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为何总是被误读?

上海人为何总是被误读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抠门、崇洋媚外,其实,上海人远比那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上海人被轻视并非是骨头软,而是骨头硬,鲁迅也是亲见左联的新上海文艺青年如何在龙华就义的:“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三代上海人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同的剪影:张爱玲笔下潮湿、暧昧的上海气味;斤斤计较,精于算计又布尔乔亚的二代标签;以及如今阳光、坚定、幽默的新一代上海人。

上海,或许是中国被误解最深的城市。在外地人的言论里,上海充满了商业社会的精明狡诈,以及浮华躁动的冷漠。而上海人,则总被说成精于算计、爱面子、小资、娇气……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人的描述和评判,尤其是在北方的强大媒体话语权力面前,上海人是沉默的。这种沉默让人觉得上海人很怂包,但是从理性上看,这种沉默也可能是文明的、温厚的。

荧幕上,巩汉林演的叽叽歪歪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很是深入人心。其实,上海男人并不缺乏雄性和优雅。而那些从弄堂走出来的端庄婉约的上海女人,则可能是浪漫上海最美好的代言人。

那么,谁在误读上海人?或者说,为什么上海人总是被误读呢?

被误读的上海人,复杂的上海人

一些外地人编段子说,对上海人最好的夸奖就是“你不像上海人”。可见他们对上海人的评价,实在不怎么好。

上海人太精明,事事精打细算;他们爱扎堆,一群人用全国人民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歪歪;他们崇洋媚外,总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他们布尔乔亚,擦脂抹粉妖娆妩媚;他们排外,他们歧视乡下人……总而言之,他们很坏,很不适合一些批评者的口味。但是在另一方面,批评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归有些酸溜溜的。因为上海姑娘俊美、楼房高大、器具精致典雅、人们彬彬有礼……总之他们生活得让批评者艳羡和妒忌。

其实,上海人远比那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

有人说上海人精明,但上海人的精明,无非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主动侵占他人好处的事情,上海人做得未必多;有人说上海人抠门,但上海不但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源地,而且在建国后的灾难捐款中,人均捐款数肯定名列三甲;有人说上海人猥琐,然而今天中国体育明星中,形象最健康的姚明、刘翔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而文艺界绯闻最少的孙俪,则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小囡囡;还有人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却不想想,从英雄钢笔到江南造船,中国近代的民族品牌不但大多产生于上海,更是上海人心头的骄傲。

北方人经常笑话说:上海人叽叽歪歪,两个大男人在公交车上为屁大点事能吵一路,“在俺们这,早拎着砖头脑袋开瓢了”。从血性上看,上海人当然很怂包;从理性上讲,则是相对文明的。

有外地人总是说:上海人如何爱钱、如何势利。但批评者却忘记了,上海是中国最早提倡自由恋爱、取消婚姻彩礼的地方。那时候,大多数地方的新人们,还在为彩礼闹红脸。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人的描述和评判,尤其是在北方的强大媒体话语权力面前,上海人是沉默的。但另一方面,上海人又体现着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人因为巩汉林的丑化去掌掴巩汉林的脸,他们依旧过着自己市井小民的日子。

15年前,笔者在上海城隍庙文具批发市场买文具,结果把通讯录丢在一个文具摊上。一个星期后,我找到了这位摊主。他说着很笨拙的普通话,那种学说普通话的声调更像一个孩子。他从一个信封里拿出我的通讯录说,“我已经按照号码给你同学打过了,他们说你上课去了。我正准备给你邮寄过去”。我的同学说:“你又打电话又邮寄,不亏大了”。那个上海男人有点腼腆地说:“做生意是做生意,做人是做人嘛。”

这就是上海人。在他们身上,不断融合商业社会的精明、理性,却又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优雅、仁义。

2010年,上海静安区一栋居民楼发生火灾,58位市民殒身火海。灾后第七天,按照传统“头七”的习俗,是亲友们拜祭悼念的日子,这一天,上海10万市民像哀伤的河流流过火灾现场,鞠躬、献花,相互抚慰和鼓励。类似的灾难在中国许多城市发生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城市的市民如此有规模地、自发地去悼念另外一群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文明理性的城市光芒,让上海充满温情。

也是这一天,让每个上海人明白,在锅碗瓢盆的日常琐碎中,大家已经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而不是那些被误读的表象。

优雅的男人、美丽的女人、硬骨头的文人

在全民狂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巩汉林演的叽叽歪歪娘娘腔的上海男人形象深入人心。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上海男人了。其实,上海男人不缺乏雄性和优雅。

90年代,独步罗布泊的勇士余纯顺就是上海男人。他完成了人类首次孤身徒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全程。1996年6月13日,在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的壮举时,余纯顺不幸在罗布泊西遇难。面对这个充满雄性气质的男人,你还说上海男人很娘们儿?

许多年前,孙道临在《早春二月》中一袭蓝长衫,迎着初放的桃花,很随意地将围巾向后肩一甩,透射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的英气。这个动作曾经风靡全国。很多年之后,无独有偶,陈逸飞在水乡周庄的写生照片,也是围了条围巾,神态和孙道临何其相似。有一天,我甚至发现,陈逸飞、余秋雨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大多数上海知识分子有着惊人的一致:语速慢而清晰,注重细节,擅长演说和讲故事。他们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他们关注细节,善于描述。因为,他们逐渐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优雅、温和的认真讨论,是问题和逻辑之上的规则。

而香港世联顾问集团的董事长,前博雅公关香港和中国区的主席林乃仁讲述起他对上海人的印象,有一个故事在上海媒体中广为传播——

2000年前后,林乃仁给今天上海的地标建筑群“新天地”做公关。为了解社区的历史和文化,他去准备拆迁的石库门房子做访问。其间,林乃仁和一位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聊起家常,大约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为了与老房子合影留念,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给她拍张照片,林同意了。但老太太提出:等我半小时。林乃仁很诧异,香港人惜时如金,他内心虽然不愿意,但还是答应了等她。

半小时后,当老太太出现在林乃仁面前的时候,林乃仁震惊了:老太太已经换上一身鲜艳的旗袍,发髻梳得一丝不乱,唇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这就是上海女人啊!林乃仁向周围的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唏嘘不已。上海女人爱美,但是爱美有错么?上海女人小资,小资有错么?

上海的男人与女人从骨子里散发出的从容与优雅,捍卫着传统文化的自尊,这一切也都在上海文人的笔下蔓延,但似乎人们对上海文人的评价却并不怎么善意。

上海文人骨头轻、骨头软好像是一个固定印象了。但事实上,上海文人不但骨头不软,而且在历史上还是有名的硬骨头。

鲁迅在京沪之争中,就曾经说过:“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

可见,上海人被轻视,并非是骨头软,而是骨头硬,而鲁迅也是亲见左联的新上海文艺青年是如何在龙华就义的:“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上海文人骨头硬,是因为在他们背后站着硬骨头的上海人。历史上原属江苏,今隶上海的嘉定人在清朝初年,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硬气,以致嘉定三屠,数万百姓殒身血海的悲歌,更是民族气节的明证。及至现代,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人誓死抵抗、同仇敌忾的情形已经彪炳史册。

上海人,远不是你我通过传媒,通过他人之口,或通过三五日的停留所得知的那样“羸弱”、“算计”、“小家子气”,这群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脾性和生活方式。

三代上海人的剪影

虽然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但人们说起“上海人”,往往还是指上海开埠以后的居民。从那时起,上海已有150多年历史。在这150多年中,一辈一辈的上海人新陈代谢。从时间上来说,显然不只三代人,但从生活形态上来讲,他们可以分为三代人。而要了解上海人,有三个路径可以进入到上海人的内心,那就是:城市的历史、家族的历史以及市民的普遍价值。

第一代上海人是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在潮湿、暧昧的空气中,紧身的旗袍裹了妙曼的身段,飘着香水的气息,以及西装中裹着的精细盘算的欲望。

那时候的上海不排外。上海人排斥的是那些没教养、没文化、没财富、没能力的人,无论肤色地域。所以,海纳百川,靠拼搏奋斗,十里洋场的上海就是一个大舞台,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欧洲的流浪者、中亚的犹太人、白俄的贵族、太平天国的江南地主、河南苏北的洪灾难民都汇集在上海,又悄然淹没着它的历史。

当经济权利变化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企业先公私合营,后来又收为国有。第二代上海人开始了靠工资生活的日子。在19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上海人除了工资不会有别的收入,尽管他们在当时显得优越,但主妇们却不得不靠38块钱工资,螺蛳壳里做道场,处处精打细算,时时分毫必争。而男人们甚至不得不学习打毛衣、踩缝纫机,除此之外,他们很难有其他方式养活父母儿女。

上海人成了真正的无产者,不靠指头缝的抠抠掐掐,他们的日子实在没法活。

也正是这一代上海人,给人留下了斤斤计较,精于算计的印象。另一方面,这一时代的上海人给人的印象还有香皂味、干净、小资和娇气,他们被鄙视为“布尔乔亚”。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在这个舞台上,上海人很少自己做主人,他必须不断地变化,来面对新的主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鬼子、美国大兵,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恣意妄为过。

这是上海人的土地,但不是他们的舞台。有人批评上海人的政治冷漠,已故上海记者曹小磊说:上海人不是政治冷漠,而是他们实在见识得太多了。

上海人是天生的经济动物,他不是被别人计划的螺丝钉,而是在市场和商业的大潮中拼搏的弄潮儿。

1990年代,“有了股票的上海人”开始恢复自信。到2000年后,上海人大规模地拥有私人住房,这种自信则更加强烈。随着浦东的高楼迭起,上海的自信也迅速恢复。

作者:朴抱一

来源:《环球人文地理》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