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促使经济腾飞:分享为什么经济?

分享为什么经济

满大街的自行车,忽然都变黄了。

共享单车似乎不需要谁喊口号、谁动员,一夜间自己就火了。

分享原来属于道德情操的范围。不过现在人们搞分享经济,明明是冲着致富去的。

道德情操和国民财富这两件事,单独来看都不奇怪。怪就怪在,分享经济要求通过道德情操,去实现国民财富。相当于把斯密主张利他的《道德情操论》和主张利己的《国富论》,合并成一本书。

分享经济,把互联网中一个核心的谜,从理论上放大了:免费与赚钱、利他与利己明明是反的,为什么能够实现互补?

我认为,分享为什么经济这个问题的答案,要通过综合各派经济学理论,从新垄断竞争这个角度加以解释。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肯进“君子国”?

二0一六年六月八日,苹果公司公布了对应用商店的重大调整。开发者可以参与新的营收分成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用户通过应用订购服务,那么开发者将获得更多收入。这一比例不再是以往的70%。如果用户选择订购全年服务,那么开发者获得的收入比例将上升至85%。

这好像《镜花缘》里“君子国”中的一幕:

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如果是《鏡花缘》也就罢了,但上述新闻是真实的事情。相当于资本家与劳动者讨价还价说,我把70%的利让你,我只得30%;等劳动者答应后,资本家仔细一想,咦,不对,30%我多得了,我应只得15%,让你得85%。

互联网变了什么戏法,让资本家进了 “君子国”? 原来,分享经济构建出一种“好人好报”的利益机制。“好人”是指把资源分享给别人的人。经济学认为这会造成外部性,让别人搭便车。而分享经济却设计出“好报”的回路,买卖上不求回报,但在租借使用上产生回报。比如,想骑自行车,不需要买卖,可以租借。

对于社会来说,可能出现的是里夫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预言:“到二0五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存在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意思是还没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反倒把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了。

我们过去从小考试时就让背,人类到了某个高级发展阶段,共享就忽然实现了。共享在低级阶段时不可行,为什么到了高级阶段,就忽然变得可行?原来其中是有门道的。

分享经济在商业逻辑上的暗道机关

我们首先要将分享的对象,区分为商品和资本。

现有分享经济流行读物,谈的只是分享商品(如车、房之类),而分享经济真正对经济学造成冲击的,是分享资本。

分享,好像用复印机拷贝。好比你们家允许开办一个美联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你是印M1,还是印M2呢?我把印M1的叫小毛贼,把印M2的叫四十大盗,又称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的本质与苹果一样,都是在用复印M2的方式搞分享经济,把公司办成了美联储。阿里巴巴平台和苹果商店平台基础业务都不收费,印出的M2,像学雷锋那样白送给天下;靠收租,从M2(平台价值)中生出的M1(增值服务价值)中赢利。

验算一下:对阿里巴巴来说,资本是商铺、柜台(经济学中叫生产资料)。商铺、柜台可以不可以复印?实体的当然不可以,但虚拟的当然就可以。国家禁止印钞票,但没有禁止复印与M2等值的商铺和柜台。马云一家伙印了上千万套生产资料,用孙悟空技术(即拷贝汗毛“技术”,当代改称信息技术),像吹汗毛一样造出了无数的资本分身(官话叫“新动能”),然后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把这些复印出来的生产资料,一个网商免费送一套,省得他们经商重置实体店铺和柜台,进行重资产投入。

阿里巴巴白送生产资料这种学雷锋做好事的行为不是做慈善。他的目的是赚钱,通过向网商收租子赚钱。好比,复印来的土地白送,但如果种出庄稼,按使用效果来交租分成(技术上叫云服务,如SaaS,即产品不要钱,按服务、使用收费)。租子是怎么收回来的呢?是通过增值服务,例如宝贝,你可以白用商铺、柜台,但要想提高将客流转化为买家的转化率,需要交钱购买宝贝服务。用苹果商店模式来验算也一样。只是这里的可复印的资本,从店铺换成了苹果商店平台(PaaS),柜台换成了开发工具(SaaS)。原理是一样的。

分享经济带来足以让标准经济学家精神崩溃的悖论

旧经济学中,资本是不能拷贝的,用威廉姆斯的说法,叫资本专用。资本可以拷贝,就是资本共用。分享经济就是资本共用(不同于共有)。前提假设一变,经济学大乱。

近二十年来,我发现互联网过滤掉细枝末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打免费分享的左灯,走到收费赚钱的右边;打收费赚钱的右灯,只能走到免费分享的左边。

谜底就在COPY(非排他性使用)。它使这个世界,个个都成美联储,人人都变孙悟空。

如果这个逻辑能够成立,长久以来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得到这样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让效率最大化,靠提高效率做不到,靠公平一点反而实现了;让公平最大化,靠提高公平做不到,提高一下效率反而实现了。

如果嫌北欧还不够公平,向北美的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欧还北欧;如果嫌北美效率不够高,向北欧方向一调整,结果会比北美还北美。这就是分享经济这种现象真正刺激之处,它让人类脑子长反。它现在能让整个世界变得鸡飞狗跳,就是因为这样干,太刺激了!

小男生、小女生拿上面这套逻辑去赚钱不要紧,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逻辑会逼得经济学家排着队去跳楼。因为现有经济学跟这个道理是相反的。

经济学的新综合

现有经济学照顾了做蛋糕,照顾不了分蛋糕;照顾了分蛋糕,照顾不了做蛋糕。这代表两种相反倾向:分享不经济,经济不分享。前者代表公平优先观点,适合从分蛋糕角度解释北欧模式;后者代表效率优先观点,适合从做蛋糕角度解释北美模式。对分享经济这种相反相成现象,用单一理论难以解释,需要把分蛋糕的经济学与做蛋糕的经济学综合起来。由此思路出发,我提出一种新综合的路径,与专业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交流。

我认为从专业角度,可以采用一种精巧的方法,把势同水火的资源配置理论(斯密学说)与利益相互作用理论(李嘉图學说)综合起来,这个办法就是把资源配置理论当作完全竞争均衡(新古典均衡),把利益相互作用视为垄断竞争均衡(古典均衡)。把它们之间的定性分歧,转化为AC-MC(平均成本减边际成本,定义为租值)这样一个定量差异。这就是我说的经济学的新综合。分享经济分的使用费(租),就在分AC-MC这个东西。

原有理论是:完全竞争经济学认为,完全竞争会导致同质化(单一品种),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MC=MR)时,经济处于零利润状态(企业有会计利润,但总体上相互抵消),经济的均衡点稳定在P=MC,即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垄断竞争经济学认为,垄断竞争是异质的完全竞争,越竞争,品种越从单一向多品种方向发展(表现为个性化、差异化),此时经济的均衡稳定在高于MC的P=AC这一点上,即均衡价格等于平均成本。AC-MC这部分溢价,构成了零利润之上的利润。这就是分享经济中租—即使用费—的价值来源。在分享经济中,AC-MC这部分租值,是从增值业务(APP)中来的。

在均衡水平(即全局水平)上有AC-MC,还是没有,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经济。这与宗庆后们的逻辑正好相反。

将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综合在一起,对应的是分享经济中平台经济的双层经营形式,在基础业务(平台)上,提供成本领先的规模经济;在增值业务(APP)上提供差异化的范围经济。新垄断竞争是不同于传统的新商务形式。新就新在,平台完全垄断,而应用完全竞争,垄断与竞争以“新垄断竞争”方式,由对立变成互补。这是原有的经济学中没有的东西。

新垄断竞争理论将资源配置分配论(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与利益相互作用分配论(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关系分配论)两种相反的分配理论,综合在一起。

以斯密为源头的新古典分配论持一种接近社会物理学的观点,认为理性的人分配利益一定恰到好处,根据物的关系(要素贡献),不多拿一分,不少拿一分。相当于拔河到了中点,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把这称为均衡。其中隐含非现实假定是,社会关系的摩擦力为零,因此讲社会关系与不讲社会关系,在分配上是无差异的。

但以李嘉图为源头的社会关系分配论,相当于认为社会关系不同于物的关系,当物的关系达到中点时,社会关系仍在较力,因此真实的均衡点会有所出入。均衡点不是没有人愿意改变现状,而是参与拔河的利益相关方都拔不动了,谁也没有力量改变现状。

新垄断竞争理论的突破点在于,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分配论都没有发现,他们的理论对应的均衡点应是垄断竞争均衡点(而不是他们误以为的完全竞争均衡点)。这是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深层原因,也是经济学百年难题转型问题疑难的核心。分享经济APP分成,恰好把这个差异点显示出来。

我的新发现是,边际生产力要素论与社会关系论的价值尺度与分配口径,以均衡价格为统一数学标准,相差一个固定的值(AC-MC)。AC-MC原来是用来量化物的关系的差异值(如品牌、专利等现象的价值),现在借用、转用它来表示社会关系的差异(反正都是差异,在数学上没有区别)。这个差值的实质内容,就变成反映利益的异质性。一下就把李嘉图难题和转型难题解决了。

李嘉图学派包括后继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强调社会关系的学派,都没有在数学上意识到,社会关系对于物的关系的偏离,不仅是质变而且是量变,它使经济的均衡点,从P=MC,移向了P=AC。社会关系中的摩擦力越大,利益冲突越大,均衡点就越趋向平均成本(有差异,平均值才有意义)。合约的作用就是对AC—MC代表的租值进行拔河。

将垄断竞争框架中的AC—MC,从做蛋糕中的差异性,“借用”来表述分蛋糕中的利益差异量值,理论的综合就实现了。

把做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与分蛋糕的垄断竞争理论结合起来,本文一开始说的分配上的悖论现象,终于揭开了谜底。

在分享经济中,劳动者之所以可以得到高达70%至85%的分成,是因为新经济系统地造就出高出旧经济均衡的AC—MC租值(零利润之上的利润,中国制造之上的中国创造)。当经济利润由个性化、差异化的劳动(如APP)决定时,劳动者在成本方面,由分享省去了重资产(即固定成本FC)投入负担,出现由平均成本定义的范围经济(基于APP品种的平均成本递减);在利润方面,通过创造性劳动以及对化解风险的贡献,实现了标准经济学中没有的范围报酬递增。在此基础上,劳动者通过两权分离的合约争回主动,获得了对差异租的高分成。而资本的拥有方,分成比例虽低,但由于复制资本带来“无限的租”,收入的绝对值比不分享时更高。这是典型的劳资双赢。不问姓社姓资的混合,反而比单独姓社(劳动者翻身解放)或姓资(资本家唯利是图),追求的最大目标(劳动者追求的财富比例、资本家追求的财富绝对值)更大。这是中国增量改革反映的普世价值。

新旧经济的质,不像宗庆后们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不同”,而是大不同,大大不同。这一点从数学上第一次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至于新技术不新技术,只不过是瓶子,互联网主要是酒不同,而不光是瓶子不同。

从“使用而非拥有”角度重新反思“不问姓社姓资”

我研究分享经济,头脑中一条隐含主线,是思考邓小平所说的“不问姓社姓资”。

换一个角度理解邓小平,从分享经济的核心线索—“使用(access)而非拥有(ownership)”这个核心命题—去想这个邓式命题,实际含有这样的意思:不问拥有上归属于谁,而要问使用上被谁利用。

验算一下:中国的农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土地归国家还是集体拥有),但问谁使用(农民承包使用土地),这是第一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工业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资本归国家、集体还是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工人承包使用制造产品),这是第二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中国的信息革命,不问谁拥有(不问信息归国家、集体、外资私人拥有),但问谁使用(网商与双创人员使用平台虚拟资产),这是第三次浪潮的拥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

不求拥有(姓什么),但求使用(叫什么),邓小平问出了让中国在世界上再立五千年的那个最实在的核。这是邓小平仰望星空,为万世开太平的核心一问。经济学的新综合,实际就是在围绕邓小平这个“天问”,对古往今来的各派经济学,取长补短,最后用新的逻辑回答邓小平的“地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

长期以来,中国人一会儿跟着印度人姓,一会儿跟着德国人姓,一会儿跟着苏联人姓,一会儿跟着美国人姓。邓小平一声断喝:不要问姓社姓资。中国人要知道自己叫什么,而不光是姓什么,才能找到自我。

邓小平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资本可以拷贝(以及让资本可以拷贝的运动,俗称信息革命)。安得广厦千万间?正确答案是:复制,分享给全天下的双创人员,让拥有者与使用者“共欢颜”。这是一条让“共享发展理念”从空想变为现实的路。

分享经济一声礼炮,给我们带来新思路:分享使用资本!

这就是结论。

(《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姜奇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

作者: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