运库缴纳,实收后赴工部销号、领批,方才打道回府。从路程推断,他们返回新津的时候,肯定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历代判例判牍》第三册,313—317页)。

在明朝的那些岁月,因当差而外出奔波的,绝不限于傅习等匠户。明代三大类户籍中,民户、军户跟匠户一样,或需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或需前往他乡服役。朱元璋在设计财政体制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力求不跟货币打交道,因此衙门的各种杂役和公共工程的修建,都采取佥派差役而不是征税的办法。衙门的各种差役,举凡钱粮的解运、地方治安的维护、衙门杂务的操办、监狱的看守,乃至木柴的砍伐、柴炭的搬运、河道的修治、仓库的修葺、物料的搬运、官物的运输、公文的投递、运河水闸的开启等,都从民户中间佥派。这些差役的服役地点,多半是在县城或附近的乡村,被佥派的民夫,离乡而不必离土。但钱粮、物料的解运就不同了,明初没有商业性的物流机构,原则上也不可雇人代役,这档子事还非得由被佥派的民众自己来完成。到了明中叶后,漕运改由卫所解运,大多数民户才从这项繁重的徭役中脱身出来。

说到钱粮、物料的解运,明初建立了一套看似古怪的制度。这套制度的古怪之处,是税收的上缴和财政的下拨,无需由户部经手,而是由税收的征缴单位,将户部额定的划拨经费,直接解送到财政使用单位。背后的考虑无非是为了节省来回京城的解运费用。但问题在于,对口的经费使用单位经常不止一个,这就意味着,征缴单位必须派人分头承担解送任务,因此,非但民众不一定得到实惠,反而出现相当荒唐的做法。比方说洪武末年,五千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五千个纳税人户,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五千名军士的家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151页)。这种做法无疑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凡被佥点负责解运的粮长和里甲户,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醒世恒言》有个故事,说的是张廷秀逃生救父的事,谈到张家祖上是个粮长,结果这个差役“坏了人家”,搞得张家倾家荡产,到张廷秀祖父一辈,“已是寸土不存”,还是无法摆脱这个要命的差役(《醒世恒言·张廷秀逃生救父》)。

军户的总体待遇就更糟了。明初的兵源,来自被括入军户的民众。像匠户一样,军户也是世袭的。军户所占比重,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如福建)相当于民户丁口的一半(《闽书》卷之三十九)。为防止军人开小差,他们一般被调到外地服役,因此,他们不得不抛下妻小,到数百里乃至数千里外的卫所当差。更麻烦的是,这些阿兵哥不但要义务为朝廷站岗放哨,连路上的盘缠、服役期间的衣衫等,都需自行筹措。若是死于服役的卫所或前往卫所的途中,衙门会前往原籍地勾补。为了保证充足的兵源,朝廷还规定军户不得脱离原来的户籍,不得自立门户。但军役如此繁重,军人开溜的现象自然还是时有发生。

说明代不少民众活得很苦很累,不是要帮他们倒苦水,而是希望借此指出,明代虽以农业立国,乡村人口占了很高的比重,但明帝国的子民,却未必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很少跟村外世界打交道。理由是,明初建立的那套户籍赋役制度,在客观上为民众的空间流动提供了驱动力。换句话说,明代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为了完成衙门的差役,被迫离开家乡,出门远行。从这个角度看,明中叶开始实行的各种赋役改革,尤其是十六世纪中后期各地推行的“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通过将赋役折纳为银两,以物的流动减少人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将民众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中解脱出来,其影响应该说是革命性的。此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但毕竟已经大不如前,商业的逻辑冲淡了制度的逻辑。在市场供需驱动下的空间流动,成为那个时代空间流动的主要形态,利润和生计成为驱动民众出行的主要动力。

笔者的老家福建,素来山多田少,不少地方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为了谋生,经商的人很多,明人张瀚就称闽人“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松窗梦语》卷之四),他们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很大的。特别是泉州人和漳州人,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濒海优势,唐宋以来就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到了十六世纪,更不惜违反朝廷的海禁政策,利用厦门对岸的月港等港口,与东来的欧洲人做生意。明后期在帝国境内流通的白银中,数千万两是来自南美和日本,它们多半是由闽商经手,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港口进入中国内地的。为了与官兵对抗,在海上立足,他们甚至进行军事化,组成亦商亦盗的武装商业集团,泉州安海郑氏集团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

郑氏集团的缔造者郑芝龙,早年随母舅前往澳门经商,在跟葡萄牙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而且与他们建立了生意网络。不久他去了菲律宾。后来加入李旦海盗集团,李旦死后,接替他的位置,成了这个集团的头领,逐渐成为左右东南沿海的主要势力。郑芝龙之子郑成功跟父亲一样,不仅是个空间穿越者,也是个文化穿越者。他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为日本人。他继承父亲的事业后,继续与日本人和欧洲人做生意,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建立了半独立的海上商业帝国。满人入主中原后,郑成功曾多次与清军交锋,失利后,遂攻略台湾,赶走荷兰人。一六六二年去世前,他派遣使者前往马尼拉,威逼西班牙人俯首朝贡,并打算发兵攻打他们。要不是由于猝死,郑氏很有可能建立一个规模不小的海洋帝国,那么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该会是另一番模样吧?

当然,在明清中国内地执商界牛耳的,是徽商和晋商。明末福建人谢肇

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五杂组》卷四)徽商与晋商的崛起,一方面固然与商业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却也与朝廷的典章制度有剪不断的关系。他们赚到的第一桶金,来自朝廷推行的“开中法”。明代为防止蒙古人侵扰,在北方边境驻扎重兵,合称“九边”。为了解决九边的军粮问题,朝廷出台了一个政策,凡将粮食运到边地者,可获得朝廷配给的盐引,获得盐引后,就可到指定的盐场卖盐,这就是所谓的“开中法”。不少徽商、晋商就是利用这一制度契机,赚得盆满钵盈,成为称雄大江南北的商人群体的。因此,如果说闽商多半在朝廷体制之外运作,徽商和晋商的经商之道,则相当注重与衙门的合作。

对这种空间位移的体验,是甜是苦?明清时代经常远足的人中,士人是值得注意的一群人。为谋取功名,他们必须到省城和京城赶考;求得一官半职后,因任官回避制度的规定,又必须远走他乡赴任。其中有游山玩水的雅兴的,人数可能固不在少,但一路上舟车劳顿不说,若是遇到盗贼,还可能丢了性命,因此,他们对远游的感受大概是很复杂的。普通民众既无士人的雅兴,又无富商巨贾购置“鲜衣怒马”的本钱,他们对逆旅的感受,可能还是比较苦涩的。明清小说中,便不乏对行旅辛酸的描绘。《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这样描述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路鸡犬惊安寝;

…………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逢。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苦也罢,乐也罢,不管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还是来自养家糊口的压力,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民还是离开了熟悉的故土,远走他乡。

当然,明中叶赋役改革后,强制性的空间流动已不再重要,远走他乡的人,在乡村毕竟不多见。为数更多的,是出门三五天的乡民。同样是徽州,腰缠万贯、几年不返乡的行商大贾自然不乏其人,但不时外出做小买卖的普通乡民,恐怕才是大宗。徽州婺源县,是个山多田少的地方,“每一岁概田所入,不足供通邑十分之四”,于是乡民“并力作于山”,“收麻、蓝、粟、麦,佐所不给”,并“以其杉、桐之入”,贩卖到毗邻的饶州和休宁,“易鱼、稻于饶,易诸货于休”,看来在这样恶劣的生态条件下,不做点买卖是无法过日子的。加之婺源没有贩卖官盐的盐栈,普通乡民必须前往休宁县买盐,他们“挑负诸土物逾岭零星贸易,价溢而劳瘁倍之”,由于路上辛劳,“故穷僻村氓,多食淡者”(光绪《婺源县志》卷三)。这些乡民行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过去我们无从考究。所幸近年发现的晚清当地乡民所记排日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关键史料。

排日账主要记录日常行事和来往账目,是介于账簿与日记之间的一种文类,且多半为乡民所记,不消说,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笔者搜集的十三册排日账,是婺源一家程姓农户祖孙三代所记。程家种了几亩水、旱田,又在山上采山货、种茶叶,还经常外出做小买卖。他们活动的范围,往东到达浙江境内的开化县,往西到达江西境内的德兴、乐平等地,活动半径达到两百多华里。程家频频造访的地域范围稍小,西起婺源西乡的市镇赋春,东至休宁东乡的重镇屯溪(今黄山市),活动半径也有一百多华里。太平军到来之前,程家从事的一宗买卖,就是到休宁、婺源边境的溪口镇买盐,挑到他们生活的婺北地区以及西乡贩卖。有时他们甚至穿越省界,进入江西浮梁等地贩盐,这已算是贩卖私盐的行为了。婺源西乡与毗邻的浮梁县,盛产鱼、米和油,程家在这一带卖出盐巴后,就地购买这些货物回家,这样来回都不打空。太平天国运动被扑灭后,程家又时常做挑夫,帮婺源重镇清华的茶行,挑茶到溪口一带贩卖。从程家的个案看,普通民众离乡出行的主要动因,早已不是为衙门当差,而是为了养家糊口了。

其实,说程家出行完全是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全对。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七月,程家的户主程发开到休宁县城卖葛粉,葛粉出手后,跑到歙县拣日子。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闰七月,他的次子程允亨前往歙县看病。次年八月,又利用到屯溪贩卖黄精的机会,顺道到休宁县城看病。程允亨媳妇的娘家,在二十华里外的一个休宁小山村。程允亨经常到这个村子走亲戚,有一次到那里观看目连戏,流连忘返,接连住了四五天。还应提到的是进香。程家进香地点主要有三处,一是村子附近半山腰上的金刚岭,一是村东的山峰高湖山,一是休宁西部的齐云山,其中以齐云山最为重要。

齐云山古称“白岳”,是明清时期江南一带的真武崇拜中心,其地位仅次于武当山。据排日账记载,程允亨父子共前往齐云山进香五次,年份分别是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和光绪七年,每次往返时间都是四天。他们途经的路线和在山上参与的活动,在账中基本上没有留下记载,唯有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的进香活动,稍微留下了一点信息。此年九月二十三日,“己上齐云山拜老爷,溪口歇”,说明程家前往齐云山进香,取道溪口,并在溪口休息一夜,老爷,就是真武,又称玄天上帝。二十四日,“己溪口上齐云山拜老爷”,当晚应该在山上的道观过夜;二十五日,“己齐云山拜老爷打醮,下山回转庄前歇”,这是第三天,当日在山上打醮。他们还会前往山上各处重要的道观烧香、求签,账中夹带的几张诗签就是明证。此日仪式结束后下山,在庄前休息。二十六日,“己庄前拜老爷回家下马”,这是第四天,从庄前返回家中。

进香之旅持续时间不长,但对明清时期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作为一种宗教活动,进香为普通民众体验超自然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再者,不少进香中心为招徕远方的香客,提出“照远不照近”的说法,说是香客的家乡越远,获得的庇佑越多。这种说法无形中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群拉入同一个社会文化空间,从而为普通民众观察、接触、认知来自其他地域的人群,走出他们的身份、职业、地位加之于他们的生活空间的诸多限制,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不管是强制性的空间流动,还是自发性的空间流动,从来自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从事不同职业的傅习和程允亨身上,可以窥见一个我们不怎么熟悉的传统中国。面对这个陌生的中国,笔者不禁想起费孝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传统中国的“本色”是什么?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指出,传统中国村与村之间的关系是“孤立、隔膜”,这是因为,乡村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民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造成“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因此,他们“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但事实上,不管是由于时代和制度造就的客观条件,还是出于他们自身走出小地方的主观诉求,像傅习、程允亨这样的普通民众不单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频频走出他们生活的小世界,时常与村外世界打交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乡土中国,有多“乡土”?

作者:刘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