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塑造的后瞻性
二0一三年，美国密苏里大学一位不太有名的历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出版了一部新版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Karl Marx： A Nineteenth-Century Life， New York： Liveright， 2013），甫问世即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重塑了一个能从书页里跳出来的传主”。当马克思还在世的一八六九年，恩格斯已为他立有一篇小传。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有关马克思的传记和评传产生了不知凡几。西方出版界对马克思生平的研究记叙之详，甚至导致近三十年来的马克思传记写作脱离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套路，如弗朗西斯·维恩初版于一九八九年的《卡尔·马克思》只偏重其流亡生涯和逸事，玛丽·加布里埃尔二0一一年的《爱与资本：卡尔和燕妮·马克思与革命的诞生》只偏重其家庭生活，它们都不再多谈传主早期的人生轨迹。斯珀伯的马克思传记再次返回到“从摇篮到坟墓”模式，但作者有信心说此书不会是另外的一本老生常谈，因为他使用了新的材料，切入的视角也是新的。
先说有关马克思生平的新材料。一九八九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接管了原属东柏林和莫斯科共有的一个人文项目：编纂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的所有文字。该项目不仅收录马恩的成形作品及他们之间的通信，而且他们二人所付诸文字的任何片言只语—哪怕小到随便涂写的一张便笺，他们与亲友及社会交游的一切往来信札，他们在世之日所产生的所有账单、文书、合同等，都在收录之列。实际上，这个项目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就存在了，但它的主管达维德·勒杰赞诺夫没能躲过斯大林肃反的枪口，遂使它在三十年代陷于停顿。一九七五年，它被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接了过去。东欧剧变后，该项目又被联邦德国接管，以简称“MEGA”闻名于世。在“历史的终结”后的后冷战岁月里，这样一个与时势、时事都不甚交关的人文项目能够进行，主要出于那位极富历史感的德国前总理科尔的支持—他本人拥有海德堡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阅读和写作是他的终生嗜好。
二00八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和华尔街海啸的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如暴风雪般突临资本主义世界。伦敦《泰晤士报》的头条刊出了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翻阅《资本论》的照片，配以文字标题：“他回来了！”—这个“他”当然指的是资本主义的老掘墓人卡尔·马克思。纯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能同意“他回来了”这一结论，那个滋养了卢卡奇、葛兰西、马尔库塞、萨特和伊格尔顿的文化传统认为，马克思从未自资本主义世界走远过。二0一0年，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以九十三岁高龄出版了一部新书《怎样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他在《卫报》的访谈中，重新在马克思的已盖之棺上又钉上两颗熠熠发光的新钉子，即马克思的前瞻性—“他在一八四八年对现代世界所做的预言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仍然适用性—“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成为更广阔的社会变动的骨干力量”。
而斯珀伯的马克思传记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否认霍布斯鲍姆、伊格尔顿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津津乐道的马克思的前瞻性。由于得到MEGA所提供的有关马克思父辈、马克思青少年时代和流亡时代的丰富史料，斯珀伯认为他可以从中构建出“一个过去历史时代的人物”（a figure of a past historical epoch）：他的观念必定是落伍的，他的知识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他所理解的现代科学（德语：Wissenschaft），与现代学者所理解和试图构建的他的理解之间必定有出入。这样的一个扎扎实实的落伍者，一个十九世纪的生命存在，他的历史视域非但并不“前瞻”，而且根本就是“后瞻”（backward-looking）的。斯珀伯将这一结论开门见山地告诉读者：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什么步履稳健、眼光长远的历史预测者，他不过将其得自十九世纪的狭窄生活经验投影到了未来。斯珀伯亦不惮于承认，他贯穿始终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去证明马克思的历史落伍性。
在老题目上做研究，必须依赖新颖的素材或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在素材上，斯珀伯已称有MEGA的宝山可恃；在研究方法上，斯珀伯亦找到了两部心仪的范式作品。一部是海柯·奥伯曼所著的《路德传》，另一部是伊恩·克肖的《希特勒传》。奥伯曼极为强调路德的中世纪气质和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指出路德对魔鬼的敬畏是构成其宗教观的主元素。他笔下的路德，其中世纪式的虔诚、畏惧、土气，实远甚于其渎神、反叛、领导气质。克肖则是长于以心理分析来关联那位纳粹独裁者的动机和行为，亦着重刻画当时的社会气质—如维也纳这座希特勒曾经长期客居的城市里所弥漫的反犹主义氛围—对传主性格的塑造。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特质也被着重提及，例如他超常的记忆力、他的行事之诡秘等等。这些写作特色，在斯珀伯对他的传主马克思的处理中，也都一一呈现。
斯珀伯的考证认为，马克思对其父亨利希·马克思敬爱有加，从未如后世某些成见所认为的因亨利希背叛犹太教、改信新教而鄙夷他，更从未鄙夷亨利希由于经营法律业务而形成的干练而世俗的中产阶级气质。相反，马克思在父亲死前，一直舒适地依仗其财富不忧生计地花钱、求学，在波恩大学的第一年甚至过得极为放浪。马克思转学去柏林大学后不久，亨利希死于肺结核，马克思顿失财路，不得不与他那市侩的母亲罕利达争抢家产，从此见识世路的风霜和资产阶级家庭的薄情。马克思家的财产有两重来源：一是亨利希的遗产，由于莱茵河西岸的特里尔仍旧使用由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拿破仑法典，而法典并不承认寡妇的继承权，故马克思认为他有理由得到他那一份长子财产。另外一份是罕利达得自她那富有的荷兰犹太家庭的嫁妆，马克思急于在他母亲生前就提现。但是罕利达只分给马克思一点父方遗产，其余的钱只算是她出借给他、供他读完柏林大学的，至于母方财产，她明确表示在她有生之年他不能染指。马克思的经济焦虑，由于与比他年长四岁的燕妮的过早订婚，以及不得及时毕业、毕业后又谋职不顺、长期婚娶无望的形势而加重了。斯珀伯提醒读者注意如下事实：马克思在十八岁赴波恩上大学前与燕妮订婚，其过程是相当顺利的，并不像后世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遭到举世非议。原因主要在于，燕妮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这对恋人真正面对的，不是所谓世袭男爵小姐与叛教犹太人家长子的社会等级鸿沟，而是两个人都没有钱的问题。更为精明的犹太青年一早认识到这种问题，都会在事业起步之前不承诺婚娶，很多向上爬的男人即使在事业有成之后，仍会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很多而娘家富饶的女继承人结婚，亨利希与罕利达的婚姻就是这种模式。亨利希虽然并非不赞同这青梅竹马的一对，但他以一位从微贱地位爬到中产阶层的成功律师的个人经历不断敲击马克思—无产的年轻人是不能养家的。这些，斯珀伯认为，都给年轻的马克思留下了傷害性的心理烙印。
以經济困境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并非不可，以经济动机来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也有合理之处，但斯珀伯的问题在于，他太急于以十九世纪市民阶级的气息来圈牢马克思了，简直像个手持绳索的猎手。他汲汲于想要证明：马克思并不能自外于他那窄小庸俗的环境及道德规范。他要通过大量的琐碎细节来证明：马克思日后对市民社会、对犹太人金钱观的深刻批判—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论犹太人问题》等著名论文中所展示出的思想—都不外乎是他对自己早年遭遇的一种逆反。
斯珀伯的分析，夹杂着心理学家式的臆断，将偶然事件的作用无限夸大。谈到马克思与其母的不和，他“大胆假设”道，罕利达婚后十一年内怀孕生育九次，马克思作为较早的一个孩子，很可能在幼时就因为母亲生育过密、无暇照料他而与她感情疏远了。谈到马克思毕业时提交的论文不被柏林大学承认、只有转往耶拿大学才拿到博士学位一事，斯珀伯过分强调青年黑格尔派在柏林大学的失势，说是因为赏识马克思的导师爱德华·甘斯早死、布鲁诺·鲍威尔转去了波恩大学所致。谈到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谋职不顺，则又归于鲍威尔自波恩大学被逐，而鲍威尔被逐的前因又被设定在一八四0年，此年亲黑格尔派的普鲁士教育部部长卡尔·阿尔施坦泰因与老国王威廉三世双双去世了，新王威廉四世上台后，普鲁士高校原来的自由风气收紧。斯珀伯给出的人事与世事的发展脉络，若用以诠释哲学家思想的形成，自有其合理之处，然用以诠释人物的命运则不甚妥当。以鲍威尔而论，他自波恩大学被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刻意激怒当局，用意在于要来验看政府是否真的敢于将以无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著称于世的他公然拿下教席，若然，则普鲁士政府的反启蒙立场就会被标识出来了。在那种情形下，鲍威尔的下场其实是他的主观选择，而非一系列客观事件的巧合促成。马克思之成长为马克思，亦不会是一个普通德国青年的读书、恋爱、分财产和求职不顺等一系列人生际遇的集合的后果。斯珀伯未免太过轻看了马克思得自黑格尔哲学的主观精神的作用。
MEGA档案里收录有燕妮婚前与马克思的信件，其中某封约写成于她与马克思在一八四一年的一次私会之后，当时二人已经订婚达五年，绝大部分时间在分离中度过。斯珀伯一方面承认燕妮信中的修辞委婉旖旎，除了表达对未婚夫的爱意外似乎无可指摘，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逐字破解隐语，试图从中解读出二人发生了婚前性关系。这种解读仍然是为了服务于诠释马克思的经济焦虑—马克思与燕妮发生了婚前性关系而不能娶她，肯定会越发感到找份稳定职业的迫切—从而去终极地诠释，马克思对“经济”的敏感，以及他对市民阶级道德的深刻反感，都是因为他早年当娶不起老婆的穷小子当得太久了。
斯珀伯在对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一系列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常将某人写出了某作品归因于其个人际遇，有时，他亦会走到这个思路的反面，将某作品问世之淹蹇归因于作者际遇之淹蹇，从而反向证明他的逻辑。斯珀伯认为，一八0六年黑格尔未能如期完成《精神现象学》，原因在于与女房东的偷情导致对方怀孕、私生子将要出生给他带来了焦头烂额的压力。然而这样一位稔熟黑格尔八卦的历史学者，居然在对比黑格尔和康德时将二者的共同点总结为“这两位德国唯心主义的伟大人物都终生未婚，他们都似与那超凡的哲学世界结了婚”。且不说将“终生未婚”说成是取得哲学成就的一个条件是否合理，斯珀伯对黑格尔后来的婚姻状态并没有基本的了解。一八一一年，黑格尔与纽伦堡世家的一位贵族小姐玛丽·冯·图赫尔结婚，对方比他小二十多岁。他们婚姻和睦，也育有子女。黑格尔的妻子对他的后半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斯珀伯写马克思夫妇的伦敦家庭生活，大段内容涉及他们与欧洲一般中产阶级无异的“富养女”做派：他们送女儿们上精英学校，学习多种语言、体操和钢琴，安排她们参加舞会，务使她们在婚姻选择的起点上不输于同龄的中产阶级闺秀。斯珀伯举出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解释他为何不能稍减家庭开销的信，“一种纯粹的无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如果只是我与我妻子的话，或者如果我的女儿们都是男孩儿的话，是可以接受的”，来证明马克思的儿女情长；他坚持他的家庭得有个女佣，这又说明他很在乎他的生活小环境的舒适度。斯珀伯意味深长地提起：马克思虽不失为慈父和深情的丈夫，但同时也是使他家唯一女佣怀孕的偷情者，是私生子的父亲，是让恩格斯为之背黑锅的朋友。在社会生活上，斯珀伯亦从交友、女性观、对男性性能力的自豪感等方面穷举多例，证明马克思亦不过泯然众人矣。
斯珀伯笔下的青年马克思，对金钱斤斤计较，不停地为孔方兄而苦恼，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所批评的金钱对犹太人的异化形象。意思在言外：马克思提出“钱”是犹太人的货币拜物教，而斯珀伯正要以马克思原生家庭的琐碎掌故—琐碎到连罕利达的嫁妆里包含多少条亚麻餐巾都记叙无误—来证明，尽管亨利希·马克思和卡尔·马克思父子两代已经脱离了犹太教，但他们仍然全身心地、从每一个毛孔中崇拜着犹太人的圣牛—金钱。斯珀伯强调中年马克思家庭生活的浓厚布尔乔亚气息，嘲笑马克思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忠诚，是为了显示他的传主并没有超越那礼教重重而人心虚伪的维多利亚时代。
马克思终生都生活在经济困窘中，但他没有成为穿长衫饮酒的孔乙己，而是成了令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震颤发抖、令其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惕息反思、令今日的资本主义体系一经风雨仍会拜倒在其脚下的伟大人物。斯珀伯的著作，未能从逻辑上严密阐明为何马克思琐碎的物质和家庭生活必然会注定他不过为十九世纪的一个庸常人物。书中所引用的MEGA资料，比之我们过去所知的马克思生平，也实在没有什么石破天惊之处。试想一下，若有机会近观任何一位伟人的具体物质生活，查看他的账单、便笺与私信，我们恐怕都能得出“真实的伟人”与“历史上的伟人”两者不吻合的印象。但马克思的伟大，既由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皇皇巨著及其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所建立，并不会被账单、便笺与私信的细节所推翻。斯珀伯重描他的传主生平脉络中近于八卦的部分，并且多处加以大胆的心理分析，他那种往下看及无节制弗洛伊德式的著史取法，终会注定这一史传格调不高，不会成为一部名山之作。
（ 《卡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乔纳森·斯珀伯著，邓峰译，中信出版社）
作者：刘晓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