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增长奇迹”
近读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所著《中国革命一九一一：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一书，我不禁惊奇地发现，在我们印象中腐败不堪的晚清同样进行了一场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甚至同样创造了今天耳熟能详的“经济增长奇迹”。
晚清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辱，以洋务运动为标志为目的的系列改革开放措施。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戊戌变法的流产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晚清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结束。
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是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后，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晚清政府所被迫推出的“改革开放再出发”。而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晚清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在布朗看来，不得不归功于“一个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以及非凡手腕的强力统治者”。她就是颇受争议的晚清太后慈禧。她“因势利导，站出来领导改革”，于是才有了布朗接下来所观察到的十年间的“改革开放”带给清朝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巨大变化。
当布朗时隔十年于一九〇九年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不禁“为近十年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惊讶”，甚至“简直被中国突如其来的现代化速度惊呆”。
在布朗的印象中，早期的中国，“最主要的繁华都市到处都活跃着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代理商的身影”。例如，在河北威县教堂附近，“杉木横梁产自美国俄勒冈，玻璃产自比利时，水泥产自英国，钢板和钢筋产自德国”。
如果说早期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洋货的国度”，然而到一九一〇年前后，布朗观察到：“中国人早已不再满足于一律从国外进口现代化产品，他们开始自给自足。”“从净水设备到蒸汽设备，再到发电设备以及各种制造设备，他们都建造了自己的工厂。”
现代铁路事业的发展对于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恐怕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一八七六年由英国人建造的从上海到吴淞总长为十英里的铁路。然而仅仅二十年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有五百六十六英里的在建铁路，还有长达六千英里的铁路计划”，“铁路工程师们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忙着勘察路线”。在美国最大的机车制造厂的厂房中，布朗曾亲眼见证了为中国制造的、拥有十二部蒸汽机提供动力的火车头的组装过程。
一八九〇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解决修筑卢汉（京汉）铁路的用钢之需而筹办了汉阳铁厂。该厂不仅为中国的铁路、桥梁和战舰制造必需的钢铁，并且还对外出售生铁。布朗注意到：“其价格较之美国本土出产的生铁还低许多，以至于它能以低于纽约卡内基钢铁公司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进行倾销。”布朗的观察在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召开的听证会上得到了证实：“伯利恒钢铁公司位于旧金山的钢铁厂，从中国进口生铁，比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自己的工厂海运过来的生铁还要划算。”不仅如此，“中国人正在一步步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石油和采矿公司”。
在尚无铁路、现代电报和报纸普及之前，“清朝国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以其出生地为圆心，他们的活动半径通常不会超过二十英里”。一八九四年爆发甲午战争之时，新闻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速度很慢，“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战争”。中国邮政事业的落后，导致过去传教士必须求助私人信使或旅行者才能收发邮件。
然而，重访中国的布朗观察到，“今天，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正在全国各个地区迅速普及”。到一九〇九年，中国邮局的数量已达到三千九百七十三家。“十几年前，中国的电报服务只限于几个滨海城市，中国的民众对电话这个新事物更是闻所未闻。”“可如今，四万英里的电话线连接着主要的人口聚居区，电话网络覆盖了一百八十一个城市，数百个政府部门配备了电话机。”布朗由此欣喜地看到，中国正“迎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也发生了在布朗看来“变化最快和最明显”的“巨大變化”。“拿北京来说，整齐规划的街道、人行道、下水道，以及其他的代表现代化程度的，诸如有轨电车、电话、电灯，以及身着统一制服的警察等，一应俱全。”不仅是北京，“中国很多其他城市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整洁漂亮的马路不再是通商口岸和租界的专属，这些漂亮的马路在中国的天津、南京、济南、青州以及其他城市都能见到”。
布朗的上述观察可以从一九〇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印证：“我在天津经常可以看到，漂亮的西式建筑，细石子铺就的宽阔道路，用最好的钢铁建造的桥梁，在天津这个城市中，蒸汽推动的压路机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如果不是明确地说出这段话来自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报告，相信很多读者都以为我说的是今天“不是工地，就是被工地包围”的建设中的中国城市。
应该说，晚清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而且还体现在文化教育的巨大进步。中国把西方先进的金属版印刷技术带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木板印刷已被其取代”。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已拥有二百余份报纸，甚至其中一份是在北京出版的《北京女报》”。
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题目都是“关于上古的问题”，“无法选择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人才”。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五年的清朝圣旨废除了科举制这项古老的传统，改试策论，让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写作关于西方科学、政府、法律和种族问题的短文。洋务派大员、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京师大学堂监督张白熙联合上书，建议清廷在各省省会建立大学堂以及配套的预科学堂和中小学堂。
在辛亥革命前后，除了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的两千零一十九所小学、一千一百一十六所私立中学、大学以及师范、医学、技术和工业等专科学校，由清朝政府学部（一九〇五年设立的职能类似于现在教育部的教育管理机构）管理的学堂即有四万二千家。让布朗感慨的是，现代教育已经深入满人贵族子弟之中，在他造访过的北京八旗子弟中学中，“满人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对，没有错，布朗这里说的是他在晚清观察到的十分类似于今天的社会现象。不仅如此，“赫伯特·斯宾塞、约翰·穆勒和许多西方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文学家现在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忠实读者”。
一些胸怀大志的中国年轻人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大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驻外公使、海关总税务司、铁路总工程师等，以至于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塔夫脱在一九〇八年的一个演讲中提到，他访问中国时发现：“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是成为地方督抚，就是成了那些想方设法追求中华帝国振兴的领导精英的秘书或者参谋。”
除了带来上述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城市文明和教育革新等方面明显的变化，晚清的改革开放还极大地推动了包括禁烟、妇女解放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社会变革。
长期以来，抗议鸦片贸易的呼声在清朝一直很高。清政府也为此频繁颁发诏令，但“却很少实施”。按照布朗对此的解读，这是因为“执行诏令的成千上万的官员自己也是瘾君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改革在晚清第二阶段的改革开放中竟然“极为成功，取得了不少让人满意的成果”。一九一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颁布一道诏令要求检查机关调查惩处吉林、河南、山西、黑龙江、福建、广西、云南和新疆的总督及行政长官。“在国家全面打击鸦片输入和种植的时候，官员疏忽管制吸食鸦片的行为或者打击力度不够会被视为犯罪。”布朗注意到，此事“使部分地方官相信，在整个大清帝国内，不能对这些进行鸦片贸易、种植和吸食鸦片的人存在丝毫怜悯”。
看来，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在顺应社会民意和历史发展潮流（鸦片削弱了国家的根基，腐蚀了民族的生命力）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是否愿意“真心面对”，“当中国决心要集中力量做某项改革的时候，只需付出真心便可成功”。
晚清另一项成功的社会变革是妇女解放运动。“现在中国有许多女校开门授课。清政府的学部下令，各地政府严加监督，只有没有裹脚的女子才能进入女子学校上学。”一九〇六年，清廷正式颁布法令，要求父母不要再给女儿裹脚。布朗在书中引述香港报纸的一则评论说：“二十年前，即便最乐观的革命者也无法预见，现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没有比妇女解放来得更迅猛，取得的成就更加鼓舞人心了。”布朗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形容妇女解放运动带给中国妇女行为的变化：在一九一二年，中国女权主义者甚至冲进南京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砸碎了参议院大厦的所有玻璃，“闹了个天翻地覆”。布朗对此评论说，“以前，这种事情，只有在伦敦这样的城市才会不时出现”。
然而，同样是算不上文明行为的“蓄辫”则由于清政府的一力反对，成为晚清一项失败的社会变革。“很多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嘲笑逐渐变得敏感，慢慢认为留辫子是不卫生和不文明的行为。”一九〇九年，一些官员冒险给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上奏此事，但载沣拒绝了这个提议。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蓄辫作为旧的风俗习惯才被废除。
对于裹脚和蓄辫的变革结果差异，布朗给出的解释是：“长期以来，蓄辫都是满人的象征。”而“满族妇女并不裹脚，这个风俗也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支持”。清政府在这里事实上暴露了在选择改革目标和对象时，并非单纯依据是否符合社会民意，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而是按与自身集团利益得失紧密联系的选择倾向来。布朗不无遗憾地评价说：“如果一个获得民众信任的、诚实高效的政府，能将那些好的法律切实贯彻，那么革命将会彰显出不同的特征。”
在布朗看来，晚清还有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同样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包括刑法实施和司法程序两方面内容的法律制度变革。布朗说：“中国人民被迫推行这项改革不仅是因为新精神的召唤，更是因为这个国家耻辱的现实，因为其他国家都认为中国的法律古老且不完善。”按照布朗的说法，这恰恰“给予西方国家以借口，他们不愿意将公民交给中国法庭审判”，而是“坚持要求给予治外法权”。这意味着，一个中国人若在美国犯法要由美国法庭来审判和惩罚，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犯法就只能由美国的法院审判。治外法权由此被认为是晚清签订的中外条约不平等的证据之一。
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朝皇帝回应了伍廷芳领导的委员会发出的呼吁，颁发诏令对刑法进行修改，废除了凌迟、枭首及戮尸三种刑法。第二天，朝廷又颁布另一条法令，禁止刑讯逼供，要求对被控犯罪的嫌疑人先进行调查。
如果说，禁烟运动和妇女解放两项社会变革的成功主要来自改革开放精神下中国社会民众的呼吁，那么，法律制度的变革很大程度是因应外部的变革压力。
在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饥馑遍地，外有列强环伺，试图“豆剖瓜分”中国的情况下，晚清是如何实现在今天看来都令人瞩目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成就的呢？用布朗的话说就是：“让中国接触世界，同时让世界接触中国，就能带来天翻地覆的经济大变革。”对于“中国和中国民众的深远影响恐怕无法用语言来完全表述”的现代铁路事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布朗平靜地说，“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有先例”，“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给美国的西部平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飞速发展”。
然而，面对“几千年未有之大的变局”，显然不是晚清最后十年推出的有限的改革开放举措就可以应对的。那么，中国社会民众，甚至西方文明国家所期待的中国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为什么没有在晚清通过“改革开放”如期实现呢？布朗在书中同样提出了自己一些闪烁真知灼见的思考。
在布朗看来，一方面，以义和团运动为标志的民粹主义兴起使晚清对外开放政策被迫中断，后继乏力。“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种族偏见和四海一家的思想，封建迷信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在多数地方发生的对传教士进行杀戮和洗劫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对传教士有深入了解的普通百姓，而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乌合之众，游荡在村落中的流氓。”而“在保定府和山西省，这些人受当地狂热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直接指挥”。
另一方面，由于晚清政府对内自欺欺人式的改革举措，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布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改革法案有多少出自真心实意，很难说清”，“充满美丽说辞的文本其实只是清朝政府的权宜之计”，“它通过赞成改革的姿态来安抚改革派，削弱反对的声音。但是，大部分的改革措施从未实施，清朝政府的官员们也从来没想过要真正实施”。
布朗对相关改革政策措施进一步评论道：“一些政策的确‘来得太迟’，因为腐朽的满族勋贵小圈子所实施的政策已没有人再相信。腐败、反动和低效的统治阶层已不能满足中国新精神的需要。这个集团除了个别人以外，已经承认了任何事情都是被迫行之，要不是出于恐惧，他们一步都不想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六日，载沣迫于恶劣的局势辞职。
布朗围绕晚清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观察又能给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实践带来怎样的思考和启发呢？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曾长期出现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被一些学者总结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中国制度元素由此成为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立论基础。然而，从布朗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社会观察中，却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奇迹”不仅从横向看曾经在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现过，从纵向看，在一百多年前被普遍认为腐败不堪的晚清也曾出现过。经济增长奇迹因而是（具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国家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理念的自然的产物。
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晚清的经济增长，还是从一九七八年至今我国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我们看到，只有切实推进顺应社会民意和历史发展潮流的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实现。这也许是跳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和布朗基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观察，我们所能得到的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更一般的经验。
（《中国革命一九一一：一位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像》，阿瑟·贾德森·布朗著，季我努译，重庆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
作者：郑志刚
来源：《读书》2019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