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安风险地图
中国差不多每10人里就有1人持因私护照，每年有上亿人次出境旅游、访学、经商或务工，早已是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遗憾的是，尽管各个层面都有安全提示，但普通人对不同国家安全系数的认知不够精准，且容易受热点事件的影响，看不到完整的真相，甚至产生严重的认知偏差。
基于权威机构常年统计的谋杀率、犯罪率等数据，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治安水平在全世界处于前列，基本与接纳了上百万难民的德国持平，而好过瑞典、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2017上半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10大目的地国家里，只有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治安好过中国。这意味着你如果去其他东南亚国家，或是美国、澳大利亚，都要分外小心了。
承平日久，中国人可能难以想象那些犯罪高发国家的情形。但你要知道，即便是被认为强奸案高发的印度，谋杀率也不到另两个金砖国家——巴西和南非的1/10。而全球杀人案比例最高的城市，是正陷入宪制混乱的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其谋杀率又是巴西平均水平的5倍多。
在不会撒谎的数据面前，种族、宗教、移民因素对一国治安的负面影响，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诚然，德国外来移民的杀人率是本土居民的3倍，法国70%的囚犯是穆斯林，但德、法都是相对安全的国家；近年来德国外来移民增加的犯案数，几乎都被本土居民下降的犯案数给抵消了。而有色人种占比高达62%的加州，作为美国最“多元”的地区，目前谋杀率已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如果说治安差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那么治安好的国家的相似点，可能就是国家的管制能力强，公共安全服务到位。而边界利于管制，警民比高，民间枪支少，监控设备全等因素，也各有微妙影响。
很难想象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杀人案比例最高的国家。而文化、历史与欧洲差异大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治安状况能与欧洲相当，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国家能力”。
“没想到德国也有魔鬼”，中国留学生李洋洁的父母，带着巨大的悲痛发出这样的疑惑。2016年5月11日，李洋洁遭一名德国男子严重暴力性侵致死。2017年8月4日此案一审宣判，该男子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8月8日，在日本遇害的中国姐妹陈宝兰和陈宝珍，葬礼在日本横滨市举行，目前案件还处于审理过程中。2017年6月初，中国女学生章莹颖在美国失踪，尽管涉嫌绑架的美国男子已被逮捕，但章莹颖依然下落不明。
这些案件都发生在治安相对较好的国家。德国和日本每年发生杀人案的比例，分别是0.8/10万（备注：每10万人中有0.8人被杀）和0.3/10万，位居全球最低国家之列。美国的杀人案比例（4.7/10万），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2/10万）。
诚然，对于受害者来说，再低的概率也意味着百分之百。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安全天堂”。
对于经常出国的同胞而言，且不说“富贵险中求”，其实只要掌握规律，趋利避害并不难。比如去美国，避开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在纽约、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则要远离拉美裔和黑人聚居区；去非洲，尽量“入乡随俗”、“入乡问俗”，同时提防针对外国人聚集场所的袭击。
随着中国人走出国门数量增加，从宏观上了解全球治安风险状况，对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多有帮助。
国际上通常把杀人案比例作为衡量治安风险的关键指标，因为与抢劫等其他暴力犯罪相比，此类案件是最有可能被记录在案的，最有利于国家间的横向比较。
2017年7月28日，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下令，调集8500名军人进驻里约热内卢维护治安。动用军队打击犯罪并不多见，但在巴西却比较常见。仅此一点，就可以窥见巴西的整体治安状况如何。墨西哥智库2017年初发布报告称，全球最暴力的50个城市，19个位于巴西。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巴西每年发生约5万起杀人案，比例高达25.2/10万。
具体到城市而言，巴西还不是最暴力的。根据墨西哥智库上述报告，杀人案比例排名前10的城市，巴西这一比例最高的纳塔尔市，仅排名第10位。这10个城市绝大多数位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洪都拉斯，杀人案比例都在70/10万以上，最高的为130/10万（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全球50个最危险的城市，43个位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这个地区人口在世界占比8%，但每年却有33%的杀人案发生在这里，属于典型的危险地带。
但在拉美地区，危险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整个美洲杀人案比例为16.3/10万，其中有5个国家在全球平均水平（6.2/10万）以下，分别是加拿大（1.6/10万）、智利（3.1/10万）、古巴（4.2%）、美国（4.7/10万）和苏里南（6.1/10万）。
非洲是继美洲之后另一个高危地区，每年杀人案比例高达12.5/10万。整个非洲大陆比例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斯威士兰（33.8/10万）、南非（31.0/10万）和卢旺达（23.1/10万）。不过，非洲也有“安全绿洲”，比如马拉维（1.8/10万）、突尼斯（2.2/10万）和摩洛哥（2.2/10万）等国。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杀人案比例最高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上榜世界50个最危险城市的西方国家。上榜的4个城市圣刘易斯（60.4/10万）、巴尔的摩（51.1/10万）、新奥尔良（45.2/10万）和底特律（44.6/10万），杀人案比例都远在美洲平均水平以上。当然，美国大多数城市尤其是主要大城市，杀人案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杀人案比例较低的地区是欧洲（3.0/10万）、亚洲（2.9/10万）和大洋洲（3.0/10万）。其中，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以及北欧国家，比例都位于1/10万甚至以下。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杀人案比例也长期处在1/10万上下。
全球范围内，包括杀人案在内的暴力犯罪，绝大多数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也因此成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热门切入点。暴力犯罪率最高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城市化率高达80%。其中，委内瑞拉、巴西分别有93%和9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还高。英国学者凯洛琳·莫泽有个观点，城市本身就内置了“冲突基因”，因为它把大量利益可能具有冲突性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区域内。
“利益-空间冲突性”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对犯罪率高企的委内瑞拉、巴西很有解释力。但根据联合国2016年公布的数据，世界上人口在千万以上的30个超大型城市，没有一个出现在上述50个全球最危险的城市中。而且，同属拉美国家的智利，城市化率高达89%，但杀人案比例却与欧洲接近。
巴西智库IgarapéInstitute负责人罗伯特·穆加，从城市化速度的角度分析犯罪现象。根据他的研究，城市化速度年均达到3%，社会就进入瓦解、重构阶段。年均增速达到或超过4%，就进入了犯罪率攀升的危险阶段。而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和洪都拉斯，城市化速度都超过了这一警戒线。他的这一解释也适用于犯罪率低的欧洲和亚洲。欧洲发达国家，用了近百年才走完城市化过程。用30年就完成城市化的韩国，年均增速也不到2%。
与城市化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拉美5.88亿城市人口中，有1.11亿人居住在贫民窟。联合开发计划署2015年的报告称，全世界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15个国家中，有11个在拉美。贫富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已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犯罪率的高低不仅在地域上有差异，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文化、种族群体中也有不同的分布。
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移民，长期以来犯罪率都比本土白人高。德国警方201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占德国人口比例不到10%，但却制造了30%的杀人案，18%的强奸案。2015年，法国监狱里关押的6.7万名罪犯，70%是穆斯林。有学者认为，除了政策、制度上历史惯性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冲突性，也是催生犯罪动机的重要原因。
不过，关于犯罪率高低的诸多理论性解释，要么只适用于某个地区的现象，要么仅能解释某个时段的差异。比如，关于“文化冲突论”，美国加州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1980年至2017年，加州人口中有色人种占比从33%增加到62%，同期美国人口中有色人种占比从20%增加到38%。也就是说，加州是美国最“多元”的地区。但1980年至2015年，加州暴力犯罪率下降了52%，降幅在所有州中最大。而且，目前加州杀人案比例已在美国平均水平以下。
暴力犯罪率在全球的差异性分布有着复杂的成因，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治安状况普遍较好。不过，犯罪率的下降、治安状况的改善，绝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如果把犯罪率问题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分析，则更能说明问题。根据相关研究，欧洲在13世纪至16世纪，杀人案比例普遍在20/10万以上。但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这一比例开始下降，19世纪初已降至2/10万左右，并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
引领这波犯罪率下降趋势的，正是最早进入近代化的英国、荷兰等西欧国家。而进入近代化相对较晚的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初和中叶，杀人案比例才降至2/10万以下。知名社会学家诺博特·埃利亚斯，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现象的研究，写就了《文明的进程》一书。他的主要观点是，法院等国家机构约束了人们的暴力行为；国家机制还未穿透的区域，暴力行为更甚；长远来看，暴力现象将逐步下降。
从埃利亚斯的观点可以看出，他把国家力量的形成和强化，视为犯罪率下降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国家通过创建一系列制度、机构，对暴力形成了“垄断”。比如，个人之间的纷争，在制度上不能再靠个人决斗来解决。另一方面，日臻完善、复杂的国家制度，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有利于抑制暴力行为的冲动。从西欧的历史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家机器的健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本质上是国家机构、治理能力的“进化”。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历史路径与它们的前宗主国完全不同，但杀人案比例却紧随其后也达到“欧洲水平”。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移植了欧洲的模式，遵循了进化的逻辑。文化、历史与欧洲差异更大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治安状况能与欧洲相当，很大程度上也可归因于“国家能力”。反观拉美、非洲那些“脆弱城市”，基本上都诞生在“脆弱国家”。以此来看，目前的全球治安风险地图，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李哲安荐自《南风窗》）
责编：Ester
作者：谢奕秋雷墨
来源：《今日文摘》2018年第04期
